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士字族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他是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二日，王安石生于江西清江县官舍内。那时他父亲王益是临江军判官，居清江县。王安石在二十岁以前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他父亲以殿中丞知韶州，王安石随其至广东韶关住了三年。此后，又跟父亲到过四川新繁县，至十三岁时，因父亲丁忧解官，便一同回到家乡临川。据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自述“丙子从亲走京国”，可知他十六岁还到过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十七岁因父亲通判江宁（今南京市），又随父乘舟东下江宁。十九岁，父亲去世，王安石葬父于江宁牛首山。自此居丧守制，挂孝三年。
王益是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进士，学问平庸。王安石的叔祖王贯之是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进士。从弟王沆是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进士。兄王安仁是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进士。弟王安礼是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进士。弟王安国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赐进士及第。王安石子王是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进士。六十九年间，王家登进士前后八人。宋朝的进士名额固然比唐朝多得多，取录标准也不高，比较容易考取。但是一门登进士如许之多，在封建社会的人看来，也算得是“科甲鼎盛”了。
这个家族据王安石《先大夫述》说：“王氏其先出太原，今为抚州临川人，不知始所以徙。”他只提到父亲“宦游常奉亲行，独西川以远，又法不听，在新繁，未尝剧饮酒。岁时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啬者……居未尝怒笞子弟。……母谢氏，以公故封永安县君。娶某氏，封长寿县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适张氏”。王安石兄弟姐妹都通文墨，尤善做诗，而以王安石的成就最大。他的母亲吴氏“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她教子很严，与王安石夫人都是江西临川吴家女。吴家也是抚州望族。王安石的外祖父吴畋是进士，外祖母黄氏。王安石后来在政治上，文学上有所成就和他那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熏陶与教育是分不开的。
王安石有子二人。长子名，次子名旁。
安石有女三人。大女嫁宰相吴充之子吴安持，封蓬莱县君。工于诗，多佳句，曾写有一首寄给王安石的诗：
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泪看黄花。清丽柔婉的诗句中，充溢着对家人的思念之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惹得王安石写了两首和诗及两首寄女诗，才使由此引起的感情波澜得以平静下来，可见其诗才之不俗。
小女嫁蔡京、蔡襄之弟蔡卞，亦“颇知书，能诗词”（《清波杂志》）。
另外，王安石在鄞县任职时曾生一女夭折。
由上可知，临川王氏在六十余年间，从王贯之、王益到王安仁兄弟再到王，加上安石自己，共出了八位进士，且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成员，很多人都工诗能文。王安石之所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和文学家，显然和出身于这样一个频中科第，富有文化艺术传统的家族是分不开的。
二、求学应试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十一月十二日，王安石出生在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当时其父王益任临江军通判，他是在通判府第中呱呱坠地的。
王益在临川老家未曾购置田产，所以在各地做官总带着家眷同行。正由于此，王安石从小就跟父亲游宦四方，到过江西、四川、广东、江苏、河南等不少地方，扩大了眼界，增长了阅历，目睹了人民贫困化的现象，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有了初步的感受。
从公元960年宋代建国到王安石所生活的时代，宋王朝统治者总结历代的统治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来巩固统治，这固然收到了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成效，但同时又造成了许多弊端。
宋太祖赵匡胤说：“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企图以募兵养兵把破产的农民招到军队中去，然后把农民和士兵隔离开来，使他们在行动上互无联系，以防止农民起义和士兵造反。所以朝廷每年都招募大量士兵，荒年更是把大批饥民招入军队，这样就使政府的雇佣兵数量越来越多。建国初期军队才二十万人，而到皇祐元年（1049）就达一百四十万人（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条），养兵的费用竟占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这就是所谓的“冗兵”。
