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英国人——并不是哲学的种族：一般地说，培根代表了对哲学精神的一种攻击，霍布斯、休谟、洛克在一个多世纪中贬低并降低"哲学家"这个概念。康德奋起反对休谟，关于洛克，谢林可以说："我看不起洛克。"在同把世界愚蠢化的英国机械论所作的斗争中，黑格尔和叔本华(连同歌德)是一致的，这两位哲学中的敌对兄弟天才，他们互相分开，力求德国精神中的对立的两极，并在这样做时都犯了错误，正像只有兄弟才犯的错误那样。——在英国所缺少的东西，并且总是缺少的东西，那位半演员和修辞家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就是庸俗无聊头脑混乱的卡莱尔，他试图在激情的面孔下掩盖他关于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即，在卡莱尔那里所缺少的东西——缺乏真正精神性的力量，缺乏精神目光的真正的深刻，一言以蔽之，缺乏哲学。——这样一个非哲学的种族的特征在于：它严厉地对待基督教；它需要基督教的培育以求"道德化"和人化。英国人比德国人更忧郁、更感性、意志更坚强、更残忍，正因为如此，作为两者之中更卑鄙的，英国人比德国人更虔诚，也还更需要基督教。对于更敏锐的嗅觉来说，这种英国基督教本身还有怪癖和酒精放出来的真正英国气味，出于很正当的理由，需要有对付这东西的药剂，即一种更精细的毒药去对付更粗糙的毒药。事实上，在一些愚蠢的民众那里，一种更精细的毒药已经是一个进步，精神上的一个阶段。英国的愚蠢和农夫式的严肃，仍然被基督教的甜言蜜语、祈祷和唱圣歌所欺骗，或者更正确地说，被解释，并被作新的解释。对于醉汉和放纵者这些畜生来说(这些畜生从前在基督教卫理公会派的暴力下，而最近又作为"救世军"，在道德上学会了像猪一样哼哼)。一阵阵地忏悔实际上是他们可能被提高到的相对最高的人性的表现。对于这些东西，人们可以正当地予以承认。但是，甚至在最人道的英国人那里伤害他感情的是他缺乏音乐，比喻地(而且，同样直接地)说，他在他的灵魂和他的肉体的运动中没有节奏和舞蹈，甚至没有节奏和舞蹈的欲望，"音乐"的欲望。让人们听他说话，让人们看最漂亮的英国女人走路一在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有更美的鸽子和天鹅——最后，听她们唱歌！但是，我要求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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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真理最好由平庸的头脑来认识，因为它们对他们是最适合的，有一些真理只对平庸的精神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自从可敬的但又平庸的英国人的精神——我指的是达尔文、密勒和斯宾塞——在欧洲中产阶级的趣味中已开始获得了优势，正好在现在，人们被迫得出这个可能令人丧气的结论。实际上，谁会怀疑这些精神暂时流行的有益无害？恰恰把高度发展的和独立飞行的精神当作是特别巧妙地规定和收集的许多微不足道的普遍事实，并从中得出结论，这可能是一种错误。作为例外，毋宁说，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处在朝着"规则"的有利的地位上。最后，它们比仅仅去认识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实际上，它们必定是某些新东西，它们必定意味着某些新东西，它们必定代表着新价值！在知识和能力之间的鸿沟也许比人们想象的更大，也更可怕：有伟大的风格的能人，创造者，也许必定是一个无知者。而另一方面，对于达尔文式的科学发现来说，某种狭隘的东西、枯燥和勤勉的小心(总之，某些英国式的东西)，对于达到这些科学发现不可能没有用。——最后，请人们不要忘记，英国人以他们的彻底的平庸曾经引起了欧洲精神的普遍忧郁：那种人们称之为"现代观念"或"十八世纪的观念"或"法国的观念"的东西——因此，德国精神极其厌恶地加以反对的东西——毫无疑问，这种东西来源于英国。