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只会有早产，不会有晚产的。怀胎10月绝对会生下来，就算稍微有多几天的误差，也不算晚产，不会有问题。但超过正常怀孕期2周以上的晚产儿，在成长中就多出现协调能力不佳和大脑发育受阻碍的症状。
早产是指在满28孕周至37孕周之间（196～258天）的分娩。文献报道早产占分娩数的5％～15％。在此期间出生的体重1000～2499克、身体各器官未成熟的新生儿，称为早产儿。早产儿死亡率国内为12.7％～20.8％，国外则胎龄越小、体重越低，死亡率越高。死亡原因主要是围生期窒息、颅内出血、畸形。早产儿即使存活，亦多有神经智力发育缺陷。
那么据此分析，我们得出的解释也只能是说：赵姬和子楚同居怀胎十月之后，生下了秦始皇。而司马迁此种写法的目的也就是排除嫌疑，澄清疑点。因为当时社会上可能盛传吕不韦献有孕之女的流言，但其实秦始皇是如期而至。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东方史学之父，是纪传体史学的开创人。当他大量地阅览和考察各种不同来源的史料，着手编撰《史记》时，必然会面临一个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应当如何取舍？司马迁作为一个非常严肃的历史学家，他视史实的可信为《史记》的生命，对于史料的取舍有严格的标准，凡是他认为不可信的史料，都在判定后作了删除。而对于可信程度不高，但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他在史记中以异闻和异说的形式作了保存。其中最可信的史料，多用于本纪和表的撰述，信用度较低的史料，保留于列传当中，有时甚至将相互矛盾的史料并列一处，留下让人思考和回味的隐语。
明白于此，对于谁是秦始皇的父亲这一问题的由来，以及司马迁为什么会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对于同一事情作不同记载的原因，自然就一目了然了。《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纪事，基于最可信的史料撰写，是司马迁确信的所在，嬴政的父亲是秦庄襄王子异。《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采用了坊间的传闻趣事，尽管信用度低，删去又可惜，于是用隐喻和矛盾的笔法，以异闻异事的形式将不同来源的史料保存下来，飨与好奇者。太史公是以这种笔法书写，而后人却未能深入理解《史记》，最终不过是陷于自我误读而矣。
那么当时为何会有如此流言产生和流传呢，很可能基于以下一些原因：
一、可能是汉朝有意贬低。为了汉朝的政治需要，认定吕不韦和秦始皇有父子关系。这样可以说明秦始皇不是秦王室的嫡传，汉朝为了证明推翻秦朝是正确地，一直在丑化秦朝，他们的逻辑是，秦王内宫如此污秽，如何治理好一个国家，因此秦亡甚速是很自然的。
二、吕不韦的门客有意贬低。因为吕不韦一心辅佐子楚当上君主，死后传位给秦始皇。可以说功不可没，最终却不得善终。因此编此谣言，以解心中的不满和愤恨。
三、“六国”亡国之人有意贬低。因为是“六国”之人吕不韦不动一兵一卒，运用计谋，将自己的儿子推上秦国的王位，夺其江山。因此，灭国之恨就可消除。当然这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罢了。
四、吕氏之族有意编造。西汉初年吕后称制的时候，吕氏之族如吕产吕禄辈仿照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编造的。吕后父吕公可能是吕不韦的族人。即使毫无族姓关系，吕后党人为使其称制临朝合理化，亦宜任吕不韦为其族祖，秦始皇为自族父，这样便可对刘氏党人说：“天下本是我吕家的天下，你刘家还是从我吕家夺去的。”
因为在第四种解释中我们很巧合地发现，吕不韦献有孕的赵姬给子楚的故事和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如同一个刻板印出的文章。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见于《史记·春申君列传》和《战国策·楚策四》。
楚考烈王没有儿子，当政贵族首领春申君非常着急，到处访求宜于生养的妇人。然而已经进献多人，还是没有一个人怀孕。
春申君门下舍人李园有一位漂亮的妹妹李环。李园想把李环献给楚王，又担心楚王不能让她怀孕，终将失宠。他设法让李环和春申君相见。李环于是得到春申君爱幸。得知李环有了身孕之后，兄妹商议，说服春申君将李环进献楚王。春申君本来就担心楚王无子，死后可能传位于弟，自己的地位将会动摇，于是欣然赞同。李环得幸于楚考烈王，终于生子之后，子立为太子，李环立为王后。楚王宠信李园，李园得以执掌国中大政。他担心春申君会泄漏秘密，私下养刺客，想杀春申君灭口。楚考烈王去世后，太子即位，是为楚幽王。春申君身为新王之父，却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最终还是被李园设计刺死，他的全家也惨遭杀害。
既然故事本是编造的，会出现一些漏洞就在所难免。《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一说，所以当时被娘家人把赵姬母子藏了起来，躲过了一场灾难。《管子》书中说到“豪家”，是指有钱有势的人家。但“豪家”一词在《史记》中只出现了这么一次，没法讨论司马迁在此所说的“豪家”的涵义究竟是什么。但是，总归应当是不一般的人家。而在司马迁笔下，也说赵姬是“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似乎是有所差异和矛盾，让人不能理解了。
可以说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秦始皇本纪》时，依据秦国史书，比较详实可靠。而在编撰《史记·吕不韦列传》时，则依据了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来源于诸子百家，如《战国策》、《国语》、《战国纵横家书》等。所以从史料的来源上分析，的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信用度比《史记·吕不韦列传》要高。
当然有人也提出这样的质疑，认为司马迁的记载没有错误，但事实是吕不韦为使自己长保富贵，故意编造自己是秦始皇的父亲的故事。可细想之下，这种推论并不能成立。
谎称自己是秦始皇的生父，关系到了一个国家的姓氏，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命运。如此重大的事，岂容随意玩笑之？况且就算吕不韦有这样的胆量，凭着他的聪明才智，难道想象不出这样的后果是怎样的吗？如果吕不韦是秦始皇的父亲，那么秦始皇继承王位就没有任何的合法性，作为秦始皇怎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最终等待吕不韦的不会是常保富贵，必然会是完全相反的结局。如果他不死，秦始皇就无法安心。那么何不就老老实实地守着如今大好的形势呢？
而就算是秦始皇私生之说属实，这种男女私密的事情，推想知情者也只有吕不韦和赵姬。而从常理上讲，他们都是绝无可能把这既是个人隐私，又是政治机密的内情泄露于外的。作为吕不韦本人肯定是要严加保密，这是何等样的事情，难道可以让外人知道吗？
所以这种假说完全可以排除，因为没有这样的必要和动机，而就算事实成立也只是大家心照不宣，心知肚明的事，怎么可以挑开义正言辞地明说呢。
后世文人热心炒作这一传闻，以艳市俗。一方面是依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然后添枝加叶，一方面也是抱着不同的目的，各有居心。而中国人长期有异常关心他人私生活的习惯，市井中人特别喜好议论男男女女之间的是是非非。对于许多大人物、公众人物，世俗舆论尤其喜欢在他们的肖像上随意涂抹桃色。正是从这种心理惯式出发，后来有不少人以轻薄之心议论秦始皇的身世，甚至有称他为“吕政”的。而战国至于秦统一的时代，又正是社会大动荡之际，种种不符合事实的传闻纷行于世，而新闻轶事格外为人们所偏好，传播更为广泛。自古以来，这种无稽之谈在后世盛行的例子可谓是不在少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