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灵派教徒自一八四四年起就活动、居住在高加索，他们安于贫穷，强调贞洁，尤其是谴责一切战争和反对一切政府的观念，与托尔斯泰的学说十分接近，他们也反对正教仪式。这个教派很快便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组织，他们的巨大号召力，（比如反对服兵役）所造成的影响，使沙皇政府十分恼火，并进行了残酷镇压。他们因为集会被包围、鞭打，为了拒绝服役而被关进惩罚营，甚至被处死、流放。他们中间的第一个殉难者名叫舍尔比宁，还有好几百人死于流放地的伤寒。知道这次迫害的情况后，托尔斯泰十分激动，派比留科夫去高加索了解情况，决定要把一切公之于众。后来，他根据了解来的情况，与人合写了一篇紧急呼吁书。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契尔特科夫、比留科夫等人为非灵派教徒写了一篇名为《救命》的文章，托尔斯泰给文章加了一个结尾。这篇文章触怒了政府，比留科夫被流放，契尔特科夫由于母亲与宫廷有着特殊关系，获准到国外去定居，不得住在俄罗斯。从这年开始，一直到一九○○年，非灵派教徒的事情占据了托尔斯泰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由于非灵派教徒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在反复斟酌后，决定同意所有的教徒均可离开俄罗斯到国外定居。非灵派教徒们也感到，在俄罗斯找不到一处无人干涉、没有政府的地方，决定迁居。但迁到哪个国家？巨大的迁居费从何而来？托尔斯泰同许多人通信讨论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可迁到塞浦路斯岛，或夏威夷群岛，或中国西部；需要募捐，但政府不能容许任何一家媒体做募捐广告。无奈，托尔斯泰便亲自写信给有钱的人，要求他们捐款，但这样做对托尔斯泰来说是很不愉快的。另外，在国外报纸上登了广告。捐款陆续来了，但数量远远不够，于是，托尔斯泰决定靠自己的新作品去赚钱以便帮助非灵派教徒。那时《复活》还没写完，但他已经委托在英国的契尔特科夫联系能否用优惠的价格把它卖给英美的报纸；他还亲自与《原野》杂志的发行人马尔克斯进行关于出售《复活》的谈判，甚至同他讨价还价。马尔克斯答应为获得《复活》的首次发表权而支付每印张一千卢布。由于《原野》每星期都要连载这部小说，托尔斯泰只好加快速度。尽管如此，还是常常发生这种情况：收到最后一次清样后，托尔斯泰说：“一会儿就看好。”然后就拿着校样到书房去了。结果，几个小时后，他才面带愧色地把清样拿出来，清样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整行整行地被划掉，而在行间页边写满了字，有时清样的背面出现了完全新的段落。
一八九九年底，经过书刊检查机关大量删改的《复活》终于在《原野》上连载完了，几乎与此同时，契尔特科夫和比留科夫在国外创办的《自由言论》杂志上，刊完了完整的《复活》。在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写到：“写完了《复活》。不好，没改好。”
《复活》出版后，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很快就出了译本，在日本，《复活》成为托尔斯泰最畅销的作品。著名评论家斯塔索夫认为：“整个十九世纪还不曾有过像这样的作品。它高于《悲惨世界》，因为这里没有一点幻想的、虚构的、编造的东西，全都是生活的本身……这是一部铁面无情的书。”
一八九八年八月，非灵教派的第一批迁移者起程了。第二条船是由托尔斯泰的儿子谢廖沙陪同去的，目的地是加拿大。迁居一直延续到一九○○年。托尔斯泰为此捐出了作品所得的稿费大约三四万卢布。
七、向死神说“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终于跨进了20世纪。在这个新世纪里，古老的俄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列宁为领袖的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之力动摇着俄国的基础，一个崭新的俄国将要诞生了。俄国的进步人士期待着新生活的来临。平民出身的优秀作家契诃夫在剧本《樱桃园》中号召“向旧生活告别”！欢呼“新生活万岁”！他预言：“一种巨大的东西正在向我们走来，席卷一切的强大风暴已孕育成熟。”来自底层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则在自己著名的政治抒情诗《海燕之歌》中热情召唤革命暴风雨的来临，他向俄国人民宣告：“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关心祖国命运和热爱人民的托尔斯泰也敏感地意识到暴风雨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迎接暴风雨——和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建立了纯真的友谊。
两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一个快要结束自己的生活道路，一个刚刚开始自己的生活道路，他们在两个世纪的交界线上相遇了。
阿·马·高尔基在自己的童年时代就对托尔斯泰的作品爱不释手。现在，当他已从苦难中挣扎出来，迈入全欧闻名作家行列的时候，他急切地想结识这位前辈天才作家。1900年1月13日，他跨进了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宅邸的大门。