法兰西只是这些观念的猿猴和演员，也是它们的最好的士兵，同样令人扼腕地是它们的最初和最彻底的牺牲品：因为在对"现代观念"的可诅咒的亲英热里，法国魂最终已变得如此单薄无力和消瘦，以至于人们今天几乎不相信而还记得它的16和17世纪，还记得它的深沉的热情的力量，还记得它有创造性的优越性。但是，人们必须以决定性方式坚持历史正义这个命题，并且保卫它而反对现在的偏见和现象：欧洲的情感、趣味和伦理的高贵(在任何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乃是法国的工作和发明：欧洲的卑贱，现代观念的平民气味——是英国的工作和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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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现在，法国仍然是欧洲最理智的和最高雅的文化的所在地，是趣味的高等学校。但是，人们必须知道如何寻找这个"趣味的法国"。谁属于它，谁就很好地隐蔽了自己——他们可能人数极少，在他们之中它生活并具体化。此外，也许有一些人，他们并没有站在最强壮的腿上，部分是宿命论者，阴沉的人，病人，部分是软弱者，过分精巧的人，是有志气自我隐蔽的人。某些东西是他们共同都有的：他们在民主资产阶级发狂的愚蠢和喧闹的嘴巴面前闭目塞听、不予理睬。事实上，一个愚昧而粗野的法国现在在前景中翻滚——它最近在维克多·雨果的葬礼中举行了一次趣味低劣而又同时自我欣赏的名副其实的狂欢。对他们来说也有别的东西是共同的：抵制精神上的日耳曼化的那种优秀的意志，以及为达此目的的一种更彻底的无能为力！在法国精神中——它也是一个悲观主义的法国——叔本华现在也许变得更得其所哉、更熟悉，比他从前在德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更不必说亨利希·海涅了，他很久以前就已融化在巴黎的更高雅、更苛求的抒情诗人的血肉之中了；或者也不必说到黑格尔，他今天在泰纳的著作中——泰纳是还在世的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实行着一种近乎专制的影响。但是，说到理查德·瓦格纳，法国音乐更多地学会按照现代精神的现实需要来形成自己，它就越多地"瓦格纳化"，人们可以预言这一点——它现在做得已经够了！然而，有三个东西，法国人即使在今天还能够自豪地把它们表现为他们的遗产和自己的东西，并表现为在欧洲之上的一种旧的文化优势的尚未丧失的特征，尽管人们的趣味完全自觉或不自觉地日耳曼化和粗俗化了。第一，关于艺术激情的能力，献身于"形式"的能力，为了这种形式，发明了"为艺术而艺术"这种表现形式以及其他大量的表现形式——这种能力在法国三个多世纪以来并不缺少：而且由于对"小的数目"的尊重，它反复地创造了一种在文学上是可能的室内乐，在欧洲其他地方，人们徒劳地寻找这种室内乐。第二，法国人能够把对欧洲的一种优势建立于其上的东西，是他们的古代的、多方面的道德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使得人们在一般水平，甚至在报纸的小插曲中和巴黎林阴路旁咖啡店的过客那里找到一砷心理学的刺激人的东西和好奇心。例如，对后者人们在德国没有印象。(更谈不上事情本身！)德国人若干世纪以来缺少必需的道德主义的方法，如上所说，法国人对此并无妒意，因此，谁称赞德国人"天真"，谁就是在骂他。(作为信奉享乐心理学的无经验和纯洁无邪的德国人的对立面，德国人的这种缺乏经验和纯洁无邪和他们在交往中的令人乏味其实相去并不太远，而且作为在这个难以处理而令人激动的领域里的真正法国人的好奇心和发明才能的最成功的表现，可以提到亨利·贝尔：这位著名的先驱和先行人，他以拿破仑的速度穿越了他的欧洲，穿过欧洲灵魂的好多世纪，他是这个灵魂的探测者和发现者：需要两代人才能以某种方式追上他，并且在事后很久才猜出折磨他和使他兴奋的那些谜，这个奇特的伊壁鸠鲁信徒和一脑子问题的人，法兰西最后的伟大的心理学家。)还有关于优势的第三个要求：在法国人的性格中，存在着北方和南方的一个成功的半路上的综合，这个综合使他们理解许多事情。