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醉闲行湖岸东，马鞭敲辔珑。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
楼角渐移当路影，潮头欲过满江风。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开蜡烛红。
——《夜归》
前一首用白描手法刻划早春的景象，具有无限生机的喜悦之情，后一首写湖上夜归的情况，历历如绘。我们读了上面这两首诗，还可以证明西湖的白堤并不是白居易开始兴筑的。当他自己在诗中说“白沙堤”和“十里沙堤”的时候，他还到杭未久，可见在他未来之前早已有十里沙堤了。他又有“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杭州春望》）之句，更足以证明白堤不是白居易开始兴筑的，如果是他开始兴筑的，他还要问“谁开”吗？这是因为后人特别爱戴他，所以用“白公堤”来代替“白沙堤”罢了。
唐代的苏州，是东南大郡，版图十万户，周遭四十七里，西有姑苏山，西南有太湖，名胜古迹，遍于境内，物华天宝，湖光山色，居易不胜欣喜，大遂平生之愿。
在苏州任上，居易公务繁忙，不敢稍懈，宵旰勤劳，尽心尽职。他先修建了从门到虎丘的道路，以利游人行走，这就是山塘路，又称白公堤。堤下有一条宽渠，直通运河，又在渠里栽种了桃树、李树、荷花数千棵，红男绿女，游人如云。居易写诗道：“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因为他勤政爱民，政绩卓著，深受苏州百姓爱戴。公余之暇，他便畅游山水，纵情诗酒，与和州刺史刘禹锡唱酬颇多。
居易虽然游兴极高，但身体却日渐虚弱，咳嗽痰多，心绪也开始不佳。一次在游完灵岩寺归家的途中，不幸堕马，摔伤腰脚，伤势不轻，卧床一个多月，才能起来行走，而且他原来就有的眼疾，也愈来愈重，眼前总是雾雾蒙地看不清东西，于是萌发了辞官的念头。他告了一百天的长假，一直休息到八月底，假满之后，因眼病的原因，免去了他的刺史职务。他一面准备北归，一面遍游胜地，凭吊古迹。那灵岩的钟声，太湖的烟水，小西湖的绮丽，白云寺的缥缈，都使他流连忘返。特别是州民对他的深情厚意，更使他感到难以割舍。动身的那一天，属吏、州民抬着酒席，吹奏着乐器随船相送，依依数十里，不肯离去，使他极为感动。他叹道：“还乡信有兴，去郡能无情。”
可喜的是，行到扬州时，与刘禹锡不期而遇，二人都喜出望外，相携在扬州到处游赏，有时对酒联吟，有时引吭高歌，写下了不少动人的诗篇。刘禹锡写了《白太守行》，居易写了《答刘禹锡白太守行》，居易又在一次酒筵上写了《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刘禹锡又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扬州盘桓半月之久，才离开扬州沿运河北上，经过楚州，来到汴州，二人才依依分手。
文宗大和元年正月底，居易回到洛阳，使他伤心的是，弟弟行简已于去冬逝世了。这时他刚过了五十六岁，许多友人如王质夫、李建、元宗简等都已相继离世，但弟弟的逝世确实使他震惊之余又悲痛万分，心绪更为不佳。加上敬宗为宦官刘克明所杀，文宗即位改元的政局变动，都使他感到世事难料，人生无常，他不想再作官了，只想以诗酒自娱。但新上任的裴度和韦处厚都与他友情深厚，坚决不同意他在家赋闲，于是三月，居易又征拜为三品秘书监，并赐金紫。他只好回到长安新昌坊。
秘书监这个职务既清闲，又远离政治纠纷，居易较为满意。他的许多老友都在长安，如崔群、杨汝士、庾敬休、张籍、王建等，生活并不寂寞。十月份，文宗诞节，诏居易与安国寺沙门怀义、太清宫道士杨弘元，在麟德殿论儒释道三教教义，并写了《三教论衡》之文。在这两年里，他编辑了两本诗集：与元稹唱和的《因继集》和与刘禹锡唱和的《刘白唱和集》。大和一年十一月，他奉使去洛阳，刚过了年，就诏除他为刑部侍郎，三月初，他又动身回长安。刑部侍郎是个权官，正四品下，掌管天下刑法及徒隶、关禁之政令。他也感到高兴，便写信告诉元稹。
任职不到一年，好友宰相韦处厚暴病而亡，他的精神又受到很大的震动，加上身体衰弱，杨夫人和女儿阿罗都劝他分司洛阳，回家休养，他心里也极希望避开朝廷纷争，尽管所任的官职权势颇高，但他对名利已愈来愈没有兴趣，便又一次开始了“百日长告”。假满之后免去刑部侍郎，诏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他不留恋这显赫的官职，为能离开政治漩涡而暗自庆幸。当然，要永远离开政治舞台，不能说，他没有一点伤感。