托尔斯泰和索菲亚热情地接待了年轻的高尔基。在友好的交谈之间，高尔基惊奇地发现托尔斯泰非常熟悉他的作品，非常关心他的生活、学习和创作的情况。这使他十分感动。
临别时，索菲亚给他们拍了合影。托尔斯泰握着高尔基的手说：
“您是真正的平民，置身于作家之中您会遇到困难，但是您什么也不要怕，您要永远如实地把您感受到的东西说出来。”
高尔基感谢他的友好接待和鼓励，他说：
“对您向我说的一番话，我感谢您，衷心地感谢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见到您，我非常高兴，并引以为骄傲。我素来就知道您为人质朴、诚恳，说实在的，我没有料到您对我会这样好。”
这次会见，也给托尔斯泰带来了极大的愉快，1月16日他在日记中说：“高尔基来了。我们谈得很投机，因为我喜欢他。一个真正平民出身的人。”
1900年秋，高尔基又来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他沿着白桦树的林阴路，走进托尔斯泰的宅邸。
托尔斯泰愉快地接待了他。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秋日，托尔斯泰兴致很高，建议两人到花园里散步。于是，他们在覆盖着橘黄落叶的小径上漫步，倾心交谈。年迈的托尔斯泰时而谈笑风生，时而停步欣赏美景。
高尔基回忆说：“他摇撼着树枝，让树枝上的雨珠水滴落到自己的头上。他用温柔的手抚摸着潮湿的、锦缎般的白桦树干……蓦地，一只野兔窜到我们脚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往上一跳，全身紧张起来，脸色绯红，突然发出一声尖叫，他还是老猎手呢！后来，他带着无法形容的微笑望了我一眼，便大笑起来，这是充满智慧而又富有人情味的笑声。这一瞬间，他显得非常可亲可爱。”
高尔基后来曾在一封信里对契诃夫谈了他在听托尔斯泰向他叙述《谢尔盖神父》内容时的感受：“我看着这位老人，他简直像一个瀑布，像大自然里的巨人，这个人真是惊人的伟大，他的精神的活力使人吃惊，并使你吃惊地想，存在有这样的人简直是不可能的。”
但是，高尔基作为新的力量——工人阶级力量的代表，作为“无产阶级的艺术权威”，他不可能盲目崇拜托尔斯泰。他赞赏托尔斯泰对专制暴政和教会的揭露批判，但绝不可能同意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学说。
有一次，他们在交谈之后，高尔基显得郁郁不乐。
“您不喜欢我吗，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托尔斯泰善意地微笑着问道。
“是的，不很喜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高尔基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
托尔斯泰并不生气，相反却哈哈大笑。
高尔基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杰出的语言艺术家，十分崇敬他的创作天才，可对他的关于“宽恕”、“博爱”的说教，他的“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为内容的托尔斯泰主义，他则采取不妥协的批判态度。
在对待沙皇反动政府的否定和憎恶上，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心是相通的。虽然托尔斯泰不赞成工人罢工，但是，当高尔基因在索尔莫夫大罢工中印发传单而被捕入狱后，托尔斯泰立即向内务大臣和彼·奥尔登布尔格斯基亲王提出要求，立刻释放高尔基。他四处奔走，终于使高尔基在受监禁一月之后被释放出来。高尔基十分感谢托尔斯泰所做的努力，他说，“在地球上，只要这个人活在世界上，我就不是无依无靠的孤儿！”
契诃夫认识托尔斯泰比高尔基早几年。他十分崇敬托尔斯泰，他说：“我对任何人也没有像对他那样喜爱了。”托尔斯泰也很喜欢契诃夫，称他是“散文中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养病时，契诃夫和高尔基常常去看他。有一次，托尔斯泰正和高尔基在阳台上聊天，看见契诃夫和另一人在花园中漫步，托尔斯泰的目光立刻变得慈爱而温柔，自言自语地说：“啊！多么可爱，多么完美的人，漂亮、整洁、谦虚、温柔，但没有丝毫做作，一切都自然、朴素、和蔼、可亲。”契诃夫的许多作品都使他拍案叫绝，他一连把契诃夫的《宝贝儿》读了四遍，读的时候竟笑出了眼泪。
1899年，托尔斯泰曾派人到彼得堡去会见出版商，要求出版《契诃夫全集》，并表示他要第一个购买这部书。
对于契诃夫来说，托尔斯泰是一位具有权威的老师。他说：“当文学界有托尔斯泰的时候，做一个文学家是既轻松又愉快的，甚至当你意识到自己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做的时候，都会显得不那么可怕，因为托尔斯泰正在代替所有的人做着。”他还说，“我认为托尔斯泰是永远不会衰老的。语言可能会陈旧，但他将永远年轻。”契诃夫为人正直，从不说违心的话，这正是托尔斯泰喜欢他的地方。因为他一向把“诚实”作为择友的重要标准，他认为“跟不老实、不真诚的人最难相处”。所以，高尔基、契诃夫都能向他如实地敞开心扉。但契诃夫不赞同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和托尔斯泰式的禁欲主义。
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是俄国19世纪末的三位伟大作家，他们之间真诚的友谊，令人称道。
由于沙皇政府和教会对托尔斯泰的迫害，使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病倒了。
