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农业为本的王朝，唐帝国的财路主要来自田赋。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时再缴还政府。在授田时期，负担相应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继承北魏。唐代租额为四十税一，较之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减。“庸”即是役，是指人民对国家履行的义务劳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比起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在孟子书里即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项目，租即是粟米之征，庸是力役之征，调是布帛之征。
租庸调制实施的基础在于对全国人口的统计与控制。为此，唐朝设计了很多官位从事人口管理工作。唐朝的文官集团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这在农业社会，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这些人的俸禄自然占去国民收入的不少份额，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冗员带来的附加产物，到武则天统治时，从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事情已相当普遍。
因为田赋是以人头为基数的，为了增加税收，历代都鼓励通过人口的增殖以获得大量的劳动力。也正因为这样，个体小生产农业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而人口的增长往往就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人口的减少，则标志着生产力的衰退。唐朝也不例外。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到神龙元年，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即在武则天执政期间人口的数量增长了一倍。
人口剧增，再反过来考验政府的统计能力。当实情远超过统计过问的能力时，唐政府才派员到各处搜查未登记的户口，通常令这些户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税一段时期，以后也只付应付额之一部分。新税也在原有租庸调的组合之外颁布。不同的官吏则到各处将一种不能继续的制度一再修缮整补，就越发无系统了。
唐代社会在武则天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就制度而言，首先是均田制开始瓦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致使户籍大坏，逃户问题严重。695年李峤上疏说：“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浪，苟免岁时，偷避徭役。”韦嗣立也说：“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不言而喻，“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而受到严重影响。府兵制“则自显庆五年以来，……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渗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均田制规定按官品、勋阶均可授田，府兵卫士通过军功受勋可以获得土地，曾经吸引了大批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均田制的破坏使他们不再愿意应征入伍，“由是，府兵始弱矣”。可见，财政统计能力的下降，流失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国力。
唐帝国金钱流失的另一个大豁口就是奢靡的宫廷生活。宫廷生活历代很奢侈，只不过以唐朝尤甚，黄仁宇认为唐朝女子以丰腴为美也与此不无干系。唐朝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多到了不能管驭的程度。及至8世纪中叶，仅仅就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多至一万余人，宫女可能加倍。据史料记载，西安每逢节日，宫女拔河多至数千人。当时生活优越的女性，眼眶上开始着色有如今日所谓眼影。各种画幅及模型证实她们穿着印花的丝织品，作马球戏，演奏室内音乐。李隆基宠爱杨贵妃后，因为两人都好音乐，宫廷几乎日日歌舞升平。他们每年一度往华清宫过冬，除了给今天旅游增加了一种魅力之外，糟蹋了多少银两实在难以计数。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这也是滥花钱的光堂项目。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离中土16年之后由印度回国，唐太宗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657件译为华文。创业之主李渊则于624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法令于638年准许景教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他们在西安寺庙里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庞大的透支，使得之后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845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4600所寺院，强迫26.05万僧尼还俗。
