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认识某个人，首先接触到的是个人的外部特征：体态、仪表、风度。言谈举止、神态表情等。一个体态潇酒、仪表堂堂、言谈举止文明的人，会给知觉者留下良好的印象，反之，则给人以不良印象。人们非常注意交往中自己的仪表，一个人应把整洁、美观、大方和文明礼貌作为其仪表的重要内容，过分打扮得妖里妖气不好，但谈吐庸俗、不修边幅、窝窝囊囊固然也不好。例如，女性面试不同于男性的面试就在于，如果说男性面试的成败是由面试决定的，那么女性面试的成败决定于其风度、举止。招考单位的主试者在评价女性应试者时，重点不是放在知识、能力上，而是注意应试者的礼仪、风度和举止，即女性魅力。故女性应试者走进房内，到坐在椅子上，已大概决定了是否被录取。因此，女性应试者必须显示出女性的高雅气质、包括大方自然的神态、整洁合适的服饰，无可挑剔的礼仪等等。
有些女人，为了增加权威感，故意模仿男人穿着条纹西装、男式衬衫和男式领带。这种故意模仿男人的做法，不仅没有给女人增加权威，相反损坏了女人的权威。它使女人看起来像个“假男人”，给人一种小女孩子过家家的印象，虽也有可爱之处，但权威感却被破坏，甚至让人感觉她幼稚可笑。
天气一热，许多人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纷纷穿上袓胸露背的服装到办公室或集体场合，甚至有的还赤身露背，更显得不文明、不文雅了。衣着再华丽，却汗渍斑斑，尘土满身而蓬头垢面，能行吗？所以最重要的是整洁。不能远望衣冠楚楚，走近一瞧，领口、袖口却脏得发黑了，让人倒胃口。故男士们不能过于标榜质料高级或款式新颖，而忽略了整洁，必须把整洁放在第一位。当你参加一个正式的集会时，更需要讲究整套服装的搭配。如果你能注意自己的仪表，使自己的外观洒脱不俗，那就会使你在会场之中显得风度翩翩。
识人之仪表之后，就要细察其人，而不是仅停留在表象上，而须细知其质。
俗话说，耳闻不如一见。就是指耳闻之不如日见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所以，识人特别强调要讲究识人的艺术，识人不能光凭耳要听，还要用眼睛看。
《吕氏春秋·察传》中讲过一个“打井得人”的故事。
故事说：宋国有个姓丁的人，因为家里没有井，需要到外边打水吃，所以家里总有一个人常在外边。后来他家凿了一眼井，他便告诉别人说：“我凿眼井，得了一个人。”有人听说这句话，便传播出去说：“丁家凿井得了一个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到宋国国君耳朵里，他便派人去问丁家，丁家说：“我是说自己有了井就不用花一个人工出外打水，等于得了一个人，并不是说从井里打出来一个人呀！”原来，人多嘴杂，把事情全都传拧了！
奇怪的是，分明是以讹传讹，却居然能够众口纷纭，广为传说，而且越传越玄乎！尤其可笑的是，听到的人竟还能够信以为真，甚至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其实，这种听风就是雨的现象，在生活中还是不少的。在我们的周围，这种轻信传言的人也大有人在，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私事，总有一些无根的谣传，也总有一些人轻信上当。1983年底，国家为了改善我国人民的衣着状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决定较大幅度地降低化纤品出售价格，同时，提高一些棉织品的价格，这对人民群众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可是谣言还是出来了，说棉织品一提价，别的农产品跟着也要提价。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可是，有的人信以为真，居然大力抢购起农产品。结果呢，那些农产品没有涨价。而他们抢购来的农产品倒成了积压在屋里的大包袱，一时用不完，又没有办法处理，简直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唐人李绅说：“假金只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而到底是真金还是硫化钢，那却是需要下番功夫进行调查研究和仔细辨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要做这到这一点，就需要采取“耳闻之不如日见之”的识人艺术。
齐威王时期的即墨大夫，自从到即墨之后，勤于理政，公正廉洁，使那里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没有什么官司之类的事情发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即墨大夫，齐威王左右的人却不断地在齐威王面前讲他的坏话。齐威王没有听信这些坏话，派人到即墨那里了解情况，发现他左右的人之所以讲即墨大夫的坏话，是因为即墨大夫没有给他左右的人送礼求情。于是，升了即墨大夫的官爵。
