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曾国藩冰鉴(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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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气色鉴附录(6)

我国最早的杰出军事家和思想家吕尚在《六韬·龙韬》篇中说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两胜,亦不两败。兵出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国,必有破军杀将。”意思是说,两军交战,必有一胜一败,其中不是亡国,就是覆军杀将。他还强调:“故日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这些都说明军事领导人才是关系到整个军队命运的。因此,选将是十分重要的。孙武在其《孙子·谋攻》篇中说道:“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又说:“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吴起在《吴子·图国第一》中认为,关键的将领对于作战的胜败是至为重要的,他说:“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壁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意思是,没有合格的军事人才去打仗,只能是自取灭亡。因此他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就是说,对待对方的将领,也要看其才干而定出对付的方法。在怎样对待军事人才地位的问题上,吴起主张要“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实行优厚待遇。他说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陈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对“能者”实行“爱而贵之”的政策。孙武、吴起作为中国古代着名的军事家,自身就是杰出的军事人才,他们的军事人才思想反映了他们本人的切身体验,因而是十分可贵的。

在封建社会里,曹操既是一位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又堪称三国时代人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实践中广招贤才,形成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鼎盛局面,而且他对人才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对我国古代的人才思想有所建树。曹操崇尚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中述志”;“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佳宾,鼓瑟吹笙”。并说“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示对贤才的爱慕与思念之情,也体现了当时封建社会明君贤臣对人才地位的重视程度。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四十年革命生涯中,始终把人才问题视为关系社会兴衰与事业成败的重要问题。他在1894年致李鸿章书中提出:“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哟,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纵观中国历史,大凡社会动乱、战火四起、军事斗争集中而又突出的时候,军事人才就特别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黄金台”、“招贤榜”、“求贤令”、“三顾茅庐”等人才佳话,都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古人云:“若非行久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这就是说,若不是先主刘备三顾茅庐,谁能认识隐居茅庐的“卧龙”诸葛亮。正因为刘备慧眼识贤才,曾三次到诸葛亮隐居处请他出山辅佐自己打天下,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打天下中更显出英雄的本色。

刘备“三顾茅庐”,力请诸葛亮的故事人人皆知。

台湾企业家王永庆效先人之行,五访茅庐,方请得当今台塑集团的首席顾问了瑞铁先生。丁瑞铁在台湾金融界颇有地位。1964年,台化公司成立前夕,资金短缺,经企业家陈逢源介绍,王永庆认识了了瑞铁。当时了瑞铁任大同公司协理,因而婉言谢绝了王永庆邀他到台塑的诚意。但是王永庆没有放弃,他深深知道人才难得,于是效刘备之法,先后五次盛情邀请了瑞铁。在真诚的感动下,丁瑞铁终于答应了王永庆,决定赴台塑效力。丁赴任后,就创下了民营企业直向国外取得长期低息贷款的先例,台塑所需要的资金就此解决。目前,在丁瑞铁的鼎立相助下,台塑创下了台湾化纤纺织第一位、民营制造业第三位的成绩。

求才贵心诚意挚。王永庆的成功莫不归因于他求贤若渴的执着,这也反映了一个明星企业家应有的风采0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不仅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类优秀人才,而且更需要一批能治党治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领导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农村中,还总是“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所以各级领导干部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肩负历史的重任。我们在识别人才时,更要注意发现、选择和培养。使用具有领导素质和才能的人才。同亲,同农村一样,三百六十行,应当行行出状元。尤其是要识别和选拔好各级各类的领导人才。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他们是国家的决策者、组织者、指挥者、管理者。他们的素质高低,对国家的兴衰和强弱,关系极大。对这类人才的要求要比一般人才的要求高得多,识别和选拔这样的人才难度也相当大,所以,人们为此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便是这样难,也要注意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始终不断地挑下去,挑准挑好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争做“人师”,只有博采百家之长,才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得心应手地导出一幕幕生动的人间喜剧,真正堪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列宁曾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一种艺术。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称为“万物之灵”的人,它的任务是开拓人的内在潜力,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在我们党领导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思想政治工作曾以它那特有的感召力,为唤起民众,战胜敌人,改造社会,振兴祖国,发挥了巨大作用。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者获得了人们美好的赞誉。

