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统一打破了不同区域内文化之间的隔离，使不同的文化汇聚到一起，相互得到了交流和融合。正是由于这样的融合，使元朝为世界奉献了一场旷古烁今的文化盛宴。
元曲
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是由诗词发展而来的新诗体，杂剧是一种包括歌唱、音乐、舞蹈和完整故事情节的歌剧。通常所说的元曲，主要是指杂剧。
元杂剧是继汉赋、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戏剧史上的又一枝奇葩。它是综合了初期的歌舞剧、滑稽剧和讲唱文艺两个重要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是中国戏剧正式形成的标志。
我国唐朝时已经有了戏剧的雏形。到了宋、金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的一些城市里已经有许多民间艺人在戏院里进行说唱表演。宋金时期盛行一种“诸宫调”，就是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的演出形式，唱的部分是把多种宫调连缀在一起。元杂剧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元杂剧是一种综合的戏剧艺术，它把歌曲、宾白、舞蹈动作结合在一起，歌曲按一定的宫调和曲牌歌唱，是按规定韵律、富有抒情性的新诗体：宾白包括人物的对白、独白，一般都用当时通俗的口语；动作叫“科”，是角色的动作表情。曲词一般由一个演员（男的称“正末”，女的称“正旦”）演唱，通过它抒发主人公的心情，表现主人公的思想性格，描绘环境，渲染气氛。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靠简短的宾白来勾画面目。元杂剧大部分有四折（或加一楔子）演完一个完整的故事。
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下层知识分子，元朝前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当官的希望，就从事话本、诸宫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因为他们组织创作的专业团体叫“书会”，这些剧作家也就被称为“书会才人”。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生活在城市市民中，作品中充满了生活气息，很受广大市民欢迎。
元杂剧分前后两期。前期从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这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剧作家。当时杂剧的中心在大都，这些作家都是北方人，主要是大都人。14世纪初 以后，戏剧中心南移到杭州，后期的杂剧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他们大部分是南方或寄居于南方的作家。元代后期的杂剧不像前期那样富有现实主义，比较追求曲辞的典雅工巧。据记载，元代一共创作了杂剧五百多本，现在保存下来的有136本。见于记载的剧作家有二百多人，最着名的有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郑光祖等。关、马、郑、白被誉为“元曲四大家”。
白朴是陕州（今山西河曲附近）人。他的作品以爱情喜剧《墙头马上》最着名。它和《西厢记》相似，也是歌颂男女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礼教的。戏中的主人公李千金敢于和她公公作斗争，最后终于和裴少俊重做夫妇。
王实甫是大都人。《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这是一部描写张生和崔莺莺恋爱故事的戏剧。作者歌颂了这一对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主，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斗争精神，无情揭露和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西厢记》是一部对后世文学有很大影响的优秀作品。
郑光祖是元代后期的杂剧作家，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他的代表作是根据唐人传奇《离魂记》改编的《倩女离魂》。剧本通过张倩女灵魂出壳追随王文举进京的浪漫主义情节，突出地表现了在封建压抑下青年妇女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张倩女既有崔莺莺的温柔深情，又有李千金的勇敢坚定，是独具特色的。这个剧本和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一样，都是元代着名的爱情剧。
关汉卿（1220～1300）原籍山西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后流寓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伍仁村。据传说曾任元太医院尹。还有传说他为金遗民。
他毕生致力于戏剧活动，常自编、自导、甚至亲自参加演出，具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他善于从民间汲取生活素材和语言词汇，因此，他的戏剧内容充实，艺术技巧运用娴熟，创作杂剧六十余种，占金、元杂剧现知剧目十分之一强，后人将其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其剧作通过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广泛而又深入地反映出元朝统治下的极端黑暗混乱的历史环境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塑造了众多性格典型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人民特别是妇女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现存杂剧十三种，其中以《窦娥冤》影响最为广泛。
