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调查说，现在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政府官员迷信。就人们的视线所及，出名的佛寺、道观，出入其间，大把布施的不是老板就是官员，有点名气的卦师和风水先生那里，常来常往的，也是官员居多。时常见到这样的场景，也不知哪里来的肉头和尚，打着名号都是下山的活佛，周围晃动的，依旧不是老板就是官员，吃人骗的，时有所闻。
做官的人，有点迷信，一点都不奇怪，特别是环境不确定、机遇也不确定的时候。人有了点本钱，有了点地位，却发现前程完全不可预期，说是“朝为座上客，夕为阶下囚”也许有点夸张，但对自己前程感到不确定却是真的。不确定，就想确定，办法有二：一是求神，二是问卦。原本，求神和问卦是一回事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求神护佑，后者为求神指点迷津。前者要上供，靠贿赂，供品（牺牲）从大活人到整猪整羊整牛，后者则需要一点技术手段，殷商时候烧甲骨，后来玩蓍草、算筹，现代社会则还有西方的玩意，扑克牌，塔罗牌，再加上水晶球。问卦需要技术，大约是从巫术演化来的，所以，最早打卦的人，都是巫师。文化不发达的时候，巫师地位很高，属于精神贵族，由打卦打出文字符号，神秘得紧，别的人谁也弄不明白，所以没有人敢惹他们，再后来，从巫里分化出史来，符号逐渐在贵族中普及，神秘渐次消淡，巫的地位下降，到了儒家出来的时候，孔子居然敬鬼神而远之了。后来的历代王朝，尊崇儒术，只要在正常年景，大家虽然卦也问，神还求，但毕竟人文世俗色彩变成社会的主基调，坚持僧道无缘的原儒家教旨主义者固然不多，但读书人中，很多都是“祭如在”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只在运气不好的时候，急来抱佛脚，得意之时，就全忘了。这个时候打卦看相的人，只好沦落为跟走街卖艺者为伍。清末民初，是西学东渐并西俗东渐的时候，西方的科学，夹带着西方的神一起，扫荡着中国的迷信，神佛一时间自身难保，很多佛寺道观，稀里哗啦就被拆了，不拆的，也大批地被占用，变成学校。可是不久，这些破除迷信的勇士们，在自己为官为宦之后，思想居然又变了，被破除掉的迷信踱着方步又回来了。当年一干拆庙打菩萨的新式军人，不知怎么一来，又跟和尚道士加算卦看相当术士的混在了一起，连密宗藏传佛教，也下了山，忙着给军阀政客们做升官道场。蒋介石在视察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队时，马失前蹄，术士说，老蒋注定要栽在唐的手里，后来唐生智跟蒋介石火并，一败涂地。广东南天王陈济棠相信术士扶箕，机不可失，发动反蒋，最后自家的飞机先飞走，投奔老蒋。四川的刘湘，让一个江湖术士做前敌总指挥，让军队按卦象行动，走到陡壁悬崖，再走，就等于全体自杀。
这样的故事，不想在现今，又有了续篇。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打卦看相看风水的，不仅自家财运亨通，而且居然可以干预社会，让某条路改道，让某座桥出现，让某幢大楼有某种特定的模样。至于是否能让某些官员用那些人，不用那些人，做那些事，不做哪些事，自然小菜一碟。只是，从前迷信的人，包括官员，往往相信因果报应，这种最流行的佛家理论通俗版，不仅被道教接受，而且在大众中很有市场，通俗地说，就是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此时不报，也许报在子孙。这种说法，固然不能挡住人们作恶，但至少让他们有所顾忌，做了坏事，多少要想点辙来弥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的迷信对社会的一种正面回报。可是，现在的官员迷信，却并不信因果报应，在他们看来，只要贿赂了神佛（大笔施舍），买通了术士，按照术士说的去操作，就自然吉人天相，一路顺风，哪怕作恶多端，哪怕天良丧尽，好像神佛也必然会保护他们。他们一方面相信世界上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一方面又很自然地把这种力量想象成跟他们一样的俗人，只要贿赂到位，就会投桃报李，用无边的法力，为他们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前的神秘世界还是有道德意义的，而现在官员和宗教加术士眼里的神秘世界，已经成了藏污纳垢的所在。
速成病及其经济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大家都知道不可能，但自打有馅饼以来（大约有千把年了吧），却一直有人惦记着。当然，惦记的方式不见得人人都抬头看天，而是闷头幻想着出现奇迹，而且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夜之间改变命运，大富大贵。现在，被超女刺激得，好像已经变成了快速成名，快速走红。吃小亏占大便宜，或者不吃亏，也占便宜，是人类的一点小小的，但却很难克服的心理疾病，无非是想不付出或者少付出就有收获，而且是大收获。这样的事儿有没有？当然有。天上掉馅饼虽然不可能，但兔子撞到树上的事毕竟是有的，不费力气拣个兔子回家，跟摊上天上掉的馅饼也差不多。这种对于大众来说的超小概率事件，落到那个幸运者身上，则变成了“幸运百分百”，而大众却往往容易把眼睛盯在这个“百分百”上，只消稍加操纵，任何一个偶然的幸运事件，都会导致一场疯狂。
于是，利用这种心理疾病，这个世界的经济文化活动多了很多花样，花样的陷阱。赌博和彩票是比较明目张胆的陷阱，明明大批的人都亏进去了，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但大家眼里却只看见那几个中头彩或者赢大钱的，因而前赴后继。办速成班和出速成教材，是比较隐蔽的陷阱。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是我们的老师，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打痛了中国，中国人开始向日本学习，清廷新政之后，大家一窝蜂地涌进日本，进去的人多半都打着少花功夫，甚至不花功夫就能学到本事的主意，于是日本人审时度势，一窝蜂地开办了许多速成学堂，一年，甚至半年，就让“清国留学生”揣着毕业文凭毕业回家。现在办的速成班，多半是教外语的，人们不是想不花力气就学好外语吗？人家告诉你好办，上我的班，用我的教材，半年，一个月，甚至十天，包教包会。当然，老师和学生的差距还是有的，当年日本人速成学堂教出来的学生，虽说连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没搞明白，只记了几个新名词，但回国后，却大多被聘为新学堂的教师，至少有个饭碗，而后来这些速成班的外语生，却什么都没有，只搭进些钱和功夫还有自己那点不劳而获的梦。这个世界骗子多，眼下的中国，骗子更多，出门一不留神，就能碰上一堆。但骗子十有八九，吃的都是人们速成心理的饭。那些吃人骗的，凡是被骗了钱的，多半是想速成发财的，被骗了色的，多半是想迅速成名的，贪心谁人没有，名利有几个真能看得透？真个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这个世界还怎么能转得动？祸根不是名利，而是对名利的速成心理。