另有一个大夫，到阿地之后，整日花天酒地，不理政事，使那里田地荒芜，民不聊生。赵攻鄄，他不去救；卫取薛陵，他竟不晓得此事。就是这样的一个阿大夫，齐威王左右的人却经常在齐威王面前讲他的好话。齐威王也没有听信这些好话，派人到阿地作了了解，知道了其中的奥秘。于是召见了阿大夫，对阿大夫说：“自从你到了阿地之后，天天有人讲你的好话，可事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可见你必然送了些好礼物给我手下的人，让他们尽在我耳边讲你的好话！”接着，就把阿大夫和夸过阿木夫的那几位手下人都宰了。这一来，齐威王手下的臣子个个既惊又怕，再也不敢谎报情况了。齐国的兴盛强大与此不无关系。‘上述故事，在《资治通鉴》里有记载。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不论是讲人好话的还是讲人坏话的，都有其目的性，有其内在的原因，尤其是在上司面前讲的话。领导者身居高位，对下情不可能事事清楚，他需要别人提供情况。领导者为官一任，最可怕的是被蒙蔽而听不到真切的声音。进耳之言，究竟可靠与否，还是需要调查研究的。齐威王能从被毁者中看出好人，从被誉者中找出坏人，不被谎报“军情”的小人所欺骗，就是因为他搞了调查研究，弄清了产生坏话和好话的原因。当今领导者应当从中受点启示，把自己听到的关于部属声誉的坏话和好话认真地分析一番，以期得出公正的结论。
识人的经验告诉人们：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人的眼睛识人，因种种原因可能会产生某些错觉。所以，要从根本上知人，只能通过实践，实践出真知。即要知人，要重在其实践，通过实践看其表现如何。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可以用花言巧语去骗人，但要用其实践去掩盖自己的虚诈面目是难的，虽然假动作也可以骗人于一时，但不可能骗人一世。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其真面目终将暴露。实践将说明，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识人，要听其言，观其行。就是强调识人不仅要听其所说的如何，更重要的是要看其做得如何，做和行就是我们所讲的实践。
听舆论对人的评价，对辨别贤佞虽有参考的作用，但难以确定，因为舆论如出于别有用心而颠倒是非的人之口，好人可以说成坏人，坏人也可以说成好人。所以知人要务实，即要实事求是地弄清其人的行为，在事实面前，贤佞自可辨明。因此，看人要看其实践，从其人实践中就可知其人如何，实践是知人的标准。
齐威王，姓田，名因齐，是战国时齐国国君，公元前356年继位。他即位之初，不理政事，都委政于卿大夫，国家不治，九年间，常受诸侯侵犯，齐国不敌，只好割地求和。后他认识到长此下去，国将衰亡，于是决心改变政治，发奋图强，首先从整顿吏治开始。
《三国志·蜀书·魏廷传》记载：魏延，字文长，义阳(今河南桐柏东）人。以部曲随刘备人界，屡有战功，升牙门将军。刘备任汉中王，迁都成都，物色重将镇守汉中，众论以为必是张飞，飞亦认为非己莫属，因刘备最信任的是关羽、张飞，而这时关羽在镇守荆州。可是，刘备却破格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
汉中位处前线，是蜀重镇，镇守汉中是独当一面，不用为众所称的虎将张飞，而被破格提拔一牙门将军负此重任，这大出人们意料之外，因而引起全军大惊。刘备大会群臣，问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答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赞许，众壮其言。
刘备以知人见称。刘备之所以知人，主要看其人的实践中如何。他选将用人也据此而定。刘备破格提拔魏延镇守汉中，是根据魏廷在战争实践中的表现决定的。魏廷出身于行伍，他是从实战中打出来的，他学到打仗的本领是来自实战，他是以其卓越的战功获刘备的赏识的。
知人难，难在于分其良莠贤佞，这是因为人是很复杂的。《六韬·选将》举了这样的十五种例子：有的外似贤而不肖，有的外似善良而实是强盗，有的外貌恭敬而内实傲慢，有的外似谦谨而内不至诚，有的外似精明而内无才能，有的外似忠厚而不老实，有的外好计谋而内缺乏果断，有的外似果敢而内实是蠢才，有的外似实恳而内不可信，有的外似懵懂而为人忠诚，有的言行过激而做事有功效，有的外似勇敢而内实胆怯，有的外表严肃而平易近人，有的外貌严厉而内实温和，有的外似软弱其貌不扬而能干，没有完不成的事。人就是这样往往表里不一。尤其是表里不一，又巧于伪装的人，以其外善蔽其内恶，以其外贤掩其内奸，那就更难辨别了，所以佞人常有欺人而得售其奸恶。因此观察一个人，不能只看其表面，要透过其表面现象透视其内心世界，这就是说要从表到里，看是否一致，才能知其人。要做到这一步，确是不易。而能否知人，这决定了如何看人，如看人重德重其实践，佞奸者骗人之术则难于得逞。如果只听其言而不察其行，且喜人歌颂，恶人直言，就恰好为阿谀者所迷，把佞奸视为忠直，将忠直视为佞奸。对此，古人多有论述，指出佞奸者难辨的原因及如何从表到里辨别贤佞之法。
对于佞奸者来说，是因其能以假象蔽其真象，以外表忠义掩其内心的奸许，且其谋深术巧，使人迷惑而难辨识。