并吩咐他们做其他事情，这些事情是一个英国人绝不会理解的；他们的循环地转向和转离开南方的禀性(在这种禀性中，普罗旺斯人和利古里亚人的血液在奔流)使他们免受北方可怕的灰色中的灰色，免遭阴暗的概念幽灵和贫血——我们德国人在趣味方面的疾病，针对这种疾病的过度严重，人们现在极其果断地给自己开出铁与血的药方，这就是说，"伟大的政治"药方(根据一种危险的治疗技术，它教导我们等啊等，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毫无希望)。即使是现在，在法国还是有对那些较罕见的和罕见其心满意足的人的预先理解和迎合，为了在某一种爱国主义中找到他们的满足：并为了知道怎样在北方热爱南方，在南方热爱北方——对于天生的内地人，"优秀的欧洲人"来说，他们是太广泛了。——为他们的比才已创造出音乐，这位最后的天才，他看到了一种新的美和诱惑，他发现了音乐中的一块南方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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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应该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以反对德国音乐，假如一个人像我热爱南方那样热爱它——南方是一所治愈最严重的精神上和感觉上的病痛的伟大学校，在那里，阳光灿烂辉煌，普照那自信的无限的存在——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对德国音乐保持警惕的人，因为再次伤害他的趣味的同时，就是伤害他的健康。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南方人，不是根据籍贯，而是根据信念。如果他梦到了未来的音乐，那么他必定也会梦到音乐摆脱了北方的影响：而且在他的耳朵中必定有一种更深沉、更强有力，也许更反常和神秘的音乐的序曲，一种超越德国的音乐，这种音乐神奇、有力，悠远绵长。和所有德国的音乐都不一样，看得见湛蓝的、变幻莫测的大海和地中海透明的蓝天——一种超欧洲的音乐，它甚至在沙漠的褐色的落日面前亦不动声色，它的灵魂就像那南国的美丽的棕榈树，既能独处一隅，亦能和巨大的、美丽的、离群索居的食肉兽一起漫游……我能想象一种音乐，它最罕见的魅力就是它只知道什么是善恶；只有在各地流浪的那些水手的思乡病，某些金色的阴影和脆弱能轻而易举地将它一扫而光；一种艺术从遥远的地方就能看见一个正在消失的、几乎难以捉摸的正在飞向它的道德世界，这种艺术十分宜人、十分深刻，足以接受这种姗姗来迟的逃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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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病态的疏远已经并且仍在欧洲各国之间诱发了各民族的疯狂。同样由于鼠目寸光、玩弄权术的政治家靠着这种疯狂的帮助目前正在执掌政权，而且他们并不怀疑他们所追求的分裂政策在什么范围内必然只是一种权宜的政策——由于这一切，以及目前还完全不能提及的更多的其他原因，欧洲希望统一这一最正确的标志现在被忽视了，或者被任意地、错误地误解了。由于这个世纪的所有最渊博和聪明的人的帮助，他们的灵魂的神秘劳作的真正普遍的倾向可能为新的综合铺平了道路，并且试验性地参与了未来的欧洲；只有在他们的伪装下，或者在他们软弱的时候，也许在旧时代，他们才确实属于"祖国"——只有在成为"爱国者"时，他们才相信自己。我认为这种人就是拿破仑、歌德、贝多芬、司汤达、海涅和叔本华，如果在这些人中我还算上理查德·瓦格纳，那么一定不要被认为是不适当，关于瓦格纳，人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被瓦格纳对自己的误解所欺骗(像瓦格纳这样的天才几乎很少能正确地理解自己)，当然，更不必说为不适宜的噪音所欺骗，由于这种噪音。瓦格纳现在在法国受到抵制和反对，然而事实仍然是：瓦格纳和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最后的浪漫主义互相之间关系密切而且暧昧。