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那些由于受过良好教育、才能出众、聪明过人、在各民族引以为骄傲的芸芸男士中脱颖而出的人便群起向民族的这一部分巾帼精英进攻。我们谈到的那位丈夫要不惜一切去保卫其芳心的女人只能在这一阶层的女人中去找。
至于这些贵族女人的标准对其他社会阶层是否适用，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女人的举止、谈吐以及思想都十分讲究，她们受过得天独厚的教育，有艺术审美观，有感受、比较和思考的能力，待人接物温文有礼，成为法国时下的风范，她们的标准应该也适用于其他所有民族，所有种族的女人。本书要奉献给一位高贵的绅士，他必须独具慧眼，能够追随每一阶级内逐渐减弱的光线，抓住某种观察仍能真实反映的文明。
因此，对伦理道德来说，现在去研究在这些可爱的女性当中到底有多少恪守妇道的人，难道不是很有意义的吗？难道这不是全国性的与丈夫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吗？
《论风雅生活意识》
只有充分理解社会进步，才能有风雅生活的意识，因为风雅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它反映的正是那个虽然刚刚诞生却已经很强壮的社会机体所创造的各种关系和各种最新需要。为理解风雅生活意识，并让世人普遍接受这种意识起见，有必要在这里考察一下革命运动产生风雅生活的复杂原因。要知道，在革命前，本没有风雅生活。
事实上，昔日贵族过着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从来不与其他人往来。自然，在这群红鞋跟当中，与如今赶时髦相对应的有所谓宫廷作风，然而宫廷作风也是到卡特琳娜·德·梅迪契时代才出现的。两位意大利籍王后给法国带来了精美的奢侈品、高雅的风度和天仙般的服饰。卡特琳娜引进了礼仪规范（参见她致查理九世的信），又在国王周围安排了一群出类拔萃的贤人。由她创始的这番事业后来由两位西班牙籍王后所继承。靠着这几位声威显赫的王后，法国宫廷成了摩尔人和意大利人分别创造的种种享受和礼仪的拥有者和仲裁人。
然而，直到路易十五朝，廷臣与一般贵族的区别也仅仅表现在紧身短上衣稍有优劣之分，靴口稍有大小之分，假领与头发洒的香水有多少之分，说话用词有新旧之分而已。讲究排场，完全是个人的事，而且从来没有占领全部生活。为服装，为车辆马匹，花费十万埃居，这当然够阔绰的，不过一辈子也就够用了。再说，一个外省贵族，尽管可能衣冠不整，却知道修一座漂亮的宅子。这些宅子如今令我们赞叹不已，同时也叫我们为当今人的命运感到悲伤。至于一位廷臣，华衣锦袍，体面得很，可是连在家里接待两个女客都可能感到窘迫。班韦尼托·却利尼制作的一只盐罐，购买时要花令国王眼红的高价，而它们出现的地方却经常是一张由凳子环绕的餐桌。
最后，假如我们不谈物质生活而谈精神生活，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贵族也许会举债，会在酒肆鬼混，会目不识丁或者笨嘴拙舌，会是个白痴、傻瓜，会出卖自己的个性，会说呆话，但是他仍不失为贵族，刽子手和法律会将他同所有的雅克大叔（劳碌人的典型）区别对待，不会把他绞死，只会砍他的头。我们可以把他叫作法国的civisromanus，因为高卢人作为不折不扣的奴隶，在他面前形同草芥。
这个道理，人们把它悟透了，所以贵妇人可以当着下人的面更衣，好像下人只是一群牛；可以捞布尔乔亚的钱而不丢脸（参见巴里埃尔先生最后一部作品里德·塔拉尔公爵夫人的谈话）；所以德·哀格蒙特伯爵夫人爱上一个无赖，她自己并不以为有失妇道；所以德·肖尔讷夫人断言，一位公爵夫人对一个平民而言无所谓老少；所以若利·德·弗勒里合乎逻辑地将两千万劳役大军看作国家的小问题。
今天，你是一八○四年册封的贵族也罢，你是一一二○年受赐的贵族也罢，反正都已经毫无意义了。我们的革命不是别的，而是讨伐特权者的一场十字军远征。它的使命并没有完全落空。虽然世袭特权的最后一面破旗贵族院变成了土地寡头，但是它休想组成一个享有权利而又专唱对台戏的贵族阶级。然而，表面上看，社会秩序由于一七八九年的运动而有所改善，实际上财产不平等造成的弊端已经借尸还魂。荒唐的封建制完蛋了，可是，不是又出现了金钱、权力和才能这三种贵族么？它们的存在固然合法，然而民众受到的压迫并不因其合法而稍有减弱。民众头上压着金融贵族、官僚机构以及被有才能的人当作进身阶梯的报纸与法院网络。法兰西借恢复君主立宪政体而大肆鼓噪政治平等的谎言，它这样做完全是在推广恶，因为我们的民主是富人的民主。你能不承认这一点吗？十八世纪的伟大斗争是第三等级与贵族、僧侣之间的一场私斗，人民只是充当了聪明人的走卒。因此，时至一八三○年十月，仍旧有两种人：富人和穷人，乘车人和步行人，花钱买得安闲权利的人与垂涎于这种权利的人。社会用两种语言说话。不过，提出的见解倒是一样：活得快活，握有权力，这完全要靠机缘。贵族就是机缘创造出来的。如今，有才干靠的是个人素质好，就像腰缠万贯靠的是出身好一样。