不过，历史证明，吃亏上当，并不足以让人们从速成的幻觉中完全醒过来，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人跟上来，只要陷阱还在，就会有人前赴后继。法律惩罚骗子，教育揭示骗局，但病根却难除去，政府和社会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抑制病状的爆发，而没有办法根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古已有之的赌博，还是后来兴起的速成班骗局，在道德上或者法律上，都背着黑名声，但是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媒体时代，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媒体可以公然地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疾病牟利，却不背任何道德和法律责任。
今天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转化为眼球的数目，眼球就是金钱，就是一切，所以，速成病，基本上已经演变成出名的竞争与幻想。一夜成名，就意味着荣耀、光环、金钱、名车、别墅、美女俊男。而媒体，尤其是电视和网络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在一夜之间，操作出一个平民成名的梦，把一个小概率事件，变成一场可以操控的大众狂欢，大众在狂欢中，尽情地让自己的病一次又一次地发作，哪怕近乎狂癫，也没有人少见多怪，而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大把大把地捞钱，媒体操作出来的“平民英雄”，就像六合彩中的头彩，肆无忌惮地吸引着更多的眼球，把更多的人更多的金钱，吸进那个病态的黑洞。
建筑在病态上的文化，是病态文化，建筑在病态上的经济，是病态经济，为此而发狂的社会，是病态的社会。人哪，醒醒吧，天上掉不了馅饼。
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
自从2002年我在《书城》上介绍了湖南平江的私塾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大小媒体蜂拥而至，据说相关的讨论会也开了几次。出于中国传媒可以理解的习性，所有的相关报道都好像是身处第一现场的独家报道，所有的议论都出于自己的独家发现。在这个小小的热闹中，大家对平江私塾的论说，自然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视私塾为“落后的教育形式”的言论固然令我不喜，对私塾一味地颂扬同样也使人胃口不爽。令我想不到的是，2003年年底，我在香港访学的时候，一位到平江做节目的中央台记者电话告诉我，平江最后一个私塾随着岁末一块儿关门了。回来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位记者做的短片，向世人宣告：中国从孔夫子开始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终于落幕了。
其实，平江最后一所私塾的关门，并不是中国私塾教育的终结。这个终结原本要早得多，大体是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时装入棺材；1922年白话文被定为官方教材使用文字之后，钉上棺盖；及到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已经入土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发现的东西，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环境下残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生物体上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等于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后消失，虽然比我的预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汹涌到来的现代化浪潮中，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平江的山乡也是正在消亡中的农村。在我调查的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平江农村使私塾赖以残存的文化环境正在逐步被破坏，成年人长年到广东打工的越来越多，当年的一位受访者在赠给我几首诗之后，就来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与此同时，人们的礼俗需要也在向时尚“进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没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压制的态度，私塾也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尽管如此，平江私塾的发现，对于中国的学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实上揭示了西方所谓的大渠道教育（学校教育）跟农村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环境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虽然理论上有官学和私学之分，但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只有私学。