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不仅以女神庙和积石冢而闻名遐迩，这里出土的精美的玉雕和龙的发现，同样赢得了世人不断的喝彩声。其中，有猪龙形玉饰、玉箍形饰、勾云形玉饰、玉璧、玉环等。特别是猪龙形玉饰，作兽首形，大耳吻部前凸，口略张开，体卷曲如环，环孔和背上小孔均为对穿。整体扁圆、厚重、光洁，体现了红山人独特的玉器制作水平。从考古资料来看，玉猪龙形饰并非仅在牛河梁遗址中发现。早在197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遗址中就出土过一件大型的碧玉龙。龙体呈C字形，高二十六厘米。吻部前伸，向上弯曲，嘴紧闭。鼻端截平，上端边起锐利的棱线，端面近椭圆形，有对称的双圆洞为鼻孔，具有猪首的特征。过去对龙的形成，学术界根据文献记载说法不一，有蜥赐说、鳄鱼说、以蛇为主体的多种动物组合说等。红山文化的玉器，从发现的实物看，似乎是猪首蛇身的结合体。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发现，才使人们把猪和龙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有专家认为，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兽形玉和勾云形玉佩等，是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权力观念的象征，已具有“礼”的雏形。
以玉猪龙、勾云形玉饰、玉箍形饰、双龙首玉璜等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过去曾作为传世品着录或在博物馆中收藏，根据其特点和工艺水平，人们将其定为商周时器。而通过东山嘴、牛河梁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来看，这些玉器要比商代玉器早两千年。这些玉器，有相当一部分与原始宗教礼仪有关。至少有一部分我们可以确定其已经具备了礼器的性质。这对探讨玉礼器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说，红山文化玉器是燕山地区古代文明中最为辉煌的一部分。
除了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考古工作者还对位于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连续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的祭坛遗址。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处宗教遗存。遗址坐落在一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六十米，宽约四十米。四周为开阔的平川地，一望无际。
遗址的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方形台基，东西长十一点八米，南北宽九点五米。基址内上部堆积有黑灰土夹碎石片层，下部为黄土堆积，底部为平整的黄硬土面，间有大片的红烧土面。前端部分的圆形基址，直径二点五米，是在黄土堆积的上部用石块铺砌而成，周围以石片镶边，石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河卵石，是特意从山下河川中拣选的。从总体上看，这组石建筑基址在石料加工、砌筑技术上相当讲究，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注意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之分，南北方圆对应，具有我国建筑的传统特色。
东山嘴祭坛遗址不仅以其独具特色的石砌建筑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基址内及其周围，还出土了大量的器物。其中，陶器占绝大多数。但这些陶器不是出土在人们居住遗址中，也不是在墓葬中发现，而是在祭祀活动的遗址中发现的，说明这些陶器都与祭祀活动有关。
当然，除了陶器之外，还发现有双首横形玉饰和鸦形绿松石饰等。最突出的则是发现了陶塑女像。在发现的二十余件女像残块中，多为人的肢体部分，未见头部，皆为泥质红陶。能辨认出形体的有两类。一类是小型孕妇塑像，有两件为裸体立像，头及右臂残缺，腹部突出，臀部肥大。另一类是大型人物坐像，塑造得逼真自然，富有动感，而且符合人体结构比例，其大小约相当于真人的二分之一。同时还发现有人体塑像腰部的衣带装饰。从大大小小的塑像残块可以看出，这里为一个形态各异的陶塑人像群。虽然说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也曾发现过单个的陶塑人像头或刻画的人像，但是像东山嘴的陶塑人像群则是前所未见的。
关于祭祀遗址的性质，有的人认为是祭地母神、农神和生育神的场所，也有人认为是祭祀山川的祭坛。不管怎样，东山嘴祭祀遗址的发现，为我国史前时期的宗教研究扩大了视野，开创了新的领域。专用于祭祀的东山嘴建筑群址的存在，标志着它所属的红山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祭坛建筑的规模来看，其规模之大是罕见的，所用石材之多也是惊人的，这绝不是一个氏族或个别部落所能为之，而应该是若干个部落联合营建的。
从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和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遗址的发现来看，我们能够感觉到燕山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水平很不同凡响，它的发展水平，即便是与黄河、长江流域相比，也毫不逊色。