唐朝惨败给阿拉伯帝国致使中国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从而失去了另一个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750年左右，阿拉伯发生了以中亚为中心的内乱，白衣大食灭亡，黑衣大食建立。大搞扩张宗教战争摧毁佛教的白衣大食哈利发及其后人竟被屠杀干净，几代哈利发的尸骨也被从坟墓中拽出焚骨扬灰，这场大食内战得到唐王朝的支持。
中亚各国一直是以大唐为后盾不断反抗白衣大食，后黑衣大食局面稳定了就和唐帝国争中亚，公元751年阿拉伯诸国准备联兵进攻唐朝，被唐将高仙芝侦之，高仙芝便率兵3万翻过帕米尔高原主动进攻，阿布-穆斯林率中亚各国联军共17万在坦逻斯迎战唐军，激战三日、阿军不支便收买唐军胡部叛变、夹攻唐军，唐军因而惨败。这一战令唐朝失去了对宝贵的丝绸之路的控制权。
综上，人口增加后的财政透支与统计不力，致使大量逃税现象发生；宫廷奢靡生活与浮华工程的广建，使唐初靠俭政累积的财富滔滔流失；兵败阿拉伯又痛丢丝绸之路的统治权。所有这些浮华背后的亏空实相，导致了唐王朝遭遇安史之乱后“不可思议”的江河陡下。
3、从此君王不早朝，盛世大转折
从唐太宗的贞观时期，到唐玄宗的开元、天宝之际，唐朝一直处在蒸蒸日上的盛世之中。但是当人们还陶醉在盛世气象，唐朝开始从顶峰上跌落下来，踏上了由盛到衰的道路。这一转折，正是发生在风流皇帝唐玄宗在位的几十年间。唐玄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皇帝，他的一生前期励精图治，英明有为；后期纵欲荒政，昏庸出奇。因此历代史学家对唐玄宗的评价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说他是过甚于功，有的说他是功大于过，真可谓“盖棺尚不能定论”。
任何英明人物掌握无限权力如此之久，都会堕落。唐玄宗李隆基六十岁，居然把儿媳妇——26岁的杨玉环，召唤进宫，封为贵妃，从此不问政事，开始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
腐败者就像裂了缝的臭鸡蛋，迎来蝇蚊无数竞折腰。晚年失节的唐玄宗，身边就围绕了一群蝇蚊之徒。安禄山就是其中一员“识时务的俊杰”。自古以来，少数民族的剽悍总是输于汉族统治者的权术。在中原“权术文明”的对比之下，夷族的精英分子总是显得野蛮有余。蛮人不善权术的相对真理被安禄山“一票否决”了。
安禄山是混血胡人，父亲是康姓粟特族人，母亲是突厥族人，因母亲改嫁安姓突厥人，改姓安。他精懂六种民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他抓紧一切机会，厚赂朝廷来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
其实安禄山得到李隆基宠信并不像多数史学家说的那么偶然。少年安禄山生得异常俊俏美丽，给人第一印象就不错；中年安禄山深谙揣摩他人心思之功夫，完全不像李林甫所说的“胡人粗鲁，没有学识”。这个出身行伍的大老粗，很有手腕，精通升官的诀窍：贿赂与献媚。
安禄山身材高大而肥胖，腹垂过膝，唐玄宗曾开玩笑地问他：“你这个胡人，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大到如此程度。”安禄山巧妙地回答：“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赤胆忠心而已。”
安禄山入朝不拜太子，有人提醒他，他居然说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李隆基告诉他，那是未来的大唐天子。安禄山装作恍然大悟：“为臣愚笨，从前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道还有个储君！”诸如此类赤裸裸地阿谀奉承，唐玄宗却听得很受用。
走夫人路线，是攻关权贵的一条捷径。安禄山也成功利用了这一策略。他把讨好杨玉环作为巴结李隆基的最重要一环。天宝六年，安禄山入宫，请求比他小16岁的杨贵妃认他做养子。是年，杨贵妃29岁，安禄山45岁。
得到李隆基允许后，安禄山马上跪倒杨玉环脚下，给“母亲大人”行礼。按照规矩，当先给天子行礼，李隆基不解，问他为什么先给贵妃行礼。安禄山说：“胡人礼俗，先母后父。”乖巧之语，既不得罪皇帝，又给杨玉环大大的拍了一次马屁。
东北的珍贵禽兽、好玩意儿，安禄山尽力收集，络绎不绝的送往西京。李隆基深居长安，杨玉环长在四川和河南，哪里见过如此多宝贝，当下自然大开眼界。天宝九年，李隆基生日时，安禄山以贵妃养子的身份给李隆基送来了厚重的礼物——山石功德和幡花香炉。李隆基和杨贵妃见这些好东西，自然更加喜爱这个“儿子”。
次年安禄山生日时，玄宗与杨贵妃分别赐给安禄山大量的衣服、宝器、酒撰等物，当时的王公贵族也难有机会受到这样多的赏赐。所赐的物品与食物，许多盛在金银器中。这些金银器和所盛的物品与食物都一同赐给，可见玄宗与杨贵妃对他的宠爱。
第三天，安禄山又被召入宫中，杨贵妃独出心裁，用锦绣做了一个包裹婴儿的大襁褓，把安禄山像小孩子一样裹起来，派宫人用彩车把他抬起来，嬉笑玩耍，欢呼之声不绝于耳。玄宗十分高兴，亲往观看。“自此禄山出入官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安禄山受宠，也不是完全无功。东北边疆的契丹经常叛乱，唐玄宗束手无策，安禄山出兵平定了叛乱，使唐玄宗喜出望外，多次嘉奖，称赞他是“万里长城”。自称“年事渐高”的唐玄宗为了追求逍遥，一手把朝廷政务交给宰相，一手把边防军务交给边将。在李林甫、杨国忠获宠的同时，安禄山也获得特殊的宠信。在唐玄宗心目中，这个胡人边将的地位与宰相不相上下。
