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控制住内心的激动，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在写字台前想。我常到体育馆里看拳击，我自己也参加。我到体育馆里去和拳击手一起研究，我在那儿竭力和他们打成一片。你该去看看我在那儿的模样。我甚至和那儿的气昧也打成一片。我从体育馆回来便写下我在那儿的全部感受。我必须看到，感到，闻到才行。”说完便一步两级奔上楼，回到自己房里去享受成功的喜悦。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海明威创作方式的最早宣言。他没有进过大学，他不喜欢去啃大部头理论，也不相信这个主义那个方法。他的理论、他的写作风格，乃至他的全部人生哲学都是来自行动、来自实践。
他讲过他小时候如何悟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理。一次在野外钓鱼，他朝一棵树干小便，系裤子的时候，忽然发现一条蛇正在捕捉一条比它粗一倍的蜥蜴。蛇伸长脖颈，张开血盆大口，咬住蜥蜴使劲往下吞。那蜥蝎还剩后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它奋力挣扎，显得勇敢、顽强，又有几分可笑。每当那蛇停下来歇气的时候，蜥蜴便能挣扎得露出后腿来。经过15分钟的战斗，那条蛇闭住嘴巴满足地盘卧起来，那蜥蜴则在蛇的肚皮里动弹了好一阵。小海明威绕有兴趣地观察了全过程，似乎获得了某种启发。他心里当时想要说的，正是后来生物课上老师讲达尔文的时候提到的原理。
他不啃理论，不谈主义，不学方法。他的朋友都说他有过人的直觉。他只认干和干好。干，而且干好了，就会得到承认。
当然，他也讲“运气”。他钓鱼、打猎、写小说都常讲：运气好，就如何如何。
东芝加哥大道100号大概就是给他带来好运的地方。他在这里收获了小说创作的第一次成功，还采摘了爱情的第一颗果实。
房主人肯里·史密斯的妹妹凯蒂·史密斯有一个女友，名叫哈德莉·理查逊，毕业于圣路易女子玛丽学院，钢琴弹得很出色。哈德莉的父亲早逝，她长期与母亲同住。她母亲最近去世了，她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因此凯蒂就邀她来芝加哥小住散心。芝加哥是美国有名的音乐之城，哈德莉也希望能在这里做点事业。
哈德莉已经28岁了，但外表还像个刚刚走出校园的女孩，一头光滑的长发，姿容美丽而气质娴雅。她秀外慧中，有才华，很自信。后来很多人都说她与海明威的母亲有相似之处。
哈德莉与青年艺术家们一起住了三个星期。他们那新鲜有趣朝气蓬勃的生活很快改变了她郁闷的心境。追求过哈德莉的人很多，她从没动过心，可她对海明威差不多是一见钟情。海明威出身于很好的家庭，这么年轻，已经有了丰富的阅历，他工作很刻苦，有三个男子汉的精力，他的言谈举止粗犷而富有魅力，人人见他都喜欢，而且他无论在高级餐馆或者下等酒吧间都同样自得其乐。哈德莉只是顾虑自己比海明威差不多大了8岁。
海明威对哈德莉也同样钟情。他结交一般女友是凭兴致，随心所欲，随遇而安，不怎么挑剔。但真要作妻子来考虑的话，他遵循的还是橡园镇文明的标准，要有风度、有教养，这不光是一张漂亮的脸蛋就代替得了的。哈德莉正是他心目中的佳偶。至于年龄问题，他根本不在乎。他疯狂地迷恋过的阿格纽丝也比他大8岁。
但是海明威的态度比哈德莉审慎得多。他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他正在为工作，为前程，为实现文学梦而奋斗，他的几个朋友也劝他千万别在这时候结婚。而更重要的，也许是他的满腔热情已经为阿格纽丝喷发过一次。火山的强烈喷发总是只有一次的。
3个星期以后，哈德莉回到圣路易斯。他们每周互通一信。
哈德莉称他为“我最亲爱的奈斯特”，邀他到她家去做客。他回信说他收入太低，没有钱坐车，仿佛觉得自己不是个人，而是毫无价值的破烂。而且信的“字迹潦草，看不清，有许多折叠的皱纹，似乎曾在口袋里乱塞过”。