在红山文化坛、庙、冢发现以后，坛庙冢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发现，以及以玉龙、陶塑女像、特异形陶器等为代表的大量器物的出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以辽河为中心的地区，同样是我国文明起源地之一。
充满了历史文化之谜、宗教信仰之谜、自然地理之谜的神奇之地——古格王国让无数信徒趋之若鹜，无数向往者遐思不已。
古格王国的消失，使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王国不复存在，使一个融会着东西方文化精华的文明从此消失。
西藏是一个充满神秘传奇的童话世界，一个令人仰慕的高原女神。遥远的西藏西部，有一个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神秘高原——阿里高原。它地处我国西部边境，分别与克什米尔、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是连接中亚、南亚和东亚三大文明圈的大陆桥，也是西藏自然风光最为神奇的地方，这里有串串珍珠般晶莹碧蓝的高原湖泊；有驰名于南亚次大陆的宗教圣地神山、圣湖；这里有世界着名的鸟岛班公湖；有现代冰川的罕见景观；无数珍禽异兽出没于无尽的草原深处，苍茫的森林以其雄伟的身姿屹立于象泉河畔；黄沙落日之秀丽，白雪朝晖之壮美，编织成中国西部边疆最美的一幅图画。这一切，都远不如象泉河南岸台地上突兀着的一座残垣断壁的古堡更令人神往，她是阿里神秘古文明的见证。
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着名的藏学家杜齐曾沿着高原“蜀道”，踏访过这方神奇的土地。但他并没有过多的考证，只是将其简单地称之为“擦巴隆寺遗址”。殊不知，她就是一千多年前，在这荒凉偏僻的阿里高原上突然出现而又于三百多年前神秘消失的古格王国都城遗址。古格王国遗址和其中大量的佛教建筑、了阿里高原文化艺术史上辉煌的篇章。
阿里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谜一样晦暗不明的象雄，是西藏古老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象雄已是雄踞西藏高原的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其势力曾达到过波斯和阿拉伯。公元7世纪，象雄波强大起来的吐蕃王国所灭。吐蕃王国的晚期，吐蕃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王室直系后裔吉德尼玛衮在斗争中失败。逃亡到阿里，受到布让土王的礼遇，并被拥戴为王，建立“阿里三围”和古格王国。古格王国自吉德尼玛衮在阿里建国，分封三子，复兴佛教，迎请印度高僧，整顿教义，在阿里不惜重金修建了许多着名寺院。王室成员在弘扬佛教方面更是身体力行，屡有出家修行者。西藏佛教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王子意希沃，他主持修建的托林寺成为古格乃至全西藏最着名的寺院之一。古格王室于藏历火龙年在托林寺举行的火龙年大法会，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有很大影响。当时印度高僧阿底夏也参加了大法会，大大推动了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古格王国在西藏的地位也因此日渐提高。
古格王室虽然笃信佛教，但一直坚持政教分离、王权至高无上的原则，这在政教合一渐成风气的西藏是较为特别的。然而，元代以来在西藏确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不可能不对古格产生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古格王国的喇嘛集团对政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其与王室发生矛盾也就不可避免。恰在这时，乔装打扮混入到朝圣的印度香客中的葡萄牙传教士安德拉德等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古格王国的首都札布让。安德拉德庆幸自己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因为给国王送上一份厚礼以后，国王不仅允许他在古格传教，而且还赠巨款支持修建教堂。他以为这次确实找到了通向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西藏地区的门户。
因此，他在给罗马天主教总会的报告中欣喜地说：“上帝的力量为我们打开了进入该地的大门”
安德拉德的到来，成为古格王室与喇嘛集团矛盾表面化的导火索。古格王室支持传教士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天主教的势力压制喇嘛，巩固王权。
王室采取各种办法大力提倡天主教，因未取得民众的理解支持，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导致喇嘛集团的暴动。此时，与古格王国同宗的拉达克王国趁机出兵，占领了古格王国，其都城也随之变成一片废墟。结束了相传博二十八代、长达七百多年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