他的《窦娥冤》等剧作在1838年以前就被译为英文传诵。现存的套曲有十余 套，小令五十余首。其剧作对元杂剧和后来的戏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95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他是大都创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玉京书会”里最优秀的元曲作家。由于长期与市民接触，对社会现状很了解，因而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他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而且会下棋、踢球、歌舞、演戏、吹弹、做诗，与艺人往来密切，常常与着名艺人朱帘秀一起粉墨登场。关汉卿共创作了63个杂剧，现在保存完整的只有12个剧本。悲剧《窦娥冤》
是他最出色的代表作。
元杂剧有大量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至少有33部，流传下来的有十部，其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凌强扶弱、除暴安民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素材，描写了李逵主持正义、不怕官府和地痞流氓的英雄本质，又刻画了他粗中有细、知过必改的性格。故事情节曲折，有着自己显着的艺术特色。
散曲又叫“清曲”、“乐府”；包括小令、套曲两种主要形式。它是在金代的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乐曲，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韵文形式，是不同于传统诗词的一种独特的诗歌样式。开始主要流传在北方，故也称北曲。
小令又被称为“叶儿”，原是民间流行的小调。小令是散曲中最早产生的体制，它比套曲更为盛行，作品数量约九倍于套曲。一般地说，小令是单只曲子，句调长短不齐，有一定的腔格，而几乎每句都要押韵。在本调（正字）之外还可以加衬字。在语言的表达上更加活泼生动，小令短小精悍，使用方便，在散曲中居主要地位。
套曲也叫套数，是由两者以上同一宫调的曲子连缀而成的组曲，一般都有尾声，并且全套通押一韵。套曲篇幅较长，适于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既可抒情，亦可叙事。散曲中还有介于小令和套数之间的“带过曲”，通常是三个以下单只曲子的联合，但必须是同一宫调，同押一韵。此外，还有“重头小令”，是由同题、同调，内容相连，首尾句法相同的若干只小令联合而成。每首小令可不同韵，每首可以单独成立。总之，散曲比起传统诗词来，更加灵活多变，对仗形式也比较自由。但它是有严格格律的倚声填词的诗歌形式，所以在某些方面比诗词还有更多的限制。
白朴是这一时期很有才华的散曲作家。他的散曲主要内容是咏唱男欢女爱、 感叹人生无常和描写自然景色。他的作品笔调明朗，色彩鲜明，他的那首《天净沙·秋思》，描写秋天景色，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白朴是金代遗民，又终生不仕于元，所以在他的散曲中还充满着对故国衰亡的感叹。在发泄不满、怨愤和牢骚的同时，不免有些消极悲观的情调。
关汉卿的散曲大部分内容是写离愁别恨、男女恋情。他特别长于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形象鲜明、细致入微。其写景作品也很成功。他的代表作是《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可以看作是他自己思想性格的自我表白，曲辞自然，比喻生动，是他散曲中的优秀篇章。但他创作散曲的成就远不如他的杂剧。
马致远在前期散曲作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存辑本《东篱乐府》一卷就收有其散曲作品120多首，比关汉卿、白朴现有散曲的总和还要多。马致远是个政治上很不得意的文人，是“困煞中原一布衣”。他有“九天雕鹗之志”，但“恨无上天梯”，只落得退隐山林，寄情诗酒。他的《北双调夜行船·秋思》是一首充满愤激和厌世之情的套曲，最能反映他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态度，是他“叹世”
题材的代表作。他极端厌恶追名逐利的官场和市侩，骂他们如“蚁排兵”、“蜂酿蜜”、“蝇争血”，自己则满足于“竹篱茅舍”“东篱醉了也”，充满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这篇套曲，显示了作者在造句用字、声调和谐等方面的功力，苦心锤炼的功夫见于字里行间。马致远描写景物的代表作是《天净沙·秋思》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以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景物，写出秋天的萧瑟，形象地表现出天涯游子的凄凉情感。马致远的散曲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语言清新俊丽，写景抒情自然逼真，他的散曲艺术成就最高，是元代散曲大家。
散曲兴盛期是元代大德四年后，散曲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张可久、乔吉、贯云万、睢景臣是主要作家。他们当中有些是专攻散曲的专业作家，写出了不少好的作品，在数量上多于前期。有的作品继承和发扬前期散曲通俗直白、生动活泼的特色，像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张养浩的《潼关怀古》和刘时中的《上高监司》等都是些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散发散曲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散曲作家，多事追求音律格调，撷取诗词名句，艺术上趋于雅正典丽，失去了散曲质朴的本色，也就逐渐丧失了它的生命力。到了元末，南戏音乐融入散 曲，出现了南北合套的方式，为以南曲为主的明代散曲准备了条件。