——“滋润心田的春雨”、“惊醒冥顽的响箭”、“催人奋发的号角”、“锻造一代新人的利器”——不凡的评价,说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神奇而又伟大。

——“心灵的大夫”、“思想的挚友”、“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美好的赞语,显示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使命神圣而又光荣。

被人们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李燕杰,就曾遇到一位寻求“尊重”二字的失足姑娘。一天,李燕杰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看,吓了一跳:站在面前的是一位时髦女郎。她披散着曲卷的头发,穿着超短裙,脚下还踩着一双鲜红的高跟鞋。姑娘一进门,头一句话就说:“李老师,我不是好人”。说完,便伏在桌上呜呜地哭起来,哭得那么伤心。原来,姑娘十六岁时,就被一帮坏人糟蹋了,后来逼得走投无路,渐渐堕落了。她不愿再堕落下去,她能顶住同伙的威胁与诱惑,可是,人们鄙夷的眼光,无端的贬辱,“一日行窃,终生是贼”的议论,却使她失去重新做人的勇气和信心。“李老师,您相信我这样的人还能变好?”姑娘充满泪水的眼睛,急切地等待着回答相信!你今天来找我,不就是想进步吗?你有没有泯灭的自尊心,我相信你!”姑娘腾地站起来,泪湿的双眼忽地被激情燃烧得晶亮,她紧紧握着李老师的手,接着转身就走了。这位时髦女郎来找李老师干什么?她什么也没要,似乎仅仅就满足自尊之心。自尊心比百万金币还珍贵啊!点燃自尊火花,竟有如此奇功神效!

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艺不写“情”,就不成其为文艺。同理可说,思想教育不动“情”,也不成其为教育。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动之以情”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帽子,正常的人情温暖被淹没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冰水之中,思想政治工作几乎成为“整人、训人、斗人”的同义语。今天,在饱尝了人情“异化”的酸辣苦咸滋味之后,人们会进一步懂得人情的价值的可贵。

动之以情,情从何来呢?首先是来自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忠诚,对人民群众的尊重、爱护和关心。“我是教育者,为了教育她,就要真诚地爱护她。”这是一位教师在挽救失足青年时说的话。“只要能和我的赤诚之心去化开青年心中的冰块,把风波平息下来,纵有天大的风险我能承担,纵有千辛万苦我能经受。”这是一位基层干部在教育青年时说的话。“爱青年,就是爱四化大业,爱祖国未来。青年是我心上人,他们进步,我欣慰;他们退步,我忧虑,他们犯错误失足,我痛心和内疚。”这是一位优秀团干部说的话。三位教育者不同的言语道出了相同的心声:要情真意切,自己首先就应有一颗赤子心。有了赤子之心,对青年就会爱得深,爱得真,真情实感就会像清澈的泉水自然流露出来。不因为青年有缺点过失,就把他们看“扁”看“死”,而是时刻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尽全力发掘他们身上的“能源”,调动他们内在的积极因素,为引导他们进步废寝忘食,为教育他们成长呕心沥血。这颗赤子之心,思想教育者永流不断的“情源”。

要点燃别人,自己就应是一团火;要以情感人,自己先要捧出一颗温暖的心。和睦的相处,温暖的友爱,亲切的笑容,这是人们为之共所向往的。而对于那些失足的人们,尤其应该如此。心灵的创伤只能用心灵的温暖来医治,精神的污染只能用精神的甘露来洗涤。枯干的禾苗需要雨水,但急风暴雨会把它摧毁;娇嫩的幼芽需要阳光,但一阵暴晒又可能使它枯焦。一般说来,因过错失足而后进的人,思想感情上与领导、同志之间存在一种“隔膜”和“距离”。此刻,他们特别需要温暖,因为他们经常受到周围人的冷眼相待;他们特别需要甘露,因为他们那颗心,已经久旱枯萎了。对他们真诚相待,用关心去换信任,用温暖去启发觉悟,就能促使感情上的沟通,使他主动敞开心灵的大门,任你用精神的雨露去洗涤和浇灌。话剧《救救她》中的李晓霞失足被拘留教养期满后,当母亲怕她回来气坏了正患高血压的父亲而不敢接她时,她处于绝望之中。她恨自己的过去,愁自己的前途,望天长叹:“人到了这个地步,这一辈子就算完了,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愿多看一眼,有谁还信得过呢?”于是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此时,是方缓老师把李晓霞接到自己家里,用慈母般的温暖体贴,去融化她心灵中冻结的冰层,在她荒漠般的心灵的士地上,撒下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的种子。爱的力量,终于使李晓霞告别昨天,又重新鼓起了生活的风帆。

