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共有21卷，分别记载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史事。这部书以记述人物的言论、对话为主，其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
如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吴(《越语》)、管仲帮助齐桓公称霸(《齐语》)等等，被后人传诵。《国语》不仅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有重要价值，其生动、幽默的语言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国语》的作者是谁历来是各位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东汉史学家班固也说，左丘明在写完《左传》之后，“又纂异同为《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
三国时吴人韦昭在为《国语》作注释时，在序文中也认为左丘明作《国语》。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也持有同样的见解，认为“《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史通·六家》)。但在刘知几之后的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首先提出了相反意见。他写有《非国语》二篇，否定左丘明为《国语》作者。
从此，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郑樵，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氏作《国语》的传说产生了怀疑。
在现代学者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依然存在。徐中舒认为：《左传》、《国语》“此两书其中大部分史料都应出于左丘明的传诵。
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谁是最初传授者，谁就是作书的人”(见《<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张孟伦认为：“《国语》是左氏编纂的。司马迁不但用它做过《史记》的资料，而且在《自序》里说过‘左氏失明，厥有《国语》’。这就不但告诉了我们《国语》是左丘明编纂的，而且是他失明后‘发愤之所作为’的，我们也就不必再有什么怀疑了。”
他又说：“汉、魏各学者钻研《国语》，又做过精密注释工作，都没有怀疑《国语》是出自左氏的；宋儒宋庠作《国语补音》，也以为这种看法是很正确的。”(见《中国史学史》上册)李宗邺认为，“汉距春秋甚近，汉人说《国语》是左丘明作的，当为可信。”(《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但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上面诸位学者的说法。王树民认为：“《国语》和《左传》以不同的形式叙述了基本上同时期的史事，这一点很受世人的重视。自从《左传》为经学家所尊奉，于是《国语》也称为《春秋外传》，并说为左丘明所作，其说实无根据。”又说，“《国语》为汇编之书，非出一时一人之手，这从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又说，“各篇的作者和全书的编者，现都已无从查考，也就不必强求了。”(见《史部要籍解题》)顾志华认为：“《国语》是一部汇编之书，它仅仅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八个国家，其中每个国家所记史事详略不同，写法也不相同，不像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很可能是当时各国史官把史事记下来后，有人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润色而成的。至于最后定稿者是谁，就不得而知了。
《国语》的成书年代也已不能确定，大致是在战国初年，各篇先后有所不同。”(见《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国语》)
由于双方若要说服对方，都还必须更深入地考证左丘明的确切生活年代及事迹，还要更加详细地对比分析《左传》、《国语》在记载史事方面的异同，包括书法体例、语言风格、思想观点等等。
探究《国语》的作者究竟是谁成为史学界的一大难题，也将成为提高《左传》和《国语》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