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为国君昏庸而痛心，不愿看着“党人”乱政，葬送楚国锦绣河山，加之长期的放逐生活，身心交瘁，再无重返朝廷、实施理想“美政”的希望。为了保持清白高洁的操守，扞卫自己所毕生追求的理想，终于带着不尽的遗憾，愤然投身汨罗江中。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曾赞叹屈原不肯在浊世中苟活，故而“蝉蜕于污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综观以上说法，屈原愤然自尽的内因似应是理想破灭后的“绝望”。这样的死，当然不是怯懦或逃避对祖国的责任，而是对现实清醒的认知，是屈原坚守气节的最终追求。
刘禹锡有没有陋室之谜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刘禹锡所作的《陋室铭》，多少年来，一直作为知识分子住房条件不好但又居之心安理得的正面典型来传诵。但是仔细研究，《陋室铭》的“陋室”似乎是虚构的。出过像“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样脍炙人口的《陋室铭》，其“陋室”何在？是刘禹锡“称颂自己所居的陋室”？还是作者出于政治的需要而虚构的？关于这一点，历来许多学者说法不一。
《古今中外名人索引》中载：“刘禹锡，中国文学家。字梦得，唐代彭城人。德宗贞元年间登进士及宏词二科，与柳宗元同为王叔文所引用，官监察御史，旋以坐王党贬朗州司马。自是迁贬屡更，不甚得意，武宗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郭锡良等人编着的《古代汉语》下册介绍到刘禹锡生平时也说：“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
而李晖、于非合着的《历代赋译释》一书却说：“刘禹锡……唐代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贞元七年(公元791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可见，刘禹锡是哪里人，仍无定说，一说江苏，一说河南。
1982年《文史知识》第6期，李如鸾的《短小、精粹、隽永--刘禹锡(陋室铭)赏析》一文，又说：“刘禹锡住过的陋室，相传在今河北省定县南三里庄。河北省定县是战国时期中山国活动的中心，汉高帝时设为郡，景帝时改为国，治所定在卢奴，就是现在定县。《新唐书》列传刘禹锡本传上记载，刘禹锡自己说他的籍贯在中山。由此看来，说刘禹锡的陋室在今定县，不是没有可能。”这么说，刘禹锡又从江苏和河南变成河北人了？
但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介绍到刘禹锡生平时，又说：“刘禹锡……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自称中山(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人。”看来，刘禹锡这个文学大家的住地、籍贯是很难定的。
住地、籍贯既难定，他的名作《陋室铭》中的“陋室”，到底在哪里？也就更难定论了。不过不少学者都说：《陋室铭》“全文是称颂自己所居的陋室，表达自己保持了高尚节操，甘心于贫贱，不肯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
这一点，似乎是比较一致的。虽然李如鸾在《文史知识》上说过：“刘禹锡的陋室在今定县，不是没有可能。”虽然郭锡良的《古代汉语》上说到刘禹锡是江苏徐州人。就一点，即《陋室铭》之“陋室”指“作者自己居住的屋子”是一致的。