哈德莉在信中说：“我和你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我非常地爱你，我越来越喜欢你，但愿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爱慕之情。”并造了一个新的形容词“欧内斯特的”，放在自己的名字前。他的回信中却忧郁而莫名其妙地说：“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相爱。”并把以前同阿格纽丝的事告诉了她。
哈德莉说：“真是上帝保佑，我们三生有幸，生活在同一年代，而且得以相遇。”他却以自怜的口吻说，他生不逢时，命运的捉弄使他没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
“你不需要大人学学习！”哈德莉用十分钦佩的口气回答。
海明威终于无法审慎。他穿上崭新的西装，臂上挽着那件意大利军用斗篷，还带上一本他发表的文章的剪贴簿，兴致勃勃地前往圣路易斯去看哈德莉。哈德莉的几个女友对海明威赞赏不已。
不久，哈德莉又到芝加哥来看海明威。他们邀请肯里沙龙的朋友们到餐馆去喝红葡萄酒。海明威喜气洋洋地说，哈德莉和他们在一起，就像一朵绣在保加利亚黑缎子上的红玫瑰。
海明威22岁生日那天，哈德莉送他一台崭新锃亮的柯罗纳牌打字机。他当即用它打出几行诗：建立起理想来，你内心就会充满着甜蜜和欢笑。忘却了忧伤，你说……
没有任何修饰，纯粹是真情的自然流溢。
格莱丝来芝加哥见了一次哈德莉，觉得儿子终于做了一件使她宽心满意的事情。她催促他们早日结婚，她好把那份牵肠挂肚的操心和烦恼早日转给哈德莉。儿子有了“家”，就多了一份约束。她认为，男孩也好，女孩也好，都只有在家庭生活中才能培养起真正的责任感。
1921年9月，距初次相识10个月的时候，海明威与哈德莉在霍托湾的一座乡村教堂里举行了婚礼。随后就在温德米尔别墅度蜜月。沙滩、树林、蓝天、白浪、明月、星空，全成了只为他们两人所有的世界。哈德莉快乐、深情而豪迈地说：
“世界就是一座监狱，而我们，正在把这座监狱打得粉碎！”
海明威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但前面的路并不是铺满鲜花。
度完蜜月回来以后，他们仍暂时栖身于史密斯先生借给他们住的那幢公寓里。小俩口共同计划新的前程，力图改变现状。
就在这年秋天，舍伍德·安德森从巴黎回来了。他来看望这对新婚夫妇，顺便给他们带来了好消息。
“法国和德国都是好地方，”他告诉海明威夫妇，“尽管通货膨胀难以控制，美元在那里却很吃香。只要有几块美元，两夫妻就能过上王公贵族般的生活。花不了几个钱，一个作家所需要的舒适和写作环境就全都有了。”
这番话的确很有诱惑力，打动了正好无所适从的海明威夫妇。
他们去了多伦多一趟。
没过多久，事情就定下来了。《多伦多明星报》派海明威为驻欧记者，负责夫妇俩的旅费开支，若有文章刊用，另付稿酬。
就这样，尽管当时已是严冬，纽约寒风刺骨，海明威毫不犹豫地带着哈德莉登船赴法了。他不再需要橡树园，也不再需要芝加哥。他愿意回到他初次遭遇大悲剧的血污战场上去。他要在那里一显身手。
不过，海明威夫妇没有直接去法国，而是绕道去了西班牙。因为海明威想去那里看斗牛。他买好了入场券，却让哈德莉一人先进了场。旁边的酒吧间里，一群新闻记者正喝得性起，高声大叫，旁若无人。嗜酒如命的海明威哪里见得这个场面，于是抛下哈德莉就加入了这支饮酒纵队。待到要进场了，这帮喝过量的斗牛迷们才傻了眼：他们的入场券给弄丢了。
重新买票么？入场券早已售罄。
放弃么？全都是帮斗牛迷，谁又甘心？尤其像海明威这样不远万里来的更是舍不得了。
最后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让那两个宪警队员把他们像犯人似的从边门带进斗牛场内。不管怎样，他们总算进了场，过了这把瘾。
