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是清初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两人共同选编、评注的一种古文选本，是历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古文选本，堪称古文选集第一书。
吴楚材、吴调侯具体生卒年代与事迹均不详。据《古文观止》吴兴祚原序，知吴楚材与吴调侯为叔侄关系；吴兴祚为吴楚材之伯父，为康熙朝武臣，官至湖广总督，清史有其传，并说他“原籍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则编者亦山阴人；《古文观止》编定刊刻于康熙三十四年，则二人当为康熙时人。吴楚材是一位热心于蒙学教材的人，还花了六年时间编定过《纲鉴易知录》，署名“吴乘权楚材”，则他当号乘权，字楚材。
《古文观止》共12卷，选辑东周至明末散文共222篇。其篇幅大都较为简短，最短的仅88个字(《读孟尝君传》)，最长的也只有2000字左右，而且数量不多。涉及的作家也很有限，仅38人。这样的选本，旧时代的文人、学者很少有人提到它，但它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以来，深受欢迎，较之《昭明文选》以及和它同时代刊刻的《古文辞类纂》，却拥有更广大的读者。这决不是偶然的，自有其内在的原因。
首先，《古文观止》选文全面而又能突出重点。从东周到明末，除元朝外，各个朝代都有作品入选，这样就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各个时代的散文特点，有利于读者了解散文继承、发展的大致情况。而先秦入选72篇，唐宋94篇，共166篇，占总数的74%，这样就保证了对后世散文影响重大的两个时代有足够的作品入选。并且在各个时代中，又重点选收那些在文学史上有特殊贡献和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如先秦部分，节选《左传》34篇，《国语》11篇，《战国策》14篇，共59篇，占先秦总入选篇数的95%以上。汉文共31篇，而《史记》就选了14篇，外加《报任安书》，这样就保证了司马迁这位伟大作家在全书中的份量。又如唐宋部分，共选辑94篇，而“八大家”的作品选了78篇，占83%；其中，韩愈24篇，柳宗元11篇，欧阳修13篇，苏轼17篇，可以说是重点中的重点。这种有点有面的处理方法是允当的。
其次，《古文观止》入选的作品，既注意了思想艺术上的代表性，又能从不同角度着眼选收同一体裁的作品，避免了雷同与单调。以给君王的疏、表为例，共选10篇。其中内容、词采、情感、写作方法，各各不同。如《陈情表》，是李密向晋武帝上的奏表，巧妙地以奉祖母为由掩盖了自己不愿应召事晋的真相。奏表深沉地诉说了自己青少年时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苦。是“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委婉地说明自己“辞不赴命”完全是因为祖母已“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并强调“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终养祖母以尽孝道的决心。文章以骈文形式写成，却“无一字虚言驾饰”，似乎作者是陷在深沉的回忆之中而自言自语，绝无矫饰，一片赤心至诚至纯，感人至深。以至“晋武览表，嘉其诚款”，不仅同意了作者的请求，还赐给他奴婢二人，命郡县供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
《前出师表》是蜀相诸葛亮在出师北伐之前，就朝廷内政向后主刘禅提出建议而写的奏表。它以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感情，中肯的议论，将一片忠诚赤心表达了出来，为历代所称道。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把政事建议寓于对先帝深沉的追怀之中。全文仅634字，而称引“先帝”达13次之多。文章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开始，叙述了国家面临的危急和群臣因“追先帝之殊遇”而“不懈于内”、“忘身于外”的情势，提出了“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的建议。接着在提出宫中、府中不宜偏私异法之后，追怀先帝知人善用的品格，进一步提出了“亲贤臣，远小人”的中心议题。由于寓政议于追怀先帝之中，就显得格外的语重心长，加上恳切的情词，十分动人。尤其是最后一节，在追怀先帝“三顾”之恩，以及“临崩寄臣以大事”的深切托付之后，引出自己“报先帝以忠陛下”的职分和“恐伤先帝之明”的沉重心情，从而提出了“奖帅三军，北定中原”的建议，并恳切表示“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悲壮苍凉，声情激越。陆游《书愤》诗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古谁堪伯仲间!”足证其情词感人力量之大。