但有人否定了这一点。天津《采风报》1985年1月30日：《“陋室”为刘禹锡别墅说》一文，却指出：“《陋室铭》违背了艺术与生活的真善美原则。”其含义即“陋室”非“作者自己居住的屋子”，所以欠“生活的真实”。《采风报》这篇文章又进一步指出：“第一是不真实。不真实是为文人之大忌。”为什么“提出过‘天与人交相胜’的着名论断，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文章……自成一家”的刘禹锡要犯这“文人之大忌”？《采风报》那篇文章却也引了根据：“据刘氏传记资料，刘禹锡出身贵胄，广有房产。在二王八司马事件之前，他是朝廷显贵，遭贬后，仍为州司马(相当于地区一级行政首脑)，有很像样的官邸。所谓陋室，不过是他办公、家居之余的一所考究的别墅而已。”既是“别墅”当然也可以住，似乎没有排斥“人云”，但既“考究”又何“陋室”之有？又不同于“众说”：“陋室，指狭隘简陋的屋子”，“作者自己居住的屋子”。(见李晖、于非：《历代赋译释》)根据什么证明“陋室”果真不陋而“考究”？《采风报》那篇文章的根据是《陋室铭》本身的词句，稍加分析而得结论：“瞧，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有琴台，有珍贵藏书，像不像别墅？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有隔音设备，不用办公，批改作业，像不像别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说笑的尽是一些大学者，没有地位，没有文化的老百姓一个也不来往，有这样社会地位的人住的房子，像不像别墅？”所以，刘禹锡傲然自得日：“何陋之有？”以前的学者说刘禹锡“许多诗文都体现了革新的精神”(见郭易良《古代汉语》)，《陋室铭》是“表达自己保持高尚节操、甘心于贫贱、不肯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照《采风报》这“傲然自得”四字，刘禹锡说的“何陋之有”是生活中果真不陋了？那么《陋室铭》主题也就又换一说了。
历史上的三个张三丰之谜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望而却步，独步武林几十年。然而，历史上曾有过三个张三丰，那么，究竟哪个张三丰是武当内家拳的创始人呢？
一种观点认为，张三丰应该是宋代人。据清朝康熙八年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记载：太极拳当是宋代武当丹士张三峰所创。“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峰”。在《太极拳剑推手各势详解》中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张三丰在屋里突然听到院子里有喜鹊叫个不停，他就从窗子里朝外望了一下，看见喜鹊正低头怒视。张三丰好奇也跟着它的方向望去，原来地上还有一只大蟒蛇正盯着喜鹊。两个动物就这么相持着，互不相让。每当喜鹊上下飞击蟒蛇时，蟒蛇就轻轻地摇头摆尾闪避。喜鹊进攻多次都是无功而返。这让一旁的张三丰由此领悟到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道理，并仿照太极变化而把武当内拳命名为太极拳。
到了民国年间，张三峰造拳的历史更为众说纷纭。但宋代的张三峰道士既然已被内家拳拉为祖师爷，而黄氏父子又公开声称张三峰所创的是内家拳，于是某些太极拳书就放弃宋张三峰创太极拳的说法，而以元末明初之武当山张三丰道士为太极拳创造人了。
据《明史·张三丰传》记载，张三丰，名通，又名全一，字君宝，或君实，号三丰(峰)。他是元末明初时的一个道士，祖籍辽阳懿州(今天的辽宁彰武)。据说，张三丰长得高大威武，他“丰颀巍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还有一副硬如铁戟的长胡子。张三丰不仅长的极有特色，而且行为乖张，平日里不修边幅，无论寒暑，他都只穿着一件破旧的蓑衣，大家又叫他“张邋遢”。更为传奇的是，张三丰文武双全，武功奇高，能以一对百，靠内力劈开山谷，从中穿行而过，还能死而复生。更让他名扬天下的是，明朝的皇帝都对他礼让三分，为他大兴土木。明成祖曾经为他大修武当山，专门为他建造了“遇真宫”，征集丁夫30万人，大兴土木，在武当山营建武当宫观，耗资白银几百万两，赐名遇真宫，塑三丰像。从此以后，武当山香客云集，名声大振，张三丰也成为一个神仙级的人物。武当一派由此空前的发扬光大。