1901年春，托尔斯泰患了疟疾，接着，心脏也出了毛病——心绞痛和心律不齐。7月3日，他几乎不能说话。在医生的精心护理下，一周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高尔基等33人向他发来了祝贺信。罗马尼亚的伊丽莎白女王也写信慰问他，对他的天才和品德表示“深深的敬仰”。
7月底，托尔斯泰的病情又一次反复，医生建议他去气候暖和的地方疗养一段时间。于是，在8月末的一个寒冷黑暗的夜晚，托尔斯泰裹着一件皮大衣，由妻子、两个女儿和几个朋友陪同离开图拉前往克里米亚。
途经哈尔科夫车站时，一大群人围着要见他。医生只让几个大学生进车厢来和他说话。此外，只让他在窗口露了露面，以满足群众想见到他的愿望。
9月7日，火车到达塞瓦斯托波尔时，英雄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人民，为自己城市的保卫者、举世闻名的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仪式。
离开塞瓦斯托波尔，他们一行由公路驱车去雅尔塔。在第一个驿站换马时，托尔斯泰独自向前漫步，遇到一个像小店员样的年轻人，他向年轻人打听河岸下面一个地方的名称。这个青年见眼前的老人穿着粗劣，回话十分傲慢无礼。
正在这时，衣着讲究的伯爵夫人走过来，扶着托尔斯泰进了马车。
“这个老头儿是谁？”年轻人惊奇地询问马车夫。
“托尔斯泰伯爵。”车夫回答。
“什么？托尔斯泰伯爵，那位伟大作家！我的天呀，我的天呀！我愚蠢得瞎了眼。”青年绝望地喊叫着，把帽子扔进路边的尘土里。
“我宁愿把我的一切都扔掉，只要能去看看他，可是，我是怎么和他说话的呀！”他捶打着自己的额头，眼里涌出了泪花，一直目送着马车远去，才怅然离开。
到了气候暖和而晴朗的雅尔塔，托尔斯泰住进了友人给他准备的、坐落在临海高处的别墅里。在体力好的时候，他有时坐在喧嚣的大海岸边的石头上，久久地观赏着浩渺的大海。住在附近疗养的契诃夫、高尔基、柯罗连科经常来看望他。高尔基曾回忆说：
“有一次，我见到他，在紧靠岸边的巨石当中，我发现他那颧骨高耸的瘦小身影，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衣服，头上是一顶揉皱的帽子。他用两手支着颧骨坐在那儿，从指缝中间飘出缕缕银白须发——他注视着远方，眺望着大海，绿色的浪花顺从地、亲热地滚向他的脚下，好像在向老师讲述自己的私事……而大海，这是他心灵里的一部分……当时我的感受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高尔基的这段描述，既展现了托尔斯泰大海般浩瀚的胸怀，又表达了他对托尔斯泰诚挚的爱。
托尔斯泰的病情不十分稳定，时好时坏。当他精神好的时候，便经常到高尔基的住处去，和高尔基的儿子一起玩耍，给小马克西姆叠纸公鸡，讲“小黄瓜”的故事，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哈哈大笑。
1902年1月，托尔斯泰又因心绞痛而病得很厉害。他以为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好活了。他一生看到了太多的苦难，他希望能够帮助祖国，帮助人民，于是挣扎着给沙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高压统治的办法可以压迫人民，但不能治理人民。”他要求沙皇“废除土地私有制”，给人民以“言论自由；教育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他认为沙皇和他的政府过去所做的一切是无可救药地错了，渴望他们能纠正严重的罪恶。
这封信虽然表现了托尔斯泰对沙皇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更表现了他的勇敢、大胆、诚挚和正义感。
托尔斯泰的信没有任何结果，相反，他的病却越来越重，并引发了肺炎，体温升高至40℃，长时间谵语，情况十分危急。契诃夫写信给妻子说：“托尔斯泰情况很坏……可能在你收到这封信时就会听到他的死讯。我很悲伤。”高尔基也给朋友写信说：“可能在你收到这封信时，托尔斯泰已经不在人世了。在俄国，死去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伟人还是第一次。”托尔斯泰的家人也在极度悲痛中讨论他的后事。
与此同时，沙皇政府也在积极布置，他们慌忙通电各地，一旦托尔斯泰逝世，严禁群众示威、开追悼会、挂死者像等等。更为无耻的是，宗教院头子波别多诺斯采夫密令托尔斯泰所在地的教会，只要托尔斯泰一咽气，神父就要立即进入内室，出来时，便立刻宣布托尔斯泰已经进行了临终忏悔，已经回到了正教教会的怀抱，并且领了圣餐。而且这个消息要立即用电报发往全世界。教会竟然准备采取无耻的欺骗手段来愚弄世人，美化自己，诋毁托尔斯泰。
但是，托尔斯泰顽强的生命力又一次战胜了死神。高尔基说“天才战胜死亡”。
6月间，托尔斯泰准备返回雅斯纳亚·波良纳。由于走陆路太累，他便和家人乘轮船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站，并在那儿稍微休息片刻。
因气候炎热，托尔斯泰独自走进车站小花园的树阴下纳凉，没想到一位怒气冲冲的太太命令他赶快出去。她不客气地说：
“这是高级铁路官员的花园，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在这儿闲逛的。”
托尔斯泰面对着这个等级观念森严的女人，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顺从地离开了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