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青铜大头鸟图腾似乎笼罩了整个三星堆文明，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鸟及鸟形器，着名的青铜纵目面具一直被考古界认为是先王蚕丛的写照，近来，四川教育学院教授龙晦先生认为，九纵目面具代表的其实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面具两个尖尖的耳朵是杜鹃鸟的两只翅膀。它的勾啄般的鼻子则象征它是鹰隼一类的鸟。
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叫鸭子河。现在，依然有打鱼的人在这条河上豢养鱼鹰。这种能战胜鱼的鹰也许在远古时代被人们仰慕，所以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到许多和鱼鹰或者和鸟类似的造型。
青铜太阳轮
青铜太阳轮形器恐怕是三星堆出土器物中最具神秘性的器物，大多数人们认为它是“表现太阳崇拜观念的一种装饰器物”。然而众所周知，自然界和人类都喜欢“对称”，因为对称不但美观、稳定，而且简洁。制造四道、六道、道或十二道芒的饰物不是更美观简洁吗？为什么三星堆人要舍简求繁？要知道，在测量技术还很落后的时代，要将圆周等分成五等份该是多么困难的事。
考古专家四川大学教授林向先生认为，轮形铜器应该是一种盾的装饰物。它是一种舞蹈仪式进行时的一种法器。它上面的花纹可以表示它是代表太阳，但是不排斥它本身是一种干或者盾的这种判断。
青铜神树
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
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大铜树。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在世界所有考古发现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都称得上是一件绝无仅有极其奇妙的器物。
一号青铜神树分为3层，树枝上共栖息着9只神鸟，显然是“九日居下枝”的写照，出土时已断裂尚未复原的顶部。传说远古本来有10个太阳，他们栖息在神树扶桑上，每日一换。复原后的青铜神树上残留着9只鸟，神树的最顶端却没有神鸟。推测还应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同时出土的还有数件立在花蕾上的铜鸟、人面鸟身像等，很可能其中的一件便是那只居于神树上枝的铜鸟。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颗大铜树体积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
曾经在三星堆的天空中伸展的青铜树更接近以上的哪一种神树呢？学者们对照相同的文献，得出的却是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企图在古籍与神话之中寻求答案。
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们代表扶桑和若木，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而有些学者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神树可能是剑木或者和剑木有关英国学者罗森在《古中国的秘密》一书中写到，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
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挂器物的穿孔。考古者从三星堆的器物坑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青铜器件。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铜树上的。3000年前，当风吹过三星堆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
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有学者认为这棵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
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如果“一次性使用”的猜测成立的话，我们会问：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金面罩、金杖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当人们发现它们时，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西亚与北非的同类器物。难道他们是外来的产物？段渝认为：全世界用杖代表权力的传统首先是在西亚发生的，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西亚的权杖产生以后，向西传播到埃及，后来是古希腊继承了传统。
还有从艺术角度来看，这几大文明都是相似的，而且其中有一个就是发展的方向，比如说近东它向埃及发展，然后向南亚、印度发展，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化因素，我们中国在这一个长列的文化序列里边，其年代是处于比较晚的。
古埃及的艺术家制作出金面罩，也许是为了用不朽的金属遮盖住死者一定会变形的脸，以达到法老们灵魂不朽的目的。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面的，其目的是什么呢？孙华先生认为，三星堆的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这些人可能具有特殊的身份，就跟那些最大的铜像，它用铜作为整个人的脸面一样，这种用黄金来表现这些除了眼睛、眉毛以外的皮肤部分，可能是要说明这个铜人头像具有不同于其他人头像的特殊身份。
被解读为“鱼凫王杖”的金杖，被视为三星堆之主的信物。这支金杖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约0.5千克，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最长的金杖。金杖下端为两个人头像。上部刻有相同的四组纹样，上下左右对称排列。
图案中的每一组纹样，都由鱼、鸟、箭组成。
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蜀王的权杖。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集王权、神权、财富垄断权为一体的标志，象征古蜀王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杖与神树同义，均为古蜀人的神树崇拜。
三星堆遗址与外星人无关
三星堆遗址一灰坑中出土整套祭器，这再次证明此坑曾是三星堆文化时期.一重要祭祀坑的推断。根据考古发现，专家也再次否定了此前人们对三星f可能是外星文明及世界朝圣中心的猜测。据报道，在现场的4号灰坑中，陆续出土了石璧、石琼、石瑗。四川省文物考古队队长王鲁茂介绍说，石璧、石瑗外观呈圆形，古人用其祭天；石琮两头是圆形，中间四四方方，其功能主要用于祭地。另一重要发现则是在另一灰坑中出土的双耳小平底罐。这是三星堆考古70多年来首次发现双耳的此类器皿。据说这种双耳小平底罐在中原地区、长江下游等其它考古活动中也没有出现过。