有人在研究了“明史”中的“胡传”、“郑和传”，“姚广孝传”和“方位传”中的张三丰事迹后，给出了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答案--张三丰，这个被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神化人物，原来是明太祖死后，明代皇朝宫廷争夺皇位的副产品。传说明成祖朱棣是夺了他叔叔建文帝的皇位才当上皇帝的。由于传说建文帝未死于战火，永乐帝不放心，就派了亲信以寻访道士张三丰(邋遢)为名，到各地去查访建文帝下落。甚至连郑和下西洋都是为找建文帝的。经过21年在国内外对建文帝下落的秘密查访都不果，明成祖才放下心事。但是皇帝派人寻访张邋遢道人的新闻已传遍民间。永乐帝只好大修武当山，为张三丰立像。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劳师动众的真相，欺骗人民。
但历史的真相究竟怎样，究竟创造武当内家拳的是哪个张三丰呢，也许只有留待后人考察了。
济公之谜
“专管人间不平事”的济公，有关他的传说和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很广，经游本昌形神兼备的饰演后，济公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但济公到底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人们根据自己愿望造出的神，这桩历史公案至今没有了结。
认为济公确有其人其事的。如明代田汝成，他在《西湖游览志余》十四《方外玄踪》中明白无疑地断定南宋确有其人济颠。始于清代就着手编纂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工具书《辞源》，对济公的生卒写得更是翔实。这部我国最大的辞书在“济颠”条目下，作了确凿的认定，其结论的准确性、科学性当是毋庸置疑的。该辞书写道：“济颠，公元1129～1202年，宋末僧人。天台人，名道济，俗姓李。佯狂不饰细行，饮酒食肉，游行市中间，人以为颠，故作济颠。始出家灵隐寺，为寺僧所厌，遂居净慈寺，嘉泰二年端坐而逝。”
由此可断定，济公确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在嬉笑怒骂中扶危济困、抱打不平，而又酒肉不忌、玩世不恭的“疯”僧，的的确确生活于南宋时期。他是弱者的救星，人们爱他那以游戏人间的姿态干预现实的喜剧性行为，更爱他的“经不谈、禅不理，吃酒开荤好诙戏，警遇劝善度群迷，专管人间不平事”排难解纷、锄奸诛恶的为人处世，所以他的故事至今活在民间。同时，以济公为题材的小说作品也矗立起一座艺术丰碑。据孙楷第、俏惜华先生查考，较为着名的有这样几部。它们是：王梦吉撰写的《济公全传》三十六则；务世堂刊本《济公大师醉菩提全传》二十回；日本宫内省收藏的《济公传》十二卷等等。还有清代郭小亭写的《济公传》，全称《评演济公传》及作者无法查考的《济公全传》(后四十回很少写济公活动，与前二百四十回风格不一。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就删去了后面的三十八回)。所有这些传世之作，都集中写了南宋时济颠济困扶危、嘲弄官府的故事。
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哪里不平哪有我”的活佛，西湖的虎跑还建有“济颠塔院”，并塑有半立体的济公石雕。雕像左右还有四幅浮雕《济公斗蟋蟀》、《古井运木》、《飞来峰传说》、《装疯扫秦》。苏州的西园寺也有济颠塑像。
尽管权威性的典籍辞书对济公的存在作了认定，但历史上对这一结论还是表示怀疑，学术界争论更烈，众说纷纭，有人疑信参半。
《济公全传》一书的撰写《原版序言》作者乌青镇敬元潘恒就是一例。该文写道：“至今江南太湖流域一带，尤其是杭县附近，一提起济公活佛和雷鸣陈亮，正像三国里的诸葛，水浒里的宋江……，一般的认为实有其事，津津乐道。在今西子湖边，还有多少古迹，传说是当时济公活佛留存下来的。……再则净慈寺中，还有不少踪迹呢。”《原版序言》用“传说”二字，以示不作确切肯定。
