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生活在慈禧身边，寇连材耳闻目睹了慈禧的许多卑劣的行为，如杖打瑾、珍二妃，让德宗吸食鸦片，大兴土木，以纵娱乐等等。最使寇连材气愤的是，慈禧对待德宗实在太过份了。寇连材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中国四亿人中，境遇最苦的人是皇上，他从五岁走就没有人疼爱，即使是生身母亲也不能见上一面。每日给西太后请安，没有命令是不敢起来的。稍有不如意，就要受罚长跪不起，因而皇上见西太后，总是战战兢兢、每天三顿饭，菜虽然有几十盘，但离座较远的多半已腐臭，靠座位近的即使不臭，也是久熟干净，不堪下箸，所以皇上时时吃不偿。每每让膳房换一点可口的饭菜，管膳的人就会面奏慈禧，慈禧总是以俭德来责备他。而慈禧本人却穷奢极欲，挥金如土。圆明园中工匠年年不停，内有铁路、轮船。仅每夜数百盏电灯就要开支六百两金子。
寇连材为大清忧，为皇上忧，忧心如焚，如醉如痴。某一天，竟涕流满面地长跪在西太后面前，递上一个折了，提出十项请求，让西太后还政于皇一，停止修建颐和园，免修铁路，革除李鸿章官职，加强战备与日本人作战等等。
慈禧太后看过折子后十分震怒，怀疑寇连材受什么人指使。但看见条陈中内容有的地方文理不通，且有不少的错别字，才相是寇材亲自写的。慈祷决定亲自审讯寇连材，慈禧问：“你难道不知道祖制有规定，大监不能议论政行吗？”寇连材说：“知道。但事情有轻重缓急，因而不敢拘泥于成例。”慈禧又问：
“你不知道这样是犯了死罪吗？寇连村回答说：“知道。我是拼死相谏的。慈禧叹了一口气，许久才说：
既然如此，也就不能怪我太残忍了，把他交给刑部，按照旧例办理。”
本来慈禧是非常喜欢寇连材的，想给他留一条生路，所以自己亲自审讯，希望定连材乞求饶命。准知寇连材如此强硬视死如归。
公元1896年2月16日，即光绪二十二年，寇连村在菜市口被处决。临死前，曾脱下一个碧玉搬指送给刽子手，并说：“费心，动作迅速些。又拿出一块玉佩和一块金表，送给前来送行的同事太监。然后从容就死，神色不变。死时年仅十八岁。
寇连材一案受牵边的有文廷式，也被驱逐出京；同时还有个叫王四的，也是西太后梳头房中的太监。
王四也是非常同情德宗的，结果被发往军台；加有一个叫闻古廷的，是德宗的内待，闻古廷本来是个贡生，十分爱好文学，对德宗非常忠诚，当然也成了西太后眼中之钉，不久即发配至宁古塔，随即被杀害了。
老子说：人出生于世上，最后还是要进人死地。
长寿的人有十分之三2短命而死的有十分之三；人本来可以长寿却意外死亡的也有十分之三。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求生的欲望太强，养生过度。听说善于保养自己生命的人害他人，在山路上行走，不会碰到凶恶的犀牛与老虎，在战场也受不到武器的伤害，犀牛在他的身上没地方投角，老虎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地方伸爪子，兵器在他的身上没地方刺去。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还没有达到死亡的境界。
庄了说：生与死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日夜交替一样，是自然规律。有许多事情是人力无法改变的，这些事情都是万物所固有的常态。人们认为生命之父是天，因而终身爱戴它，何况那卓越独立的道呢？人们都认为国君比自己高贵，不惜牺牲自己来效忠他，何况是那真正的道呢？
一个人身无半点刚骨，不仅安身不稳，而且颇受后代唾弃。一个人只要心中稍出现一点贪婪或私心杂念，那么，他本来的下贱人格就更加下贱了。原来阴险的性格被蒙蔽得昏庸，原本奸诈的性格变得更残酷。结果仅存的一点人性都泯灭了。所以，圣贤认为，做人要以不贪”为修身之宝，这样才能超越他人，战胜物欲度过一生。
内监中有至善者如寇连材，亦有至恶者如李莲英。李莲英的秽迹腥闻，令天下人发指。