《吕氏春秋·疑似》指出，物之相似最能迷惑人，它说“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辨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这是说，相似的事物最能迷惑人，石似玉，玉工难以辨其真伪；剑似吴干宝剑，铸剑师也难识其优劣；博闻善辨的人似通而实不通，足以惑人而误事，这是贤明君主所虑的。历史上不少亡国之君自恃见识超人而独断独行，其左右也顺其意投其所好，因而被视为心腹忠臣，正是其君似智而实不智，其臣似忠而实佞奸，致亡国亡身。最典型例子，就是明崇祯皇帝及围绕在他左右的那班佞臣。崇祯认为他是英明之主，臣下无人超过他，他的旨意就是真理，与他相左的视为庸才，或逆臣，一直至死都认为明亡咎不在己，而是在于群臣无能。他相信的都是对他听话、奉承的的宦官和佞臣。
正是这些似智、似忠的君臣断送了明王朝。但这位似智的崇祯皇帝，他跟前几代的只想享乐连朝也不上的皇帝确有点不同，他日夜操劳，好像有作为的贤君，故有迷惑人，因而不少人为之惋惜，认为他非亡国之君，而处于亡国之时《后汉书·虞延传》记载：新野劝曹邓衍，因是外戚，有一次得以参加朝会。邓衍容姿出众，仪表不凡，初即帝位的汉明帝刘庄见了，自叹不如，对左右说：“朕之仪貌，岂若此人！”特赐给车马衣服。虞延以衍有容仪而无实行，未曾待之以礼。明帝既赏识邓衍，便下诏令他以南阳功曹职位来京朝见，既到，任为郎中，不久又升为玄武司观，即负责管皇宫的北门，俸禄一千石。后因邓衍在职不服父丧事，明帝知道了，叹气说：“‘知人则哲，淮帝难之’。信哉斯言。”衍惭愧而退。人们因此以虞延有知人之明。
汉明帝与虞延对邓衍的看法截然相反：
汉明帝这人一贯偏激，看人往往片面，一见邓衍仪表出众便无限赞誉，既赏物又连接升官，而不问他的能力和品行如何，确是以貌取人的典型。及知邓衍在职不服父丧，才承认看错了人，自叹知人难。因为邓衍为了当官，父死而不服丧，这在古代是大不孝，是个缺德的人，为人所不齿。事情被揭发了，邓衍也自感惭愧而退职回家去了。
虞延能知人，是因为他不是以貌取人，而是重在看他的实行。当时，虞延任南阳太守，他为人正直，用人执法，即使是皇帝国戚，也不讲私情。邓衍是他的属员，汉明帝虽赏识邓衍，重予赏赐，但虞延认为衍“华不副实，行不配容”，即仪容与德行不相称，衍自京回南阳有三年之久，虞延都不任用。因此，汉明帝才令邓衍到京任职。
可见，汉明帝以貌用人则误，而虞延看人不重仪貌而重其行，故能知人。
古人云：观之以其游，说之以其行。君无以靡曼辨辞定其行，无以毁誉非议定其身，如此，则不为行以扬声，不掩欲以荣君。这里指的是根据他所结交的人进行观察，根据他的行为作出判断，就可以断定其是贤才还是不肖之人。知人看交往，欲知其人，观其朋友。人都是有朋友的，要想了解一个人，只要看一看他结交的、经常在一起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自然就会明白他的人品是好还是不好。
自古以来，人们都很重视“择交”。孔子曾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就是说，与那些正直人的、有体谅人的人、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那是得益非浅的。而那些诌媚奉承。心术不正、华而不实的人，千万不可与他们为伍。有一首《结交行》的诗云“种树莫种垂杨枝，结交莫结轻簿儿；杨技不耐秋风吹，轻簿易交还易离；君不见昨日书来两相忆，今日相逢不相识。不如杨技犹可久，一度春风一回首。”这些“择交”的良言，对于世人都是不无教益的。但是，对思想政治工作来说，就不那么适用了。为了提携后进，挽救失足，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但要结交“益友”，而且还要善于结交“损友”。当然和那些后进沦落者结交，并非去与其同流合污，而是去亲近他们，帮助他们，改造他们。同后进沦落者交朋友，是时代发给思想政治工作者考卷上的一道重点题。有的同志恰恰不善于解这道“重点题”，他们热衷“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虽然也交上一些挚友，但大多数都是谈得投机的先进分子，而同后进青年则往往是“萍水相逢”，那又怎么能做好后进青年的工作呢？诚然，同后进青年交朋友有难度的，有时免不了碰钉子。但一块吸铁石，倘若不首先靠近铁块，那也无法把它吸引过来，何况后进青年还是已被氧化锈蚀了的铁块呢！
古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在他的阵亡将土葬礼上的演说辞》中，说过这样论述友谊的话我们结交朋友的方法是给他人以好处，而不是从他人方向得到好处。当我们真的给予他人以恩惠时，我们不是因为估计我们的得失而这样做的，乃是由于我们的慷慨，这样作而无后悔的。”
交友，志趣相投是纽带。尤其同青少年交朋友，须有一颗“童心”。青年人好学、好思、好奇、好玩，爱好广泛多样，志趣五光十彩。和他们志趣相近，对他们投其所好，才易赢得青年的信任和亲近，被他们认为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