更有人否认有济公其人。《花朝生笔记》说：“实则南宋初无是人，乃因六朝释宝志而讹传者也。”释宝志何许人也？据《南史》卷七十六载：释宝志是南北朝时期大名鼎鼎的和尚。关于释宝志和尚的行踪和事迹，《南史》记载得十分详尽：“齐宋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语默不伦。或被锦袍，饮啖同于凡俗。恒以铜镜剪刀镊属挂杖，负之而行。或征索酒食，或累月不食。预言未兆，识他心智。”从中可以看出，他有时披头散发，有时穿起锦袍，有时胡说八道，有时饮酒食肉，于是人们称他为颠和尚。此后宝志误传为宝济，志公便演变为济公、济颠。
对“济公本无其人，原是释宝志的原型”这一论题，黄天骥作了大胆而谨慎的考证。黄天骥同志在《评<济公全传>》一文中，对这一论题作了阐发。他在分析我国民间文学传承性的特质“民间故事流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再创造的过程。人们在口口相传的时候，往往把自己所熟悉、所想象的事件，加插到故事中去’，时，指出：“传说中的济公形象，虽以释宝志为原型，但又比原型生动得多、丰富得多；历史上一些古怪和尚或者癫疯头陀的行为，也被人们捏合在济公的形象里。”据黄天骥的求证和查考，又可推断出样一个结论：历史上并无济公活佛，而是人们创造出这样一个来自西天的神，他神通广大，法力无比，人们要他为受欺压的弱者打抱不平，因此民间文学的母胎便孕育了济公这一形象。所以也不难理解：“济公的形象虽与释宝志一脉相承，但又远远超出了原型。在他身上，实际上概括了许许多多以疯和尚姿态出现的宗教徒的面貌。”
济公到底是人是神？认定是人者，是经典性的辞书；推断无此人者，也有史料并作过考证，好难定论。要彻底解开这一历史哑谜，看来一时恐怕很难吧。
投笔从戎
汉光武帝建立了东汉王朝后，让大学问家班彪整理西汉的历史。班彪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班固，另一个叫班超，还有一个女儿叫班昭。班彪在几个孩子幼小的时候，就教他们学习文学和历史。
班彪死了以后，汉明帝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继续完成他父亲整理历史书籍的事业，就是《汉书》(一部记载西汉历史的书)。班超跟着他哥哥做抄写工作。哥俩都很有学问，可是性情和志趣不一样，班固喜欢研究百家学说，致力于他的《汉书》，而班超却不愿意皓首穷经地在案头写东西。
后来，班超听到匈奴不断地掳掠边疆的居民和牲口，就扔下了笔，气愤地说：“大丈夫应当像张骞那样到塞外去立功，怎么能在书房里呆一辈子呢？”就这样，他下决心放弃文案工作，去立战功。
窦固为了抵抗匈奴，采用了汉武帝的办法，派人到西域去，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共同对付匈奴。他赏识班超的勇气才干，派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带着36个随从，先到了鄯善(在今新疆境内)。鄯善原来是归顺匈奴的，因为匈奴逼他们纳税进贡，勒索财物，鄯善王十分厌恶。这次看到汉朝派了使者来，他很高兴，非常殷勤地招待班超一行。
几天后，班超发现鄯善王对待他们忽然变得冷淡了。班超料想到其中必有变故，他从鄯善的侍者口中得知匈奴也派使者来了，鄯善王何去何从犹豫不定。班超立即与同行的36个随从密商，必须先发制人，夜袭匈奴使者。于是，班超布置随从们乘夜纵火烧了匈奴营帐，将匈使者全部杀死。第二天，班超把鄯善王请来，鄯善王看到匈奴使者的人头，非常惊叹汉家将军的英勇行为，马上打消疑虑，摆脱匈奴的统治，与汉家复通友好。
班超回到洛阳，汉明帝提拔班超做军马司，又派他去于阗联络。于阗王接见班超的时候，并不怎么热情。班超劝他脱离匈奴，跟汉朝交好。于阗王犹豫不决，找来巫师向神请示。班超见巫师装神弄鬼，借神的名义不愿与汉朝结交，便拔刀杀了巫师。最后，于阗王同意和汉朝和好，并主动把匈奴派去奴役他们的“监护使者”杀了。
班超在西域联合弱小民族，团结抗暴，先后打败莎车(今新疆沙车一带)、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带)等国，匈奴北单于在西域北道上的势力也被驱逐出去，西域五十多国又同东汉王朝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不久，汉明帝去世，他的儿子刘坦即位，即汉章帝。
昭君出塞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