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最终形成了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两极格局。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萨拉热窝事件
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首府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声震撼了整个世界。这声枪声引发了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史称“萨拉热窝事件”，这一刺杀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同盟国（德、奥、意）和协约国（英、法、俄），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摆脱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巩固垄断资本的统治而发动的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次战火席卷欧、亚、非三大洲，波及38个国家，动员兵力7351万人，受牵连人口高达15亿以上，战场上的士兵伤亡人数达2000多万，平民伤亡人数也在千万以上。
普法战争结束以后，作为胜利国的德国还想进一步削弱法国，使其长期陷入困顿而不能崛起，同时它意识到俄国是自己在欧洲确立霸权地位的一大障碍，于是又想尽办法来孤立俄国。1882年5月20日，德、奥、意三国在维也纳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1883年，罗马尼亚同奥匈签订秘密条约成为三国同盟的附庸。
为对抗三国同盟，1904年4月英法在伦敦签订协定，承认各自的势力范围，英法协约关系建立。1907年《英俄协定》签订。从此，以德、奥匈为主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正式形成，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准备世界大战的重要步骤。
19世纪，许多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统一或独立，但也留下许多未解的难题，其中尤以奥匈帝国的危机最大。被奥匈帝国控制的捷克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等11个民族，都下定决心要求控制者将政治自由和权利归还给他们。这种持续性的叛乱使奥匈帝国的统治者特别凶残，统治者认为，武力是巩固帝国统治的唯一方式。由于这种想法，欧洲卷入了战争的泥潭。
对奥匈帝国来说，第一个危机是与在巴尔干战争中获胜的南部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的对立。战后塞尔维亚要求控制阿尔巴尼亚，以获得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俄国支持这个要求。但奥匈帝国反对，并故意促使阿尔巴尼亚独立。奥匈帝国本来就是一个双头王国，也就是国家的主体不止一个，除了奥地利接受奥匈帝国皇帝的统治之外，匈牙利也把奥匈帝国皇帝作为自己的统治者，但是奥地利和匈牙利有自己的政府。在这时，奥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公开表示，除了以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双头王国外，应再加上顺服哈布斯堡皇室的斯拉夫人，使其成为三头王国，也就是要南斯拉夫也成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维也纳的一部分政界人士竟接受了这种主张，这使塞尔维亚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大公是个危险的改革者，想从他们理想的大塞尔维亚离间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小斯拉夫民族。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们决定对大公采取报复行动。
历史上有不少政治性的暗杀事件，但从来没有一件政治性暗杀，像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事件那样，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它引燃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冲突——世界大战。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夫妇，借举行军事大演习的机会，前往新并入的领土波斯尼亚访问。大公夫妇于星期四（6月25日）从维也纳出发，要在以窄轨铁路和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连接的波斯尼亚小村落伊利杰居住4天。据说斐迪南大公的一名副官曾建议大公中止访问萨拉热窝，星期六务必回到维也纳，但大公没有重视这个建议。
星期日（6月28日）早晨，大公在私邸的礼拜堂做弥撒时，还发电报给他的子女，表示下星期四可以回国。随后，大公便与王妃坐上开往萨拉热窝的车子。
阅兵结束后，斐迪南大公穿着淡蓝上衣、黑长裤，头戴装饰着绿色鸵鸟羽毛的两角帽和穿着白色礼服、戴着大帽子的王妃坐在一辆深绿色敞篷车的后座上，波斯尼亚总督波乔列克将军及车主哈拉哈伯爵坐在前座，一起向市政府出发，载着副官及高级军官的车子跟在后面随行。
萨拉热窝位于平地上的一隅，北方是米利亚奇卡河的高大山脉，这是当年土耳其军队驻扎的重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有奥斯曼帝国时代美丽的建筑物。当时正是梨花盛开的时节。当大公夫妇的车子从车站开到通往市中心的阿佩督·克伊沿河公路时，突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雨停后，灼热的阳光从空中照射下来。
其实早在当年4月，皇储要指挥演习的消息已传至塞尔维亚的秘密民族主义组织——民卫社和黑手党，那时他们就决定派人去暗杀皇储弗兰茨·斐迪南，以警告奥匈帝国的当政者。
被选中的6个年轻的暗杀者都是波斯尼亚人，当中5人是塞尔维亚族人，包括普林西波、查布利诺维奇和古拉贝茨。他们埋伏在阿佩鲁·克伊路边等着。
上午10时，当大公夫妇的车子以30公里的时速沿着河边前进时，第一个伏击者并没有开枪，但是，紧接着，河岸对面的查布利诺维奇向大公车内投入一枚自制的炸弹，情急之下，大公马上站起来把炸弹踢到路面上，炸弹随即爆炸，数名民众被炸伤，坐在后一部车上的人也受了伤。查布利诺维奇跳到河中，旋即被捕。
司机见有人行刺，加足马力把大公夫妇送到市政府，愤怒、激动的大公对市长致的欢迎词几乎只字未听入耳。欢迎典礼之后，大公拒绝等待保卫军队的到来，又经由原路去医院探视受伤者。这时，哈拉哈伯爵要求坐在踏板上保护大公，但他选择的是左侧踏板，如果他选的是右侧踏板，也许被击中的就不是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了。
司机并没有预先得到变更行程的指示，因此，车到了拉丁桥时，司机被命令停下来，向左转弯开往医院。就在这时，在一旁等待大公的17岁的普林西波，在5公尺的距离内向静止的目标——斐迪南大公开枪，一颗子弹射中大公的颈项，另一颗子弹射中王妃的腹部。车子尚未抵达总督官邸，王妃即已气绝，15分钟后，大公也离开了人世。大公对他妻子最后说的话是：“莎菲，莎菲，不要死，要为我们的孩子活着。”
整个欧洲对这件暗杀事件似乎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罗马，病重的圣庇护十世在为去世的斐迪南大公祷告后，不支晕倒。在德国，威廉二世匆匆结束在波罗的海举行的一项竞赛活动，赶回柏林。在伦敦，《日监报》的评论表示：
“对欧洲来说，这件暗杀事件犹如一声惊雷。”
在斐迪南被刺身亡的第二天，奥匈帝国以备忘录向其同盟者德国征询意见。
7月5日，威廉二世在波茨坦宫接见了奥地利大使，表示德国希望奥匈对塞尔维亚采取坚决行动。
1914年，英德两国正式开战的那个晚上，英国外相格雷望着伦敦政府行政区点点灯火悲叹：“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奥国的讽刺戏剧作家克劳斯，此时也在维也纳着手创作一部长达792页的反战时事剧以为这场大战作注，剧名就叫《人类文明末日》。他们都将这场大战视作一个世界的结束，而当时有这种想法者更不乏其人。尽管人类文明并没有就此完结，但对成长于1914年以前的一代而言，这个分水岭前后的差异实在太大，在他们眼里，“太平年月”一词指的就是“1914年以前”，那以后，世情起了变化，再也不配这个美好的名称了。这种心情其实不难体会。回首1914年，那个时候世界上已经有100年不曾发生过大型战争了。
斐迪南夫妇的被刺，使本来就充满火药味的巴尔干“火药桶”一下爆炸了。
早想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找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借口，在大臣们纷纷煽动之下，82岁的奥匈皇帝终于召见陆军总参谋长，经过一番争议后便向塞尔维亚宣战。
7月23日下午6时，奥国使节向塞尔维亚政府递交最后通牒，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然后就以对方拒绝为由，于28日夜晚，炮击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下子炸死了5000多居民。