闲人会永远管着其他人：闲人将事物翻腾、探究一番，便有了玩弄人的欲望。再说呢，闲人的生活有保障，惟有他们能去观察、去研究，去比较，于是富人便发挥人类灵魂固有的进取精神，这对增长他们的聪明才智大有好处。这样，时间、金钱、才智三种力量就保证了他们对国家的垄断。有思想的人取代了有刀剑的骑士。恶在扩张过程中，自身的力量削弱了。才智成了现代文明的轴心。这些便是我们的父辈用鲜血换来的全部进步。
贵族和资产阶级不久将会合伙，贵族拿出传统的风雅生活、纯正趣味、高层权术，资产阶级拿出科学艺术的神奇成就。他们将站在人民的前面，引导人民踏上文明与光明之路。但是，组成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集团的思想家、政界和实业界的大人物，他们仍然会克制不住地去效法过去的贵族，宣布他们握有高层权力。时至今日，人们还在挖空心思地寻找差别。这种感情大概来自心灵的需要，类似一种自然的渴望，因为．即使是野蛮人，也有羽饰、纹身、雕弓、用作货币的贝壳，也为争夺几件玻璃装饰品而兵戎相见。十九世纪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引下前进的，这种思想的目标是以“智力利用人”取代“人利用人”。我们在宣传我们自身的优越性时，肯定会受到这个重要哲学思想的影响，物质的东西会减少，心灵的东西会增加。
昨天，不穿甲胄的法兰克人，这群虚弱、堕落的人、还抱着一种宗教仪式不放，而那宗教已经死亡；还摇着一面权力的旗帜，而权力已经奄奄一息。如今，不管是谁，想要站起来，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闲人将不再是偶像，而将是名副其实的神。财富的状况将取决于财富的使用，个人地位的提高将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证实。因为，不论是王公还是人民都已经懂得，哪怕是最有力的象征，也不能再去填补权力了。所以，为了形象地表现某种制度，人们不再用拿破仑身着帝服的三张画；我们处处看到他穿普通绿军装，戴三角帽，双臂叉在胸前的形象。他不摆皇帝的架子，反而显得真实而富有诗意。敌人将他从圆柱顶上拉下来，反而使他变得高大了。他失去了皇位华丽的装饰，倒成了顶天立地的人物：他是时代的象征，未来思想的代表。伟大的人永远简朴而宁静。
我们这个时代，两本羊皮书已经不再能代替一切。浴室大老板的私生子和有才能的人，他们与伯爵的公子享有同等权利。人与人的差别只能以人的内在价值来划分。这样一来，在当今社会，区别消失了，有的只是差异。享受生活的艺术、高雅的风范、作为完整教育成果的那种“说不上来是什么”的东西，便成了有闲人与劳碌人之间唯一的分界。倘若还存在什么特权，那么它也是来自精神的优越性。因此，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良好的教养、纯正的语言、文雅的举止、大方的仪表（包括服饰在内）、房间的陈设，一句话，一切与个人有关事物的完美都具有极高的价值。我们身边的一切，属于我们的一切，不是都映着我们的思想与习惯么？“请你讲话，走路，吃饭，穿衣，然后我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什么人”，这句话已经代替了宫中常用、贵族们常说的一句古老谚语。如今谁也别再想当黎塞留元帅那样的人了。一名贵族院议员，乃至一名王公，倘不知自重，都难免身败名裂，弄得不如收入仅一百埃居的选民。因为现在谁也不能花天酒地，为所欲为。事物受思想的影响愈深，生活的细节就愈显得正派、纯洁、崇高。
这是一个难以觉察的变化，法国大革命的基督教正是依靠这个变化，才推翻了封建制的多神教。一种真实的感情也正是通过这个渠道，才一直渗透到我们的力量那不断变化的物质符号中。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出发点——回到金犊偶像崇拜。不过，我们的偶像会说话，会行走，会思想，简言之，它是巨人。可怜的雅克大叔还要长期做牛做马。人民革命现在不可能发生。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国王垮台，那一定像在法国一样，是因为它遭到了智能阶级的鄙视。
现在，要想生活够得上风雅，光是出身贵族，或者光是在人类的各种赌博中摸个头彩，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这样一种难以言传的才能（它也许是感觉的精髓！），它能够叫我们永远选择真正美和真正好的东西；从整体上说，这些东西与我们的面貌，与我们的命运相互吻合。它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惟有这种感觉，经过不懈的运用，能够使我们豁然领悟各种关系，预见各种结果，推测事物、词汇、观念、人物的位置或意义。概括地讲，风雅生活的核心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它条理清晰，和谐统一，其宗旨是赋予事物以诗意。由此有这样一句格言：
九财产可以敛聚，风雅却系天成。
