李渊出生在隋王朝一个贵族的家庭里，他的祖父是西魏和北周最高军官八柱国之一，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他的父亲也是北周时的柱国大将军。李渊的母亲则与北周明帝皇后是亲姐妹。李渊幼年失去父亲，7岁便继承了唐国公的爵位。隋朝取代北周之后，15岁的李渊被任命为隋文帝的贴身侍卫，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显赫的家族背景为李渊后来建立唐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揭秘大唐开国皇帝李渊
李渊是大唐帝国的开国皇帝，但是对这个耸立于世界近三百年的庞大帝国的开创者，后世的一些史学家的评论却并不怎么样，大唐帝国建立的文治武功，所展现出来的华丽辉煌，以及开创的一代雄风，似乎都与他不相干。
很多人形容李渊是“一个平庸之君和一个勉为其难的政务家”，“一个很喜欢畋猎游乐，而不屑做令人厌烦的日常行政工作的人”。史学家范文澜论断：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
昏庸无能之辈的最大特征是浑浑噩噩，满足现状，不思进取，没有什么野心，自然也不会有太高的建树。据这些史学家看来，李渊在隋文帝和炀帝时期，已经位极人臣，这样一个平庸的人，是不会放弃既得的荣华富贵，冒着被灭族的高风险去造反，去争夺皇位，改朝换代的。那么谁才是唐帝国真正的创建者呢？
很多人认为，应该是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这一位才是具有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才能的大唐开国领袖。
李世民具有“跨灶之能”，越过其父被认为是真正的创业者，这种观点来源于初唐时期房玄龄等人编撰的《国史》、《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以及后来的新、旧《唐书》。
按照这些所谓正史的说法，公元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时，李世民（时年十九岁）就开始策划反叛大计，“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李渊起初听到这种想法时并不赞同，但是，李世民赂嘱李渊的好友晋阳宫副监裴寂，把炀帝留在晋阳的宫嫔招来陪侍李渊，而没有向李渊告知她们的身份，李渊在酒醉后与宫嫔们发生了男女之事。事毕，裴寂告诉他刚才几位女子的真实身份，李渊当场就被吓醒，冷汗淋漓。宫嫔是皇帝的禁脔，玷污宫闱，历来都是死罪，不仅自身将被诛，而且祸及满门，李渊这一惊，惊得委实不轻。
史书上说，此时“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裴寂所告的大事正是李世民策划的谋叛大计，李渊听了长叹徘徊，踌躇不决。裴寂此时又说：“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李渊见自己已没有了退路，这才同意了儿子的计划，背水一战，起兵举事。
这明显是一个圈套，李世民和裴寂做好了套子，诱迫李渊往里钻。不过仔细想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兴唐代隋的革命，起因竟然如此简单，如此的轻浮，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历史的发展进程可能由一些偶然事件引发，但为什么引发？肯定还存在着必然的基础。一个堂堂的朝廷重臣，竟然如木偶一般，受十九岁的儿子和他手下一些人的摆布，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们走上了谋反之路，这很难令人相信。
这段史料与其他史料，尤其是过去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与李渊同时代人温大雅着）有着出入。
温大雅此人自幼饱读经史，以学识渊博、品行高尚而着称。他曾仕隋为东宫学士、长安尉。后以父病行孝为名辞职返家，侍奉父侧。隋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为太原留守，兵镇晋阳，温大雅为留守府记室参军。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氏起兵太原，南下灭隋，温大雅即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门掌管义军的文书起草等机要工作。
三卷李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温大雅遗于后世的主要着作。这部史籍主要记述了李渊太原起兵至正式登基称帝将近一年中的史事，成书于唐武德年间。尽管有人认为，《大唐创业起居注》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如完全以李渊为中心，其他人的记载十分贫乏，编撰比较混乱，时间先后不统一。但是由于温大雅掌管唐军机要，还为李渊起草过许多机密文书，他的记录，多为自己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应该是比较翔实可信的。
温大雅笔下的李渊是一位坚毅果敢的领袖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当年才十几岁的李世民不仅在起事过程中只起到次要作用，他在王朝建立中的贡献也不如他的父亲，甚至还不如他的长兄即后来的太子李建成。