在元曲以外，元代的民谣也很有特色。不过因为历史距今太远，流传下来的很少，目前能收集到的大约只有二十多首。这些民谣多在元代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产生，所以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战斗性。
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元末这类歌谣就更多了，如一首鼓动人民起义的歌谣是这样写的：
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总之，民谣往往代表了当时底层人民的呼声，所以他们反映出的社会问题也就最尖锐、最突出。
名家回眸
元杂剧的兴盛，使元代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当时涌现出了许多着名的杂剧作家，有姓名记载的就有两百多名，有记载可查的杂剧剧本就有七百多种。元杂剧在题材上是一种突破，她把文学的创作题材深入到社会的现实，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提出了社会正义这一人类生活中的严峻问题。这一类题材通过戏剧这一具有煽动性的文艺形式表现出来，产生的效果也是特别的强烈。元杂剧不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莎士比亚把哈姆雷特搬上舞台的前300多年，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已经上演了《窦娥冤》；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还没有出炉的时候，中国的《西厢记》早已红火了三个世纪。元杂剧中的许多剧目一直到今天仍在戏剧舞台上上演，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元杂剧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元代书画与建筑艺术
元代书画
文人画出现在宋代，到元代开始盛行，是在元曲之外能够反映元朝时代特征的另一艺术门类。文人画，是指作画者“不求形似”，不注重对客观对象的着意摹写，而是注重映射自身的审美趣味、思想情感的一种绘画形式。
元代不设画院，画家逐渐摆脱了南宋画院的形式主义习气，而形成了挥洒淋漓、重视笔墨情趣、追求意境深远的写意派。且在画面上加题跋和篆刻印章，把书法、文学、治印和绘画艺术融为一体，开创了新境界。前期着名画家有赵孟頫、钱选和高克恭等。赵孟頫擅画山水、人马、花鸟，博采众长，自成一格，绘画、书法、篆刻兼施，书法用笔圆转流美，画面自然有神，开创了元代文人画的新风貌。钱选擅画山水、人物和花鸟蔬果，笔致柔劲，着色清丽，自成风格。高克恭是畏兀儿族人，晚年居钱塘，擅画林峦烟景和墨竹，笔墨苍润，造诣精绝。
后期着名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等，他们经常深入山水之间，领略自然之胜，用水墨或浅绛描绘山水，凭意虚构，峰峦浑厚，气势雄秀，自然生动，形成了宋以后山水画的主流，称“元季四大家”。
“元季四大家”在赵孟頫的影响下，广泛吸收五代、北宋水墨山水画的成就，充分发挥笔墨于绘画中的效用，将笔墨趣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突出了山水画的文学趣味，使诗、书、画有意识地融为一体，开创了一代新风，形成了以文人画为主流的绘画潮流。
黄公望，江苏常熟人，过继于浙江永嘉黄氏。曾于做小吏时受累入狱，出后遂隐居不仕，皈依“全真教”，寄情山水之中。常携笔墨于虞山、三泖九峰、富春之间领略江南自然胜景，随时摹记，代表作有《富春山居图》、《溪山雨意图》、 《快雪时晴图》等，其作品有浅绛和水墨两种面貌，浅绛山水浑厚圆润，水墨山水则萧散苍秀，笔墨洒脱。王蒙，元末弃官归隐浙江杭县黄鹤山，善画山水，也工诗文书法，绘画主题多表现隐居生活，喜用枯笔、干皴，其山水画的突出特点是布局充实，结构复杂，层次繁密，笔法苍秀，而在笔墨工夫上又高出时辈。吴镇，浙江嘉兴人，为人“抗简孤洁”，隐居不仕，以卖卜卖画为生，一生贫困。绘画主题多为渔夫、古木、竹石之属，所作多幅《渔父图》，表现江南名山景色及离尘脱俗的意境。倪瓒，江苏无锡人，家为豪富，雄于资财，喜与名士往来，后遇元末动乱，便卖去田庐，散其家资，浪迹于三山五岳之间。长于山水、竹石，多以水墨为之，又创“折带皴”。其画好作疏林坡岸、浅水遥岑之景，意境萧散简远，用笔似嫩实苍，给文人水墨山水画以新的发展，有传世名作《水竹居图》、《梧竹秀石图》
等，论画主张超于形似之外，重在抒发“胸中透气”。
元代文人画创作无论就笔法还是境界上，都成就卓着，并最终奠定了文人画在中国画史上的重要地位，极大影响了后代的绘画创作，使该派画风成为中国画的最典范样式。
元代壁画在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存的敦煌、安西榆林窟（今万佛峡）的元壁画，西藏日喀则德钦颇章宫的壁画，山西永济县永乐宫壁画，山西洪洞县广胜寺的壁画，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着名壁画家有朱玉、李时等。
元代着名书法家有赵孟頫、鲜于枢、虞集、杨维桢等人，他们都善正、行、草书，笔力有劲健之气。而赵孟頫则属一代大师，称雄一时，篆、隶、楷、行、草，无不精湛，自成一家。他的书法落笔奔腾，运笔流美，骨力秀劲，笔势超绝，世称“赵体”。
建筑艺术
在元朝这个多民族的帝国里，元朝政府对于宗教信仰采取了宽容政策。无论是什么宗教，只要不影响蒙古人的统治及尊严，就不会受到太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