李莲英是直隶河间府人。本是一个流氓无赖之徒，自小失去父母，无人教养，因而落拓不羁。曾经因私贩硝磺，被捕人狱，释放后改行补皮鞋，用“皮硝李’三个字为招牌，勉强糊口。
河间本是个产大监的地方，李莲英有个同乡叫沈兰玉的在宫中做太监，二人关系一直很好。沈兰玉见李莲英境况如此之差，就要李莲英另觅出路，李莲英觉得做太监也很风光，就让沈兰玉给引进引进。不久，机会来。西太后听说京市了流行一种新的发式，就让梳头房太监梳这种样式，换了几个人都不能如意。沈兰玉偶尔在公共场合听到这个消息，就告诉了李莲英。于是李莲英花了数周时间，游遍了京都的妓院，刻意地描摹了那些容姐的发式；终于学成了这一技艺。然后由沈兰玉推荐进人宫中，从此就得到了慈穆太后的宠幸。
李莲英为人十分机警，善于揣摩别人的心事，这就是得宠的主要原因。李莲英的房间与后宫距离很近，太后常常去他那儿看看，房间有上十把座椅，被太后坐过的有七八把。凡大后坐过的李莲英都用黄缎蒙起来，以此讨慈祷的欢心。慈禧暮年好静，不爱说话，李莲英就事先将她所用的东西，如饮食、汤药、服饰、车马等等，一一准备得妥妥贴贴，从未出过一点差错。凡李莲英休假时，其他太监都少不了挨打的份，所以他们时常泣求李莲英为自己代班。可以说，慈禧在世之日，李莲英根本没有离开其左右。
自东太后死后，李莲英越发肆无忌惮，由梳头房太监晋升为总管，权倾朝野，无恶不作。通过他得到显位的有许多人，如张荫桓、陈壁等。当时慈禧太后对他宠爱简直是无以复加，他可以和慈禧井坐看戏，有什么好吃的慈禧要给李莲英留着。李莲英四十岁时，慈禧赐予许多珍品和蟒缎，与朝中重臣相同，内自军机大臣，外至各省督抚，都送礼祝贺。慈禧死后，李莲英又为隆格太后所庇护，直至病死。
大概是苦日子过怕了，李莲英得势后一味地营私纳贿。索受的赃款约有千万两银子。在死后，其他太监都觊觎他的财富，筹思篡取，纷纷派出心腹四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除他的原籍及各银号金店存款外，仅宫中储存的现银就有三百余万两。众太监共谋瓜分，因分赃不均发生了争斗。受伤的小德张将此事报告给隆裕太后，太后让内务府大臣查办，将所有存款一律充公。后来宫中大兴土木，购置各种西式用器，东交民苍各洋行生意兴隆，都是由死鬼李莲英“报销”的。
富贵的一生，宠幸荣华，到死时反增添了一个“恋”字，享乐叵而成了心理上的负担；贫贱的一生，困苦清贫，到死时反而脱去了一个‘厂’字，就像解脱了沉重的伽锁。死对人生来说是一件最可怕的事，人们既然来到了人间，都希望大家能平安顺利地活下去。顺治皇帝在出家诗中说：“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生我之前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知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亦不去，世无欢喜也无悲。
董仲舒曾说：“君子如果在屈辱中活着不如光荣地死去。”子路讨教事奉鬼神的事，孔子说：“人都不能侍奉，怎么能侍奉鬼神呢？”
子路说：“我冒味地问怎样看待死？子说：生都还没弄懂，怎么能懂得死呢？”
这段对话表述了孔子达观重生的人生态度。人禀受天地变化而诞生，五官在体内，内外互为表里，肝主目，肾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胆主归。人与天地相类同，头是圆的，效法天象，脚是方的，效法地象。胆为云，肺为气，脾为风，肾为雨，肝为雷（怒伤肝）。血气是人的精华，是由天地之气凝成。血气积聚于体内而不向外翻腾，就会胸腹充实，而嗜欲寡少。嗜欲寡少，就会耳聪目明。所以圣人持守内心，存养天理，而不失外形。对他，祸患无从降临，邪气不能袭身。天地运行而相通，身心总合而致知。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清未维新派中最出色的英雄人物谭嗣同在狱中留下的绝命诗，诗题为《狱中题壁》。张俭是东汉末年人，因弹劾宦官侯览，被反诬“结党，不得已而逃亡。