“那是一个十分宏伟的斗牛场，”后来海明威回忆说，“斗牛士是个老手。观众发出阵阵尖叫，热情地欢迎他们喜欢的这个斗牛士。哈德莉收到了一只牛耳朵，用手巾包得好好的珍藏起来。这是那位斗牛士慷慨馈赠给我们的礼物。那只牛耳朵又干又硬，上面的毛都磨光了。割下这只牛耳朵的人也秃了顶，但是当年他必定是个美男子。他的表演相当精彩，我们大家都看得很过瘾。可惜我们酒喝得太多了。”
马德里天气寒冷，海明威没有大衣，只好待在房间里，坐在床上写稿，要么就去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和白兰地。
三天以后，天气终于转晴，他们匆忙赶赴巴黎。
在巴黎的火车北站，海明威感慨万千。昔日的硝烟弥漫代之以歌舞升平，妇孺的惊恐喊叫代之以车水马龙，的确是今非昔比了。
他俩住进了著名的里兹旅馆。
安排停当，他和哈德莉就像两个性急的侦探那样开始了巴黎探秘。
他们沿街巡视，到罗浮宫去一遍遍仔细参观，在拿破仑的墓边徘徊，在塞纳河畔各个书店浏览。回到旅馆，再把所见所闻打成文字，写成有条有理不加修饰的报道，比如，带伤疤的公爵在开破旧的出租汽车；白俄贵族在这里当上了看门人；退伍的士兵成了无腿的乞丐，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只剩下一文不值的战功十字勋章。
在巴黎，海明威看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这帮人是“纯粹的人的精华”，是被战争抛起和连根拔出的一代人。他们没有目标，没有信仰。有的人自溺于塞纳河里，有的人在自己的顶楼服毒自杀，还有的人懒懒散散，无所事事，以此来窒息生命。
这是一个超道德的颓废派，一个向虚无境界疯狂地进行探索的流派。这就是他眼中的巴黎！这就是现实中的巴黎！当时聚居在巴黎的各国艺术家们自发搞起了一个艺术家沙龙。沙龙的中心是一个名叫格特鲁德·斯泰因的美国女作家。斯泰因女士的“玫瑰花永远是玫瑰花”的声誉已蜚声于海内外，她正在促进这个沙龙的发展，同当年的乔治·桑颇有相似之处。
战后的法国把各种形式的艺术都看作是赤裸裸的感情上的写实主义，后来便干脆一头扎进精神上的写实主义之中，探索起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和写实主义的绘画。
这些新时代的开拓者们都簇拥在格特鲁德·斯泰因周围。他们愿意聆听她那孜孜不倦的教诲。她对别人的鼓励和资助要比她自己作为作家的意义更加深远。她家下午和晚上的聚会形成了巴黎的艺术中心。
这一天，海明威叩响了斯泰因家的大门，身上揣着离开芝加哥前安德森先生为他写的引荐信，信上要求这位女士帮助一下这个“具有非凡才能的年轻人”。
斯泰因热情地接待了他。
他发现她家正高朋满座，谈吐热烈。
斯泰因把他介绍给在座的客人。她邀请他参加她们的谈话。他点点头，但他并没有参与。他只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
他到巴黎来，为的就是提高他所选定的艺术——写作。他们的谈话吸引着他，但他插不上话，他只能坐在那里默默聆听。他们谈到什么意识流，谈到什么印象派，还有什么象征手法，写实主义，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很陌生，他得好好揣摸揣摸。
他又去过几次，多数是听斯泰因侃侃而谈，发表高论。在斯泰因家里，他认识了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和英国作家福德·麦克道斯·福德等人。
渐渐地，他揣摸出味儿来了。他觉得其中有可取之处，但也不能说全对。他在那儿听他们谈话时，心里自然有了取舍。他开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还尽情地欣赏了斯泰因的藏画。从这些绘画作品中，他看到了他要用文字表达的许多东西。
又过了一阵子，那个沙龙里几乎见不到海明威了。它对他的吸引力已渐渐消失。