就他们要求的高度和深度而言，他们是同族，基本上是同血族的关系；正是欧洲，统一的欧洲，它的灵魂急促地、渴望地向外及向上，在他们的各种各样和兴高采烈的艺术中灌注进一种新的光明，新的阳光？这种艺术向何处去？但是，谁能试图去精确地表达所有这些新掌握的语言模式不能明确表达的东西呢？的确，同样的暴风雨和压力折磨着他们，的确，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去寻找这些最后的伟大的探寻者！他们所有的人都全身心地沉浸在文学中——普遍文学文化中的第一批艺术家——甚至他们自己大多是作家、诗人，艺术家和理性的中间人和票友(瓦格纳是画家中的音乐家，音乐家中的诗人，一般地说是演员中间的艺术家)；他们所有的人都沉迷于"不惜任何代价地"作"表演"——我特别要提及和瓦格纳最密切的迪拉克洛依克斯(Delacroix)；在崇高的王国里，所有他们这些人都是伟大的发现者。同样在憎恨和梦想的王国里，在展览会和商业的艺术品中，他们实际上仍然是更伟大的发现者；所有他们这些人的才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天资，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学者，拥有一切诱惑、迷醉、强制和颠覆的才能；他们产生了逻辑和直线的敌人，追求奇异的东西、舶来品、巨大的东西、畸形的东西和自相矛盾的东西；作为人，意志的坦塔罗斯，平民的暴发户，他们知道自己在生活和行动中不可能成为一个贵族——例如，想想巴尔扎克，无限制的工作者，几乎由于工作而毁了自己，在生活习惯方面自相矛盾、性格反叛、野心勃勃、贪得无厌、没有平衡和快乐；所有他们这些人最后都遭到了毁灭，沉沦在基督教的十字架上。(而且理所当然地因为他们对反基督哲学来说是足够深刻和原始了吗？)——总之，他们是上等人的大胆勇敢的、杰出的、占统治地位的、高高在上的、苦心钻营的等级，他们最先把"上等人"的概念教给他们的世纪——群众的世纪……让瓦格纳的德国朋友一起提出劝告，在瓦格纳的时代是否有纯粹的德国人，或者，是否它的特征并不在于来自超德国的源泉和冲动：在这种关系中，不可低估巴黎对于瓦格纳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价值，他的天才的力量促使他在决定性的时候长时间访问巴黎——而且他的活动的整个风格，他的自我吹捧只有在法国社会主义的发起人面前才能完成。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一下，那么，我们也许就会发现。法国人之所以尊敬作为德国人的瓦格纳，是因为他在一切事情上的举止比一个19世纪的法国人所能做到的更大胆、严肃和高傲——由于环境不同，我们德国人目前比法国人更像野兽——对于整个现代拉丁种族来说，甚至理查德·瓦格纳的最负盛名的作品也许不仅在目前，而且永远都是无法接受的、不可理解的和无与伦比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又译齐格非)，这位真正的自由人，对于古老而成熟的平民化的民族的口味来说也许太自由了、太坚强了、太乐观了、太健壮了、太反天主教了。他甚至可能是一个反对浪漫主义的罪人，这个反拉丁的齐格弗里德，在他过去悲伤的日子里，瓦格纳宽宏大量地偿还了这个罪人，当——事先使一种口味同时变成了政治——他以他特有的宗教热情至少开始鼓吹去罗马之路时，如果没去那里的话。——最后这些话不可能被误解，我将求助于几句强有力的韵律，它们会向不文雅的耳朵表露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反对"最后的瓦格纳"及其袄教音乐。
——这就是德国的？——
这种沉闷的尖叫是来自德国的心脏？
这种自我烦恼是来自德国的躯体？
这种像牧师似的张牙舞爪
这种火烧烟燎的愤怒
是德国的？
这种停滞、堕落、蹒跚
这种无节奏的叮当乱响
是德国的？
这种狡猾的尼姑的秋波
穷乡僻壤的钟鸣狗吠
这种完全错误的跳过天堂的狂喜
是德国的？
——这就是德国的？——
好好想想吧！你就站门口等着吧！
——因为你所听到的是罗马——
没有语言的罗马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