凡去投宿的人家都不怕牵连而乐于接待他。杜根也是东汉人，汉安帝时邓太后摄政，宦官专权，社根上书要求太后还政给皇帝，邓大后大怒，叫人把他装在口袋里摔死；施刑的人敬慕杜根的为人，摔时不很用力，准备运出宫殿后待他醒，放他逃跑。这两句说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人的逃亡，仍然是为了今后的正义斗争。最后两句是说自己选择就义，要用自己的鲜血为后继者开路，去，指离开人世，自己刑场就义；留，反映康有为等通过逃亡等办法，留在人世作斗争。以昆仑山来借喻去与留，两者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
谭嗣同，湖南浏阳县人。少有大志，博览群书，能诗能文；又好剑术，勇武侠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变法图强、改良政治的主张。清光绪甘四年、戊戌年（189年）四月甘二日（6月11日），光绪采纳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宣布变法，实行新政，这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他们密谋筹划，掌握了兵权控制了局势，于是在八月六日（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宣布垂帘听政，接着逮捕了全部参与变法的人。变法于是宣告失败。
新法诏令下达后，皇帝召见谭嗣同。因回答问题很得皇上常识，被提升为四品官，任军机处章京之职。他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加新政事务，人称“军事四卿”，类似于唐宋时的“参知政事”，其实是宰相职务。当时皇上惧怕西太后，不敢重用康有为。谭嗣同入军机处，皇上与康有为之间的意见才能渐渐直接通达，也就确定了大规模的改革。
光绪与西太后之间矛盾加剧，皇帝发下一份密诏，说自己皇位几乎不保叫康有为、谭嗣同赶快想法营救。但皇帝手中没有兵权，而当时袁世凯主张变法，谭嗣同便去向袁世凯求助，袁世凯慷慨陈词，坚决站在改革派一边，并允诺借荣禄在天津阅兵之机杀掉他。谭嗣同相信了袁世凯的话，上了他的当。到八月初六，政变就发生了。
梁启超去探访谭嗣同，二人作了些应变的设想，忽然传来搜查、逮捕庸有为的消息，不久又听到了垂帘听政的诏令谭嗣同从容镇静地说：“以前想救皇上不能救，现在想救康先生也不能救，我已经没有事情可做，只有等待歹的到来反亡而巳！尽管如此，天下正义的事业，明知难做也应尽力去做，梁先生您可试着到日本使馆，访见伊藤先生，请他电告上海日本领事馆营救康先生。谭嗣同在家一整天不出门，等待前来逮捕的人，第二天又去日本使馆，劝梁启超去日本，并把自己的几本书稿，还有一箱子家信托付给梁启超。他说：“没有出走的人，就没有谋取将来胜利的人；没有死难的人，就没有报答明主的人现在康先生生死难以预料，我国古代有程婴和许臼，日本古代有月照和西乡他们为了正义事业都是一个死去，一个活下来），我和您分别来充当他们吧。二人拥抱后就分别了。初七、初八、初九三天，谭嗣同又跟侠士大刀王五商量营救皇上。在被捕前一天，日本几位赞助变法的朋友苦劝谭嗣同到日本去避难，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是由流血牺牲而取得成功的。今天中国还没听说有因从事变法而流血牺牲的，这是国家不昌盛的原因。如果需要这样的人，就请从我谭嗣同开始。”他坚持不离开祖国，于初十被捕入狱，在狱壁上写了前面这首诗，以此来怀念康先生，表白自己的志向。谭嗣同在八月十三被公开斩首卒年三十三岁。
临刑的那天，围观的人成千上万。谭嗣同慷慨激昂精神气色“没有一点改变从容就义，实在是壮烈啊！