为了防止官吏权力过大，威胁到皇权，便设置重叠的官职，使之相互牵制。如在宰相之外，又设枢密使掌兵权，设三司使掌财权，结果宰相仅掌民政；并且还设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成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以削弱宰相以及各部门长官的权力。又如在一州之内除设知州外，还设通判，以分其权，并使之彼此制约。这种官僚制度中叠床架屋的做法，就使官员增多，加上通过恩荫、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做官的人数不断增加，使得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庞大。真宗时，文武官员为九千七百余人，到仁宗皇祐（1049—1054）年间就增至一万七千余人。宋祁就说过：“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上三冗三费疏》）。这是所谓的“冗官”。
“冗兵”、“冗官”的巨大支出，再加上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大肆挥霍，如仁宗整天饮酣宴乐，后宫达数千人之多，赏赐动以万计，使宋王朝的开支日增，造成所谓的“冗费”，使国家逐年亏空，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
为了更好地控制军队，避免唐代藩镇割据现象的产生，宋王朝实行更戍法，把京师开封的禁军轮番派到各地戍守，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又把调兵之权交给枢密使，握兵之权交给统帅，造成“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何坦《西畴老人常言》）。由于认为“内患”比“外忧”更可怕，于是实行“守内虚外”政策，把绝大部分的兵力，屯驻在京城开封的周围和各主要州郡之内，而在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上，只放了仅够防守的军事力量。靠募兵制招募来的士兵，滥竽充数，老幼病弱杂厕其间，平常缺少训练，有些人终日“游嬉于市间，以鬻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苏舜钦《上范公参政事并咨目七事》），上阵时不识战阵，不会打仗。这些措施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国家处于十分软弱的地位。
上述情况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就把沉重的经济负担转嫁到人民头上。同时，宋王朝统治者纵容兼并土地，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挥麈录余话》卷一“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条）。因此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仁宗即位时（1022），豪强势要之家占田达“天下田畴”之半（《宋会要稿·食货一》），至仁宗晚年 ，“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宋史·食货志》）。而官绅势要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土地日益兼并集中，繁重的赋税、差役负担就更多地落在中下层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头上。受到豪强地主和中下层地主阶级剥削的贫苦农民更是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压迫愈甚，反抗愈烈，其时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另一方面，军队缺乏战斗力，国家十分软弱，使宋王朝在对北方的辽和西北的西夏的战争中经常处于失利的地位。太宗时，两次攻辽都以失败告终。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军南侵，他们连攻带吓，迫使宋订立澶渊之盟，宋每年向辽交纳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至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再次声称要南下，向宋王朝进行政治讹诈，结果又在澶渊盟约所定交纳绢银数字上加绢十万匹，银十万两。对西夏，景德三年（1006）以每年给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求取边境的和平。于是西夏乘机扩张势力。及仁宗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二年（1042）期间，西夏连年攻宋，先是宋大败，后互有胜负，终于在庆历四年（1044）重订和约，宋每年送与西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才换得暂时的苟安。当时的宋王朝就是处在这样的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困的局势之中。
在家庭浓厚的文化气息的熏陶和父母严格的教育下，王安石从小就喜爱读书，说他“一过目终身不忘”，虽不尽其然，但他确实具有很强的记忆力。十二岁时开始学习为文，已表现出才思敏捷的特点，以后更是越写越好，“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宋史·王安石传》）。
王安石十三岁那年，祖父逝世，父亲丁忧从韶州返乡，他也随父回到了临川老家。在临川的三年中，他经常到不远的金柘冈的舅父家中去。那里一到春天，山花烂漫，蜂蝶齐飞，风景十分优美。他和表兄弟们就在这样如画的自然环境中一起读书作文，旁若无人，意气风发，以博取功名富贵，实现人生大志自期。