如果说在杭州、苏州刺史任上，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解除了他们的部分危困，是他早年“兼济天下”之志留下的余光余热的话，那么这一点余光余热所闪现的火花现在已经逐渐冷却了。
八、退隐洛阳
五十八岁的白居易，如释重负地离开了长安，在回洛阳的路上，他优游山水，访友吟诗，走了十三天才到洛阳。
洛阳的朋友也很多，如东都留守令狐楚、河南尹冯宿、挚友崔玄亮等，他和他们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既不寂寞，又不繁忙；既无党争之虞，又无俸禄之缺，能这样安度晚年，还有什么不满足呢？他真正体会到分司的妙处，便在《中隐》这首诗中很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知足的思想：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君无公务，随月有俸钱。
在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的大气候里，一般朝臣，无不陷入牛李党争，居易能超然物外，远离是非，这与他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
他的挚友元稹早年也和他一样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但却晚节无行。一是勾结宦官以求升迁，再是在浙东七年，素无俭德，以渎货闻于时，从渐东回到长安，腰缠万贯。居易虽然与他友情深厚，但对他的这些作法，颇不满意。
白居易之所以产生消极退休思想，主要由于怕卷入党争的漩涡，想全身远害，加之道家清净无为、知足保和，佛家“求无生”、“归空门”，都早已在他思想上生了根，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在他晚年的作品里充满着消极颓唐自我陶醉的东西。他在《序洛诗》中说：“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这已经把他的态度表白得非常清楚了。所谓“独善其身”，无非是明哲保身这种消极处世思想在作祟罢了。在下面一首诗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是岁太和八，兵销时渐康。朝廷重经术，草泽搜贤良。尧舜求理切，夔龙启沃忙。怀才抱智者，无不走遑遑。唯此不才叟，顽慵恋洛阳。饱食不出门，闲坐不下堂。子弟多寂寞，僮仆少精光。衣食虽充给，神意不扬扬。为尔谋则短，为吾谋甚长。
——《饱食闲坐》
这里面所谓“怀才抱智者，无不走遑遑”，实际是指李训、郑注等当权后揽用才智而言。太和九年有所谓“甘露之变”，李训等叫人奏金吾厅后石榴上有甘露降，认为是一种祥瑞，文宗和大臣宦官等都去看，李训想趁此机会捕杀宦官，不料机谋泄漏，宦官仇士良率领禁军反而把李训、王涯、贾等都杀了。白居易闻此消息，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的诗句。有人认为这是白居易幸灾乐祸的思想，苏轼认为“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我们认为白居易虽不一定就幸人之祸，但这种所谓“为吾谋甚长”的思想实是不好的，这首诗末二句：“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宁愿做乌龟在泥中曳尾，显然是受了庄子消极思想的影响。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即用“庄列寓言”和“风骚比兴”作为思想基础和表现形式而写出来的寓言小诗。此外，象《山中五绝句》、《池上寓言二绝》、《池鹤八绝句》、《问鹤》、《代鹤答》等，都是充满着老子和庄列的思想感情的作品。
当时在洛阳还有“留守东都”的裴度，他也因宦官用事，在政治上极不得意，筑午桥庄、绿野堂以娱老。开成二年，河南尹李待价（李珏）修禊洛水之滨，启留守裴度，裴度召集白居易、刘禹锡等十五人宴会。白居易在《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序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