戊戌变法运动是一次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和开明地主阶级振兴祖国、挽救民族危机的愿望和要求，具有爱国意义。谭嗣同立场坚定，积极参与新政。政变前夕，他不顾个人安危，竭力挽救危局；政变发生后；他以“图将来’为计，力求保存变法力量，而自己甘愿去死；临难之时视死如归，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的高尚品德质和坚贞气节。谭嗣同的死是高度自觉的。政变发生时，他完全有可能脱险，但他不听日本友人的苦劝，拒绝了大刀王五的护送，从容镇定，等待死期。他为什么甘愿去死？因为他认识到任何进步事业，都要干着急付出代价，难免要流血。牺牲者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它激励后来者继续战斗。基于这一认识，所以当事业需要先驱者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请自嗣同始。”这种高度自学的忠于进步事业、勇于自我牺牲的正气是十分可贵的。它曾经激励多少志士仁人，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而前赴后继地战斗，今天依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伸张正义时畏义不前，挟私报复则拼死相斗，这不能称作“勇”。若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项，此心不动，此志不移，方可称为真正的“勇”，亦所谓的“义勇”、“智勇”。孔子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所以，为人处世，“理义之勇不可无，血气之勇不可有”。圣人良言，当为世代之座右铭。
孔子说，于水上行走不躲避蚊龙，这是渔夫之勇；在陆地行走不躲避凶兽，这是猎人之勇；在危难中能视死如归，这是英雄气概；懂得贫困是天命，顺达是时运，临危不惧，这是圣人的气概。
争强好胜，道路就觉得狭窄，如果能退后一步，自然觉得道路宽广很多；过于浓香的味道是短暂的，如果能清淡一分会觉得滋味愈久弥香。做人贵在自然，贵在培养那种高尚的君子风格，宁做泥中藕，不做水上萍。行事不强求，在大是非面前，在天下兴亡的大义面前不争不斗还能等待什么？在名利场中，在富贵乡里，在人际是非面前，退一步让三分又有什么不好？
从暗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到祭天祀孔，大肆复旧，直至解散国会，恢帝制的叫嚣，简直风靡整个北方官场。报纸上倡议复辟、抨击共和的文章像潮水一般汹涌而来。着名政客杨度谈及共和制对军队的影响，他说：“当君主时代，当兵者之常曰：“食皇家钢，为皇家出力耳。”今忽去其有形之皇室，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
对于带兵出身的袁世凯来说，这番话可谓一语破的，振聋发聩。军队必须效忠于个人，而不是效忠于抽象的概念。这是袁世凯毕生奋斗的目标，也是北方军队建军的伦理基础，决不能废弃。
纵观北方的整个政治环境，根本不会接受一位真正推行民主政治的领袖。所有复辟帝制的舆论，并不是袁世凯一个人造出来的，他是被这股潮流推着往前走。
袁世凯作为一位资深的北方官僚，他也不会接受民主政治的概念，他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但他深知什么叫皇权。一想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代开国君主，他就兴奋得夜不能寐。
一天，袁世凯的四弟世传对他说：“敢于倡议帝制横议者，等于昌言叛国，你为什么不令行禁止？
袁世凯微笑着说：“书生闲着无事，议论多而成功少。若无效果，自然就会归于消失，何须禁止，徒兴文字之狱？民国共和，怎么能像满清一样，动辄禁止人结社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