以上述内容为基础，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就不会再认为风雅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开一个旋即被遗忘的玩笑，或者讲一句没有内容的空话。这些玩意儿在思想家看来好比过时的报纸，一钱不值。风雅生活实际上建立在对社会结构严肃的研究之上。它是一些非凡人物的生活习惯和风格，这些人知道如何享用自己的财富，知道如何叫人民原谅他们飞黄腾达，以稳固他们的思想带来的实惠。风雅生活是一个国家进步的表现，因为它代表了随国家进步而产生的种种高级消费。说到底，既然风雅生活标志着一种臻于完善的品质，那么谁不应该渴望研究它，发见它的奥秘呢？
对时尚的花样翻新，是鄙夷还是欢迎，这可不再是无所谓的事了。因为mensmolemagitat：一个人的灵魂，看他抓手杖的姿势，便可以知晓。原有的社会差别在普遍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意义，要不就索性消失了，但是出现一种力量，它刺激新差别的产生。这种力量便是舆论。而时尚不是别的，正是服装方面的舆论。所有象征物当中，数服装的力量最强，所以革命同时也就与时尚有关，它是绸缎与粗布之间的一场搏斗。不过，时尚如今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享受的范围，生活的物质条件作为总体进步的目标，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物质需要，没有一种不曾产生过一套百科全书，我们的物质生活与人类知识的普及紧密相连。因此，时尚既然规定了风雅生活的全部法则，它就涉及到一切艺术。它成了一切事业和一切著作的准则。难道它不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盖在每一种发现或者丰富人类生活的每一项发明之上的印章吗？难道它不是对天才的丰厚报酬和敬意吗？它欢迎进步，标志着进步，因而它就居于万物之首，它发动了音乐、文学、绘画、建筑等领域的革命。一篇关于风雅生活的论文，如果它集中了那些以外部生活引导思想活动的不可更改的原则，那么它在某种意义上便阐述了事物的哲学。
情书
《致韩斯迦夫人》
生活中遇到大忧大患，友谊应该是有效的安慰；它怎么反而加重忧患呢？今天晚上，读您最近的来信，我不禁一阵难过，这样问我自己。首先您的忧郁在我身上起了强烈的作用，而且信上显然不愉快的情绪，有些话刺痛了我的心。不用说，您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痛苦，也不知道我在事业上第二次大失败要多大的勇气支持。我第一次失败，是在1826年，当时我还不到29岁，身边有一位天使。今天我已活到这种年纪，再也引不起一种没有丝毫侮辱性的受保护的可爱感觉了。保护该年轻人接收，帮他似乎也是自然的。但是对一个年近40的人来说，保护不但好笑，而且成了侮辱。在任何国家里，一个人活到这种年纪软弱无能，两手空空，必然是没有出息的了。
我失去所有希望，被迫放弃一切，9月30日，逃到沙姚，躲在茹勒·桑都住过的小阁楼，因为我有生以来，再度遭到一个出乎意外的全面失败，倾家荡产，一方面觉得前途渺茫，心绪不宁，一方面感到特别寂寞，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承当，不过想起至少还有几个知己另眼看我，也就温暖了……就在这时候，接到您的来信，它是那样消沉、那样忧郁。我急着把它拿过来！在我入睡（我只许自己睡极少的时间）以前，我把它和从前的来信捆在一起，情绪又多低落！我记牢您最后几句话，就像一个人被大水冲走的时候抓住最后一个树枝一样。书信有一种宿命力量，根据我们收信时的不同心情，起好作用，也起坏作用。我倒希望在两位知心朋友当中，比方在您我当中，约好在信上作些暗记，一看彼此信封，就知道来信是心情愉快还是情调哀怨；这样就可以找一个相宜的机会去阅读。
我失败，但是并不认输，我的勇气还在。只是孤独和被遗弃的感觉，比起其他的忧患来，还要使我伤心不已。我没有一点自私的地方；我的思想、我的努力和我的全部感情，都寄托在我以外的一个人身上；没有这个人，我就支持不下去了。戴在我头上的东西，假如没有可能转献的话，那怕是桂冠，我也不要。过去那些岁月，一去不返的岁月，我多不忍诀别啊！它们没有给我完整的幸福，也没有给我彻底的痛苦。我活在那些岁月，一边受冻，一边挨烤，我现在觉得只有责任感支持我活着。我抱着到死方休的工作信念，走进这间小阁楼；我相信我会一天比一天更能忍受下去的，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下午6点钟睡觉，半夜起床，给自己规定好了仅够活命的食粮，免得脑筋感到消化不良的坏影响；可是，我不但感到无法形容的疲倦，而且生活事故在脑内风起云涌；后脑里的平衡感觉，有时也没有了；甚至于躺在床上，我觉得我的头好像在左歪右倒，起来的时候，又好像头里有一个沉重的东西压着我一样。我现在明白巴斯卡绝对禁欲，工作繁重，怎么会觉得两旁老是深渊，又为什么座椅两旁放两把椅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