官学设在城里不说，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学活动，官学对于农村社会的意义只是通过其学生（生员）体现的。对于农民来说，进了官学就等于跨进了科举的门槛，官学实际上等于是古代社会选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是由各种名目的私学实现的，其中，私塾是最常见和普通的部分。在接触平江私塾之前，我一直认为，由于戏曲说唱等小渠道教育，农民喜闻乐见，有寓教于娱的作用，所以理应是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角；农民的意识构成，主要来源于这些说说唱唱的东西；所以，对于农村而言，小渠道教育的价值理应更重要。因此，在我论述传统农村教育的时候，给了小渠道更多的笔墨，对于乡村的学校，只是一带而过。然而，平江的私塾纠正了我的偏颇。
中国的农村，事实上是个礼俗的社会，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人生礼仪活动，实际上构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骨架。对于局外人来说，婚丧嫁娶、拜寿上坟、年节祭祀，无非是些繁复的仪式和吃喝热闹。但处在传统农村环境中的人，如果离开了这种仪式，日常生活就没有了灵魂，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没有了意义。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农民离不开礼仪活动，可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这些礼仪活动程序之繁复，讲究之复杂，又是普通农民所无法掌握的。所以，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识的传授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授礼仪，即平江人所谓的“学应酬”。学生不仅要跟老师学习各种礼仪活动的仪式程序，还要跟随老师掺和婚丧嫁娶，现场实习主持仪式（主礼）。所以，传统的礼仪从内容到形式的传承，事实上是通过私塾来实现的。在所有具有传授礼仪职能的私塾中，少数能够完成学业的人，无论能否进入官学，踏上科举的阶梯，都成为事实上的乡村之“儒”（儒的本义就是主礼者）。能够熟悉和主持礼仪，不唯受人尊重，而且能多得一份收入（当然，有功名的人更具有主持礼仪的资格，只是身份太高的人，比如举人老爷，不大可能受如此的辛苦，一般只是象征性地过过手，比如“点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主持者还是那些没有身份的“儒”和穷秀才）。而多数只识了几个字就半途而废的农民，也因多少了解一点礼仪知识，而成为礼仪活动中很能配合的一群。据统计，在传统时代，农村中男性成员，上过私塾的人比率是相当高的，可以达到50%左右（参见E.S.罗斯基的研究和李景汉的定县调查）。有这样大的一群人很懂行地配合，任何复杂的礼仪活动都可以顺利地展开。我在许多地方收罗旧书时，都收集到了一些线装和手抄的“礼仪书”和“称谓录”之类的东西。礼仪书上把婚丧嫁娶各种礼仪形式的程序、步骤都讲得十分清楚，关于丧礼，不仅有仪式程序，还有各种挽联的写法；甚至我还见到过一本手抄的《写包本子》，是专门介绍如何写上坟的“红包”（纸钱袋）的，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写法。这些东西，据说已经传了几辈、十几辈子（从其破旧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看来，农民很早就把礼仪从儒家典籍的《三礼》中简化出来，变为切实可行的教程。
“礼”在农村社会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农民固然可以从乡间戏剧说唱中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仰慕忠臣义士、义夫节妇，但却只有在不断的礼仪演练中，才可能明了什么是大小尊卑、昭穆远近，学会怎么样进退有据、行止有节甚至礼让恭谦。从某种意义上讲，煞有介事的礼仪气氛和一板一眼的礼仪程序，是乡民学会服从秩序的最好老师，而演礼导致的肌肉记忆，远比言者谆谆的说教更有效。也可以说，乡村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礼仪活动的展开来维持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的内涵经过了许多次的转换，但礼依然是其核心内容的原因。实际上，私塾的其他教学内容，也跟“礼”不无关系。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习礼的内涵，而文字的训练，比如“对对子”的练习，在乡下的功用就是写对联。对联不仅用在年节，而且用于相互往来，吊死贺生。从这个意义上，上学才真的能实现“知书达理”。因此，我们说，私塾教育和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私塾和乡村社会的乡绅一样，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地位。私塾教育的缺位，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导致农村识字率的下降，而且会使乡村社会的既有秩序出现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