《起居注》说，李渊早已有建唐代隋的图谋。在接受唐国公封爵后的第二年，李渊又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他认为他的封爵和职务的巧合是天降吉祥。传说上古圣君尧曾在唐地（即太原等地）居住过，历史上称为唐尧，太原又被称为陶唐。不过唐虽然是李渊作为国公的封地，国公爵位却并无统治领土的实权。他当上了太原府留守之后，封爵和实权才结合在了一起。李渊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起居注》还提到当时晋阳一带纷传民谣《桃李子歌》，传说下一个中国皇帝将姓李的预言，而“桃”作陶，意思是陶唐之地将出天子，李渊果断地表示：“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
李渊命令次子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在太原“密招豪友”，在十天之内招募了数千人。这些招来的兵马驻扎何处？李渊下令驻于晋阳郊外的兴国寺，“勤王之师，不谋而至，此其兴国者焉，宜于此寺安处”。
李渊还传谕给在山西南部任职的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于河东潜结英俊”，令他们就地扩募军队。李建成和李元吉为什么不留在太原，而在山西南部任职？这是不是李渊的特意安排，以形成所谓羽翼之势？这一点，因没有掌握更多的史料，后人不便妄加猜测。
同时李渊又果断地清洗了他身边的不可靠分子。在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时，隋炀帝给李渊指派了两个副手王威和高君雅，名为协助，实际上是监视。为防止这两个人对他的行动起疑而向隋帝报告，李渊给王威和高君雅安上了罪名，说他们在突厥人攻略太原时充当内奸，借机处死了他们。
可见李渊早有准备，所谓他因犯下了“玷污宫闱”之罪才仓促起兵之说，很难站得住脚。如果李渊真有此事，也可以理解为这仅是导火索而已，干柴早已堆满，导火索一点，顷刻就能燃起熊熊大火。
除了《起居注》，其实《旧唐书》等史书中也有李渊是太原起事中首谋的零星记载。《旧唐书·宇文士及传》中说，早在晋阳起兵前四五年，李渊就与宇文士及“尝夜中密论时事”，武德二年（619年），宇文士及降唐，李渊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这话说得很清楚，我李渊早有大志，岂是汝辈所能控制、摆布的？李渊与宇文士及密论天下事时，李世民才十三四岁，还是一个毛孩子。就算李世民是一个天才，小小年纪，就能筹划争夺皇位、改朝换代这样重大的反叛大计吗？
太原起事前，李渊还有后顾之忧，在进军中原前他必须提防突厥人的进攻。
突厥原先是铁勒部族的一支，起源地在叶尼塞河上游，是以狼为图腾的一个部落。公元54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领部众，打败兼并了铁勒各部，开始发展壮大起来。他们一方面与压迫他们的柔然断绝关系，另一方面向西魏求婚。公元551年，西魏把长乐公主嫁给土门。公元552年，土门发兵大败柔然。土门遂以漠北为中心，建立起突厥政权——突厥汗国，自称“伊利可汗”。
伊利可汗死后，木杆可汗即位。突厥灭柔然，东走契丹及奚，北并契骨，势力日渐强盛。突厥政权辖境辽阔，东自辽水，西至里海，南达阿姆河，北抵贝加尔湖。汗庭设在于都斤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
突厥后来分为东西二部。东突厥接受隋朝统辖，部分突厥人南迁到漠南一带。
603年，西突厥达头可汗在内乱中流亡今中国青海，不知所终，西突厥走向分解。
隋末唐初，中原纷乱，东突厥又逐渐强大起来。当时中国西北部的一些起事者都向突厥称臣，以取得突厥人的支持。东突厥的始毕可汗则分别给他们封以皇帝或可汗的称号，并且提供士卒、武器和马匹。
李渊在率军东进以前，写了一封用字谦卑的信给始毕可汗，称起兵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想恢复国家的秩序，并将重修汉人和突厥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还派出刘文静与可汗达成了协议，即如果可汗赞助唐兵义举，可取得全部为唐战斗的战利品。但是，当始毕可汗要求李渊不必效忠炀帝而应自己称帝时，李渊却予以谢绝。相反他告知可汗，准备拥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
李渊此举十分高明，一方面取得了突厥人的支持，双方建立了某种友好关系，在他离开太原的前夕，始毕可汗“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又献马千匹”；另一方面向天下宣告，他的起事是维护隋室，维持天下安宁，而无个人野心。
李渊这样做确实蒙蔽了一些人，另一位义军领袖李密给他写信，要求二李结成同盟，共同对隋廷作战。李密出身北方贵族，早年为越公、太师杨素的门生，曾参加了杨素之子杨玄感的叛乱，战败以后逃走。后来他成了在洛阳周围地区的各路义军联盟的领袖，此时已经控制了河南的大部和河北的南部地区。李密的信显然是一种试探，想弄清楚李渊起兵的目的，以及李渊对自己的态度。
李渊不是傻瓜，当然明白李密的用心。当时李密的势力明显大于李渊，如果李密知道李渊的真实企图，将成为李渊的死敌，最后鹿死谁手，很难预料。为了使李密对自己深信不疑，李渊回了一封信，说他只是隋朝的臣民，之所以起兵只是为了重新建立秩序，矢口否认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他在信中用讨好的口气，竭力吹捧恭维李密，还假意劝李密自己取得天下，他说：“天生蒸民，必有司牧：
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冀早膺图箓，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足容矣。”把李氏当天子之谶推给李密，以骄其志，自称只图“复封于唐”。
李密在当时各路义军领袖中以机敏能干而着称，但他也会被这番谀词所迷惑，可见世上拍马奉承的作用力有多大。看了信，李密不免有些飘飘然，遂全力注意东都洛阳，结果树大招风，隋炀帝认为符谶应在李密身上，调动精锐兵力对付李密，而不及西顾李渊。