他到巴黎来为的是写书，而不是来参加聚会。空谈出不了作品。写作总比谈写作有用。而且，有一次斯泰因女士竟指着他们这帮人说：“你们都是迷失了方向的一代……”这让海明威实在难以接受。他的确经历过一段痛苦的历程，他的确看见过巴黎那些经历了战争的灾难、至今仍无力自拔的一代人，但是要他承认自己迷失了方向，他是万万不会同意的。
“她的说法完全是危言耸听。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在许多方面受了伤害，但是除了那些死者、残者和已经证实的疯子外，如果说我们都迷失了方向或者受到了损害，那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迷失了方向？不对。我们是坚强的一代。克里奎是个真正的残疾人，但是他荣获了世界轻量级拳击冠军！虽然我们中的某些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你还是可以信赖他们的。”
为了证明他并没有迷失方向，他把自己打扮得像《多伦多明星日报》的董事长而不是个小记者。他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好一副坚强的男子汉模样！这样一个人哪能属于迷失方向的一代？
不过有意思的是，海明威竟把斯泰因的这句话写在了他的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的扉页上，这是后话。
四、成名与烦恼
到巴黎来追求功名的众多作家和艺术家中真正如愿以偿者只有寥寥数人，而海明威在25岁以前就已经攀上了一个高峰。
18岁那年他在意大利前线负了伤；22岁结了婚，一年以后做了父亲，而这时候的他还是个得到了公认但工资菲薄的驻欧记者；24岁那年，他的第一部重要小说在巴黎出版，他成了真正的职业作家。
他经历过死亡与暴力，又遍历了美国和欧洲，看到了贪欲和犯罪。带着妻儿重返巴黎时他虽然对前途还不甚乐观，但他骄傲地说：“我已经学完了算术、代数和平面几何，现在正在学微积分。”
本来他是打算带了妻儿去多伦多工作的，但是恰遇《多伦多明星日报》改组，信任他的主编克兰斯顿调任他职，新改组的编辑部颇不把他放在眼里，认为他只不过是个在欧洲尽情作乐后回国来的普通记者。他们限制他，要他写的文章必须符合《多伦多明星日报》的加拿大标准，必须适合他们的版面安排。他必须迎合这种口味，不得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于是，他写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访问记被拒之门外。
更令他气恼的是，他交给他们一位匈牙利外交官提供的，揭露纳粹和法西斯罪行的原始文件竟被这帮编辑们不负责任地销毁了。
报酬菲薄他不在意，但是，对他的劳动如此不尊重，对他的才华如此不赏识，这是他最受不了的。他觉得新闻报道窒息了他的想像力，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于是，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怒号的日子，海明威带上妻子和他那不愿早得的儿子最后告别了多伦多，再次来到巴黎，开始了他自由职业作家的生涯。
哈德莉带着儿子离开他后，他在拉丁区租了一间小阁楼，过起了修道院似的生活。他把这段时间的感情写进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小说里。牢房似的小阁楼下面是一家木材厂，锯木声不绝于耳，锯屑满院飞扬，楼下还住有一个精神病人，不时发出痛苦的哀号。
他的屋里只有一张嘎嘎作响的床，一张结实的桌子，一把直靠背椅，另外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有破口的瓷脸盆和一个大水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