正是唐玄宗的“政治滥情”，给帝国带来灾难。杨国忠与安禄山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互相倾轧，都想压倒对方，抬高自己的地位。杨国忠的智慧和能力都不能够胜任宰相，但他的“中国式人脉”却使他游刃有余，仅兼职就达四十余个。除了弄权和索贿外，他并不关心对国家的责任是什么。杨国忠曾向安禄山索取巨贿，被一口拒绝。杨国忠不能忍受这种轻蔑，遂决心打击他。于是，诬以谋反，向李隆基一再告密，李隆基却一再不相信。
天宝十四载（755年）二月，安禄山要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吏部侍郎韦见素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行贿，辅璆琳回京对玄宗盛言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把三镇节度使由三人分担，以便削弱安禄山的兵权，玄宗也未采纳。
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是一个野心家。他一身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时，“兵雄天下”。三镇总兵力已经超过20万，当时中央直辖军不过10万而已。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力量对比，一旦与中央分庭抗礼，后果将不堪设想。安禄山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日增骄恣”，“包藏祸心，将生逆节”，就是要反叛。他积极囤贮武器、马匹、粮草，还训练了一支私家武装，绝对效忠于他个人。
就在安禄山反叛前几个月，唐玄宗还派官员带亲笔书信给安禄山，说：“朕已经为你修建温泉，十月间，朕在华清宫接待你。”大祸临头还浑然不觉。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白居易《长恨歌》
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来，历代的野心家都把“清君侧”奉为至宝，作为反叛的遮羞布。安禄山也不例外，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他打出“奉密诏讨杨国忠”的幌子，起兵“平祸乱”。似乎他不但不反对皇帝，而是接到了皇帝的秘密诏书，命他发兵讨伐杨国忠。
特地修建温泉池要为安禄山洗尘的唐玄宗，接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既震惊又愤怒，立即调兵遣将，东征平叛。不过安禄山的大兵团一路势如破竹，深入六百公里，渡过黄河，攻陷洛阳。756年，再向西进击，攻陷潼关。李隆基从长安仓促逃出。到达咸阳时，咸阳县令已逃跑，故而逃难的皇帝狼狈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其他随从人员，看见农民送来的粗饭，争相抢食，也未吃饱。晚上到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随从也不断有人离队，食宿无人安排。夜间无灯，不分贵贱，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
又西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札等乘机发动兵变，把杨国忠杀掉，屠灭他的全家，包括他的儿女和杨玉环两位拥有极大权力的美丽姐妹。为了防备复仇，禁卫军要求李隆基处置杨玉环，李隆基只好把她绞死。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
安禄山似乎装孙子太久，命中无富贵。在长安刚登上皇帝宝座，就因眼病而双目全盲，心情烦躁，动辄杀戮。最后，当他要杀掉他的长子安庆绪时，安庆绪反而杀了他。4、肃代二宗的血酬：开门揖盗，以夷安内
唐玄宗逃到四川做“太上皇”逍遥去了，留下一个安史之乱的烂摊子，总得有人去处理。倒霉的唐肃宗正赶上了这一茬，在安史之乱中登台，注定要与叛军做个了断。
唐肃宗有勇不可挡的郭子仪等将，初大败，缘何？唐肃宗李亨不能集结足够的兵力，玄宗时20万精兵都死在云南。善将之将匮乏可将之兵，败局亦在常理。
8世纪30年代，六诏中最南的一个“诏”皮罗阁，统一了其他五个“诏”，建立南诏王国，定都大理，向大唐朝贡，请求册封。大唐于738年册封他为云南王。南诏王国的建国，宰相杨国忠任用大酷吏鲜于仲通当剑南战区（四川成都）作节度使，鲜于仲通任用小酷吏张虔陀当云南郡作太守。云南郡是南诏王国到唐王朝的必经要道。使节入境之后，依南诏的礼节，夫妇要共同拜会地方首长，于是，张虔陀就要求留下使节的妻子陪宿。并且一再索取巨额贿赂，稍不如意，要么派人到大理辱骂，要么向中央政府诬告南诏王国种种罪状，要求惩处。南诏王国第二任国王阁罗凤忍无可忍，于750年，奇袭云南郡，把张虔陀杀掉。751年，鲜于仲通动员八万大军进攻，阁罗凤表示谢罪，并表示愿意退出所占领的土地。他警告说：“如果唐逼我太甚，我就投降吐蕃王国。那时整个云南地区，恐怕都非唐所有。”鲜于仲通这种昏暴人物是不会为国家着想的，他继续进兵，结果被南诏兵团诱到洱海旁，全部歼灭，士卒死亡六万余人，一万余人被俘。阁罗凤乘胜占领现在的云南省全境。阁罗凤在太和城下立了一个石碑，叙述事件经过及原因。他说：“我的后裔终有一天仍会归附大唐，到那时可把这个碑指给唐使节看，让唐人知道，我们今天这样作，不是我们的本心。”
杨国忠接着发动了一连串攻击，每次都在万山丛中被击败，前后共死二十余万人。只为了张虔陀和鲜于仲通两个酷吏，使唐王朝所能征调的最精锐的部队，死亡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