在舅父家中他还见到了当地的一位“神童”方仲永。据说此人五岁时还未见过笔墨纸砚，有一天忽然哭着要这些东西，他父亲就从邻居家借一套给他。他当即就写了四句诗，并题上自己的名字，诗的内容主要讲奉养父母、团结宗族，很快诗就在全乡的秀才中传开了。从此，人们指物出题叫他作诗，他立刻就能写好，且文理颇佳，乡里人都把他当作奇才，慢慢地有的人家就请他父亲带着他去作客，或用钱买他的诗作。他父亲看到有利可图，就整天领着他到处去拜访乡里人，不让他学习。等到王安石这次见到时，他已经十二三岁，叫他作诗，称不上像过去传说的那样好了。这件事使王安石深深感到后天学习的重要，激发起他要更加刻苦读书的决心。由于感触良深，十年后他还就此事写了《伤仲永》一文。
这时王安石虽然还是一位少年，但已表现出对国事的关心，他在离开临川前曾写了一首题为《闲居遣兴》的诗：
惨惨秋阴绿树昏，荒城高处闭柴门。愁消日月忘身世，静对溪山忆酒樽。南去干戈何日解，东来驿骑此时奔。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仔细论。诗的头四句写闲居情景。最后两句感叹朝廷无人谋划安边定远的良策。从此诗可以看出，王安石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有了安邦治国的远大志向。
景祐三年（1036），王安石十六岁，父亲丁忧期满，他随父离开临川到汴京开封听候新的任命。“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忆昨诗示诸外弟》）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汴京他结识了后来也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王安石和曾巩除了是同乡外，还有着姻亲关系，论辈分，曾巩是王安石的表叔，但他们年龄相仿。这时曾巩进京参加进士考试，才与王安石相遇的。由于有了这层亲戚关系，加上志趣爱好相似，他们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在汴京的这段日子里，两人或结伴同游，携手观景，或赋诗作文，纵谈历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第二年，父亲王益被任命为江宁府通判，“明年亲作建昌（应作建康）吏，四月挽船江上矶”（《忆昨诗示诸外弟》），王安石随父亲乘船于四月到达江宁任所。在那里，他谢绝婚丧喜庆等一切应酬活动，闭门苦读，立志要成为像尧舜时代的契与后稷一样的贤臣。
宝元二年（1039），王安石十九岁，父亲在通判官任上逝世，葬于江宁牛首山。他奉母亲、兄长守丧，全家从此就定居在江宁。由于没有了父亲的俸禄收入，家庭经济十分困难，“衣穿食单，有寒饿之疾”（《上张太博书》），有时竟要到钟山上采野菜来充食。不久，他跟两位兄长入府学学习，成为一名诸生。在府学里，他刻苦读书，努力钻研，为他后来应试中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当府学诸生期间，他结识了同学李通叔。李通叔是福建人，容貌语言都像一位君子，所作文章一本于古，胸中没有一点华虚荡肆之学。王安石感到与他志趣十分相投，遂结为好友，经常互赠诗文，彼此切磋。他们不慕富贵，不羞贫穷，唯以归于大道，施君主德泽以及于斯民为期。与李通叔的相交，使王安石在为人和为文上都获益匪浅。不幸的是，后来通叔两次赴进士试都落第，在第二次下第返乡途中溺水而亡，年仅二十八岁。三年后，王安石在《李通叔哀辞》中对通叔的早逝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和深深的惋惜。
庆历元年（1041），王安石服丧期满，进京应礼部试。第二年三月，一举高中杨榜进士第四名，同榜及第的还有王、韩绛等人。据说王安石本来中的是第一名，后来主考官把他的试卷呈送给仁宗审定，仁宗看到其一篇赋中有“孺子其朋”的句子，而“朋”与“崩”谐音，便不悦地说：“此语忌，不可以魁天下。”于是就把他的名次和当时中第四名的杨对调了。对这件事，王安石并不在意，以后始终未曾对别人提起过。
同年秋天，王安石被朝廷派往扬州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在扬州，王安石认识了孙侔，遂成为好友。孙侔，字正元，又字少述，吴兴（今属浙江）人。他兄长在温州做官，要随父母、兄长到该地生活，临行时王安石写了《送孙正之序》一文勉励他，文中一开始就强调，作为君子应该特立独行，而不应随波逐流，失意时要坚持原则，不趋时媚俗，受到君王重用时，要改变时俗使之符合圣人之道。他认为在这方面孟子、韩愈是杰出的榜样。接着他赞扬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坚信正之一定能够成为像孟子、韩愈那样的人。这既是勉人，又是自勉。此文反映出王安石一入仕途便确立了“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
庆历三年（1043）三月，王安石回临川省亲，踏上了返乡的路途。暮春时节，他乘舟南行，放眼所经江湖，浩淼无际，绵延千里，时而风和日暖，波涛不惊，时而风狂雨骤，浊浪滔天，历经两个月，于五月才到达临川老家。
抵老家后，他上堂拜见已八十高龄的祖母谢氏，并到祖父等先人坟茔祭扫。想起十年前随父在此为祖父守丧时的情景，他唏嘘不已。看到家乡城廓依旧，而所认识的人已经很少，又不禁感慨系之。
三、地方从政
王安石二十二岁登进士后就到淮南做了二年多判官。他白天上班，夜间从不参加官场应酬，常常一个人留在寓所读书作文，通霄达旦。王安石经常因为睡得晚，一早又要入衙应卯，来不及盥漱。有一次，韩琦看见他睡眼惺忪，甚至怀疑他夜间贪杯好赌。王安石也不加申辩，依旧每夜秉烛研读。这二年间，他读的书很多，也创作了不少诗文，如《送孙正之序》、《张刑部诗序》、《忆昨诗示诸外弟》等，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王安石二十四岁，便回故乡江西临川探亲。他在故乡撰写了《李通叔哀辞》、《外祖母黄夫入墓表》等篇。第二年，他秩满解淮南官。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去京师，听候任用。按规定可以求试馆职，可是王安石不干。等到翌年，朝廷才调他知鄞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