紧接着，德对俄宣战，法、英对德宣战，奥匈帝国向俄宣战，这样，在短短几天内，欧洲各帝国主义大国都卷入了战争，一场囊括了33个国家、15亿人口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零三个月，这场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德国战败，割地赔款；奥匈帝国彻底瓦解；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英、法虽获胜利，但在战争中被削弱；美国从战争中获取暴利，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战争没有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在欧洲，德、法矛盾尖锐。在远东，日、美矛盾加剧。这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播下了火种。
俄国十月革命
20世纪初，俄国虽然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仍然存在着浓厚的封建农奴制残余，经济发展非常落后。在对外关系方面，俄国帝国主义既富于侵略性，又对西方帝国主义存在依赖性。因此，俄国社会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俄国成为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并已形成了用革命方法解决这些矛盾的现实社会力量。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战争，反沙皇专制的革命浪潮。
俄国无产阶级身受几重压迫，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劳动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俄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列宁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鼓舞了俄国无产阶级向资本主义展开进攻。
1917年3月15日（俄历2月），俄国爆发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沙皇统治。形成既有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又有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次革命史称“二月革命”。
1917年4月16日，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格勒。第二天，他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的提纲公布在《真理报》上，这就是着名的《四月提纲》。提纲给党和无产阶级规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明确路线和方针策略。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有利于无产阶级，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列宁认为当时革命有可能和平发展。他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目的是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驱逐出政权机关，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进而扩大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剥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窃取的权力，从而把苏维埃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在5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的主张得到代表们的热烈拥护。在《四月提纲》和党的四月代表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大量工作来争取、教育和组织群众，为新的革命做准备。
1917年5月1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向协约国发出照会，声称临时政府“将充分遵守对我协约各国所承担的义务”，“把世界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5月3日，照会公布，激起人民群众愤怒。连续两天，彼得格勒10万工人和士兵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要求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在群众的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撤销米留科夫等人的职务。接着，成立了一个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这次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大示威意味着临时政府危机的开始。
1917年7月1日，彼得格勒50万群众又掀起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本来企图使这次示威在“信任临时政府”的口号下进行，但结果绝大多数示威群众打出的标语却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
临时政府不顾人民死活，于7月1日在西南前线发动对同盟国的大规模进攻，但这次军事冒险遭到惨败。消息传到首都，群情激愤。7月16日，彼得格勒军区第一机枪团率先集会决议，准备武装起义。其他部分团队和工人也准备行动。
但布尔什维克党考虑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决定引导群众进行和平示威。7月17日，首都50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临时政府悍然出动军队屠杀示威群众。随后又实行大逮捕，强行解除工人武装，捣毁《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并下令通缉列宁。布尔什维克党被迫重新转入秘密状态。
“七月事件”标志着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结束，政权完全集中到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苏维埃成了临时政府的附属物，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消失了。从此，革命运动进入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
俄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制定新的方针和策略。1917年8月8日至16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由于受到通缉未能出席，但被大会推举为名誉主席，并在事实上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七月事件后的形势和党今后的方针进行了讨论，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决定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口号取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大会号召工人、农民和士兵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准备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了寻求巩固其单一政权的新支柱，动员反革命力量彻底镇压革命，于8月25日至28日在莫斯科召开“国务会议”，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宣称要用“铁和血”的手段确立秩序。会议结束后，俄军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回到莫吉廖夫大本营积极策划军事政变，企图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他先令前线俄军放弃里加，为德军进入彼得格勒敞开大门。随后以保卫首都为借口，调哥萨克第三骑兵团和由高加索山民组成的“野蛮师”于9月7日向彼得格勒进军，同时向克伦斯基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政府辞职，把全部权力交给最高总司令。在这危急关头，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动员和组织了6万多名工人赤卫队和士兵严阵以待，并派出大批宣传员到叛乱部队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受骗的士兵了解事情真相后，拒绝进攻首都，并纷纷掉转枪口对准反动军官，科尔尼洛夫也成了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