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专家陈德安说，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遗址内存有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在商代，三星堆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文明最高成就。此前，有人认为三星堆古城存在的古蜀国文明可能是外星文明、玛雅文明甚至古城本身是世界朝圣中心的种种猜测已被考古专家一一否定。
据了解，通过对祭祀坑中出土的象牙作DNA分析，发现其类属于亚洲象，这从一侧面否定了玛雅文明或外星文明与三星堆文明的联系。针对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的说法，有关专家指出，由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地理环境的客观存在，要有数条四通达的朝圣之路明显缺乏根据。
三星堆文化探秘——金杖之谜
金杖与青铜雕像，也许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了。正因为这样，专家们意见最多，争议也最大。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古方在《天地之灵》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冒、玉墩等。以“秘”相连，即成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说：“这些特殊的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这至少说明，中国之权杖，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同时，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与“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似乎也有区别。因为，前者是方国的国君，后者是一国的君王，认为它是王杖，恐怕更为确切。应该看到，中国人用杖，由来已久。良渚人以玉为权杖，三星堆人就能以金为权杖。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
《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汉书·孔光传》“赐太师灵寿杖。”蜀山氏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至今，四川剑门藤杖，仍驰名中外。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
《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戏曲中，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虽是道具，长度就和金杖差不多。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种甚为复杂。鄙人孤陋，也还见刀杖、枪杖呢！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有。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价？既然可以表示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
如果“权杖”不是三星堆唯一的现象，外来之说，就更值得商榷了。
其实，“权杖”最早也不是出现于西亚。在旧石器晚期马格德林人的洞穴艺术中，就有用骨头或象牙雕刻的“权杖”见理査德·得基《人类的起源》中译本第81页)。若说蜀人金杖是西亚金杖的“采借”，第一，无古文献可考。第二，蜀土无西亚古文物佐证。再以实物比较，三星堆的金杖，既不同于西亚古代国王须臾不离的短金杖，也不同于埃及法老所执那种细长齐肩却无杖首的权杖。
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易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古蜀人为什么不用鼎而用“权杖”，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深人地进行研究。徐中舒先生在《古史传说与家族公有制的建立》中说：“经过长期发展，夏人分为两支，一支姜姓民族，这是周朝母系的祖先。一是羌族，后来变成了留居于四川、青海、甘肃一带的少数民族。”羌族与氐族（戈基人）融合，其一支发展成蜀山氏。已知使用铜刀，则在蚕丛氏阶段（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初探》），又经柏灌、鱼鬼，至杜宇一系从昭通返回，带回更为成熟的冶炼和铸造技术，在与土着濮彝等族的融合过程中，建立了真正的蜀国。因此，用金杖象征这种新的权力。
再细致地研究一下出自一号祭器坑的这支金杖。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只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但是，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而现在，尚无任何实物能证明鱼凫氏的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金杖上的图案，第一组当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第三组，从顺序看，是先鸟而后鱼。也难解读成鱼凫。所以，肯定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
云南丽江地区，源于古氐、羌群的纳西族先民，就有使用“灵杖”的风俗。从先期的“卜杜”（相当于巫、祝或巫、史）到其后的东巴（相当于士或祝官）在祭祀活动中，都要用灵杖，而这种法器，只有大东巴才能使用。《东巴文化艺术》一书，印有五种灵杖头的照片，杖头分节刻有神像、佛像、神兽、花卉及图形符号等。东巴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佛教、道教文化，但就其本源来说，仍是古老的巫文化为其主体。灵杖既然长期存在于纳西族人民的生活中，而纳西人又是氐、羌民的一支。那么，在神权和王权合一的上古时代，金杖是古蜀人所固有的法器，似乎可以算作又一旁证。
还有，西藏古格王朝，也有“权杖”的记载（见张建林《荒原古堡》）。用杖象征权力，良渚文化和吐蕃文化中都有此先例。用杖象征神威，东巴文化今仍如此。金杖出现在三星堆，有其历史渊源。因此没有必要把这种光荣送给洋人。
另外，关于上古时代，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明夏代已懂得金的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较多发现。但事实上，三星堆的金器就不少，除金杖外，还有金面罩、金虎饰、金璋形饰，金“竹叶”，四叉形器等等。它的特点是全用金箔，说明对金的延伸性已经有很深的了解。我们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也参观了馆藏的金器，有金柄铁剑，各种形制金带钩等，其制作时间大约在春秋时代，并且都为铸造器皿。而金箔的使用，应该说比铸造更为先进。所以，研究三星堆的金器，还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尼雅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