由此唐军抓住机会，势如破竹，渡过黄河，隋军或降或散，李渊大军很快进入京畿地区。此时李渊的女儿（柴绍之妻，后为平阳公主）和他从弟李神通率领的一支大军也迅速赶到，在京师与他会合，联合起来的唐军号称有二十余万，将都城团团包围。公元617年阴历十一月初九，李渊长子李建成麾下雷永吉等人首先攻破城墙，守城兵士四散而逃，唐军浩浩荡荡进入了城内。李渊严令保护隋朝皇室和大臣们的安全，然后将炀帝年幼的孙子杨侑立为傀儡皇帝（史称隋恭帝），将早已逃往江都的隋炀帝遥尊为“太上皇”。
明末大史学家王夫之认为李渊“处至危之地，视天下之分崩，有可乘之机，以远祸而徼福”的策略是高明的，“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不贪天方动之几，不乘人妄动之气”。
李渊一直以匡护隋室，恢复天下安宁为旗帜，这样做，就是为了人心思定，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同时也能尽量避免朝野上下对他的注意，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前进中的阻力。
一直到群雄并起，隋王室将不复存在，李渊这才“名正言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王夫之《读通鉴论》）。
以我看来，王夫之的评论比较到位，与正史相比，更符合实际一点。
第二年，李渊又对东都洛阳大举进攻。洛阳迅即被攻占，李渊见天下基本已定，随即以幼帝禅位的名义，自己登极做了皇帝，改年号为武德，京师大兴城复名为长安，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元吉被封为齐王。
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唐王朝，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大唐帝国由此建立。
看来，真正的李渊，绝非碌碌之辈，而是一个善于用计的谋略家，是大智若愚的领导者。他深知“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道理；羽翼未丰就四处张扬，过早地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并不是一件好事。在隋末的大变局，四处是敌的险境之中，李渊选择以道家的韬晦之术来掩饰他的强烈企图。因此他表面上纵情酒色、胆怯无为，给世人留下了胸无大志的形象；然而看似不动声色，其实早有准备，他曾经对儿子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
李渊的想法是欲举大事，须筹措周密。按照现代人的说法，除了制定战略方针路线外，还必须注重执行过程中的细节完美。王夫之认为：“唐之取天下，迟回以起，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而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高祖意念之深，诚不可及也。”
李渊在举事之前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并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观望、犹豫和退让，而是积极地做好准备，以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李世民不解他的苦心，急切地要把他逼到火山口上，当他发现已经没有了退路时，便顺水推舟，按照自己的步骤，一步一步平定天下。
隋末，天下豪杰并起，群雄逐鹿，实力和才干比李渊强者不乏其人，但李渊在处理大事上的从容沉稳，远远超过当时拉出旗帜，与他争夺皇帝宝座的那些对手。他最终能扫平群雄，取得改朝换代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易经》乾卦中有“潜龙勿用”“或跃在渊”的说法，就是指成大事者首先要保护自己，“建德修业”，暗中筹划，然后待时而动。龙潜藏于水中，看似无声无息，一旦出海，必将一飞冲天，气吞万象。李渊的名字也很有意思，这个 “渊”字不免让人猜想，可能不是其爹妈所取，而是他举事后自己改的，当然这仅仅只是猜想。
李渊极为尊崇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他起兵的兴国寺，又名兴国玄坛，是一道观。这一方面说明他对道教的崇信，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道士参加了李渊集团的军事斗争，驻扎于兴国玄坛可掩人耳目；而且与突厥的外交合纵活动安排在太原城外的道观，也能避免暴露战略意图。
称帝后，李渊确认老子为其先祖，尊为“太上老君”和“太上玄元皇帝”。
一方面他和老子李耳同姓，有攀认祖先的意思；另一方面，老子的思想也确实对他打天下、治理天下提供了帮助。李渊在山西浮山县羊角山修建了老君庙，取名伏唐观，祠祀老子。全国纷纷响应，修建道观。道教被李唐王朝赋予了“御用宗教”的性质，在建国之初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统一思想、安定人心的作用。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在大唐帝国建立初期推行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应该说道家“无为顺道”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还向全国颁布了“道先佛后”的诏书。
有唐一代，多数帝王都十分尊崇道教，唐朝的绝大部分时间，道教的地位都要高于儒教和佛教，其源就出于李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