“教”,有“言教”与“身教”之分,即“诲之以理”与“导人以行”。而“诲人”之“理”,又有“大道理”与“小道理”之分。“大道理”者,理之总管也,讲清它,就能使理提纲挈领,叫人触类旁通。世界上,各阶级都看到了“大道理”的重要,都极力宣扬本阶级的“大道理”,以规范人们的行动,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我国古代就把“凡人之患”,归于因废“言教”而“罔于大理”,故提出“遇物”必以“诲谕”。传说唐太宗李世民立晋王治为太子以后,就常“诲谕”于他:吃饭时,给他讲“稼穑艰难”;骑马时,给他讲爱惜物力;乘船时,给他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树下休息时,给他讲“由木从绳则正,人君受谏则圣”。这位封建帝王如此煞费苦心教诲太子,目的是维护其世袭统治。这与我们说的大道理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他不舍“精神哺育”、“以理教化”的做法却是很值得借鉴的。

思想政治工作怎么样“疏导”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不妨借助“治水’略谈几点。

分而导之。治水泄洪,多在主河道两侧,采取各种分洪措施,将洪水分散成小股下泄,这就是“专则急,分则缓”的道理。凡是看过四川都江堰的人,都会为我国劳动人民的这一着名水利工程而惊叹。看那汹涌奔腾的岷江之水,泻到灌县城西北的玉垒山前便一分为二:一路倾人外江,一路注人宝瓶口。由于水分两路,引人千百条灌溉泄洪渠道,不仅使汹涌的泯江井然有序,水患消除,而且使得川西平原沃野千里,丰衣足食,人寿年富,号称“天府”。人的思想问题的形成,往往是各种矛盾的结合体,轻重缓急熔一炉,主观客观汇一体。有的青年长期精神不振,情绪低沉,究其原因,可能既有不求进取的思想因素,又有个性孤僻的心理成份,也可能还包含与同志关系紧张,身处逆境等客观原因。在错综复杂、纵横交织的各种上矛盾面前,不能茫然无绪,眉毛胡子一把抓,青菜萝卜一锅煮。而要善于抓住矛盾的“整条链子”,化急为缓,变重为轻,既牵“牛鼻子”,又会“弹钢琴”,红花绿叶紧相扶,内因外因分而治,最终求得分而导之的目的。

浚而导之。大河奔流,泥沙俱下,年久淤积,酿成水患。疏浚挖掘,清理河道,以致水下泄畅通,谓之“浚而导之”。做人的思想工作,也是一种“清淤”工作。清淤之日,便是疏通之时。思想上的“淤积”,有来自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渗人和侵袭,也有千百年来各种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和阻力。长期以来,我们卓有成效地消除旧时留下的愚昧和落后的“淤积”,但这不意味着愚昧和落后的“抱子”不复存在,它们像放射性尘埃一样,飘浮在空间,污染着环境,毒害着人们,终于在“放火烧荒”的十年动乱中找到繁衍温床,“潘多拉的盒子”转瞬间又被魔鬼打开,人们清除“淤积”,收拾灾难,更需要长久的工夫。因此,无论是做后进的思想工作,还是清理“环境污染”,都要明了淤积的程度和性质,学会浚而导之,坚持清淤不止。我们常说一个人思想后进,大抵都是长期积累的“慢性病”。“抗菌”和“耐药”

性颇强,常常久治不愈、久感不化,这就更需清其淤积,治其根本,才能使思想渠水畅通,源头清澈如许,赢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