如果说以上几篇以“情”胜的话，那么晁错的《论贵粟疏》和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则以其严密的逻辑和论证的方法胜。《论贵粟疏》是晁错向汉文帝所上的奏疏，主要论证了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欲民务农，在于贵粟”和“以粟为赏罚”的主张。文章紧紧围绕中心论点，从历史事实和当世情况的不同角度加以分析说明，以各种利弊得失进行具体分析比较，立论精辟，切于实际，加之采用层进推阐的方法：从务农推阐出贵粟，从贵粟推阐出“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的主张，有理有法，极富逻辑的力量。这就使得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揭开了“文景之治”的序幕。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则从多方引喻，反复开导，提出政治“十思”的建议，语重而心长，剀切而深厚。如第一段：“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以木、泉类比“思国之安”必须“积德”，反复论叙，虽词气舒徐，却显得语重心长，无怪乎太宗亲诏嘉许，要以作者为“镜”。
第三，《古文观止》虽然不收典型的辞赋、骈文，但选入了部分散文化了的辞赋、骈文，便于初学者更深入地了解散文的特点。如著名的《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就入选了。《吊古战场文》是唐代散文家李华之作，用赋体形式，通过对古战场的阴森凄惨的渲染，抒发了作者反对秦汉以来的开边战争的思想感情，以影射唐玄宗的穷兵黩武政策。它首先描写了古战场的阴森恐怖：“常复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最后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心灵痛苦，描写尤其真切动人：“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为宾为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殁，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心目，寝寐见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全文虽用赋体，铺陈夸张，但没有隐晦板滞、繁冗累赘的毛病，语言明白晓畅，音韵和谐。
《古文观止》还选了带有辞赋、骈文色彩的散文，如《岳阳楼记》。它是宋代范仲淹于仁宗庆历六年(1046)写的。其时作者因在朝廷执政力主改革而一再被贬至邓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县)，滕子京也贬至岳州(在今湖南岳阳市)。滕“愤郁颇见辞色”，作者“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于是作者在他求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予以规劝。文章没有着力赞美修楼者的功德，而是着重表现迁客骚“人”与“仁人”的襟怀；不刻划岳阳楼的宏构巨制，却浓笔重彩描绘洞庭湖的种种景象；但又不以观览“巴陵胜状”的“迁客骚人”为主，而以“仁人”为主，突出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开阔襟怀。叙事、写景、抒情、议论四者交织在一起，词语丰美简约，句式骈散相间，既排比工整，又长短错落，还富于音韵、色彩之美。其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了古代散文的最高水平。
第四，《古文观止》的编者对入选文章作了评注，大都简明精当，对于初学者极有帮助。如《谏太宗十思疏》“臣闻求木之长者”四句之下注：“浚，深也。三句起下一句。”不仅解释了“浚”字的意义，还点明了前儿句对下一句的作用。在下一句“思国之安者”下面注云：“伏一‘思’字，此句是一篇主意。”一方面点明了本篇中心所在，又揭示了它的伏笔作用。又如：《为徐敬业讨武檄》全文的总评：“起写武氏之罪不容诛，次写起兵之事不容缓，末则示之以大义，动之以刑赏。雄文劲采，足以壮军声而作义勇，宜则天见檄而叹其才也。”结构分析简要确当，艺术评价中肯，—个“劲”字也确是其主要特色。这些简明精当的评注表现了吴氏叔侄较高的鉴赏眼光，也表现出他们为“正蒙养而裨后学”(吴兴祚序)的目的所做的种种努力。
鲁迅曾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题未定草》)鲁迅还说过：“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吧。
(《选本》)《古文观止》正是如此，是有其价值的。
原序
余束发就学时，辄喜读古人书传。每纵观大意，于源流得失之故，亦尝探其要领；若乃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此衷盖阙如也。
岁戊午，奉天子命抚八闽。会稽章子、习子，以古文课余子于三山之凌云处。维时从子楚材实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尤好读经史，于寻常讲贯之外，别有会心，与从孙调侯，日以古学相砥石厉。调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本其家学，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
今年春，余统师云中，寄身绝塞，不胜今昔聚散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观止》一编。阅其选，简而赅，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书，无不精切而确当。披阅数过，觉向时之所阙如者，今则单展然以喜矣。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厥功岂浅鲜哉!亟命付诸梨枣，而为数语以弁其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