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战争期间，由于地主和官僚大量逃亡流散，他们霸占的土地有的回到农民手中，有的成为荒田。元朝灭亡以后，不少地主回返乡里，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朱元璋下令，凡是战争中抛荒的土地，被他人耕垦后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原来的地主不得再要回，原来的地主另由官府拨给同等数量的荒地作为补偿；对那些无主的荒地，朱元璋则鼓励农民积极开垦。公元1368年他下令：各处荒闲的土地，允许百姓开垦，永为己业，免除租税三年。过了两年又规定，北方郡县近城荒地，授予无业乡民耕种，每户给十亩，另给两亩菜地，有余力耕种的，不限亩数，全部免除三年租税。许多逃亡的农民，得知这些规定后，纷纷回乡耕垦荒地，成为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移民垦荒是朱元璋采取的又一种措施。元末连年战争，水、旱、蝗灾接连出现，使河南、河北等地人民十亡七八。朱元璋下令把一部分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公元1375年，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无地农民四千多户到凉州耕种，给耕牛种子，三年不收租税；公元1376年，又迁山西及正定无田农民到凤阳垦荒。公元1382年，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二万四千多人到泗州耕田。公元1383年、公元1388年，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垦荒。
为了鼓励农民垦荒，朱元璋下令，不论是新地垦荒或是移民垦荒，政府都要给予优厚的条件，除了“永为己业”外，一律免租三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又规定，山东、河南新开垦的荒田，不管多少亩，永远不收租税，有力气的尽其耕种。在一些应该征税的地方，也采取“薄赋”的办法。遇到有水旱灾害，常下诏蠲免。还规定农具一律不收税，商税一律三十取一，这在封建社会是比较低的。
洪武二十八年，他又令乡里百姓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结为一“社”。如遇到农忙时节，有的家户有疾病无力耕种时，村社要帮助其耕耘，以使田地不荒，民无饥窘。
由于朱元璋积极鼓励农民耕种，致使田野开辟，百姓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朱元璋即位的当年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后来他还专门批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江防止旱涝的，都需要根据地势加以修治。各种水利工程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时，棉花是十分珍贵的。普通百姓穿的布衣都是由麻布制作的。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就下令，农民凡有田地510亩，必须栽种桑、麻、棉各半亩；有40亩以上的，种植桑棉面积要按比例递增。后来，朱元璋还指示户部，明令全国百姓要多种桑、枣、柿和棉花，违令者全家充军。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以后栽种的全部免除赋税。到了明代中叶，棉布已成了人民衣着的原料，这是朱元璋在明初全面推行重视经济作物、奖劝桑棉政策的结果。
尽管朱元璋力求对农民实行宽松政策，但国家还是得征收租税、徭役。朱元璋把对百姓的剥削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使“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他懂得“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如果对百姓压榨得太狠，就会激起强烈的反抗。因此，他在征收租税、徭役上，尽量能够比较合理。
为了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朱元璋严格控制大规模的营建工程，地方上修建大型工程，一律要报他批准才能动工；凡是不急需的工程，要尽量缓建，能够安排在农闲时进行的工程，一律放在农闲时节，不能耽误农时。
明初规定，农民有田一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有田一顷者，要出丁夫一人，每年在农闲时节赴京服役30天。这比元朝减轻了许多。但由于长期战乱，元代的户口和土地簿籍已大都丧失，不少地主豪族乘机隐瞒土地和人口，逃避租税和徭役，这就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为了使国家能真正按产业和人口多少来征收租税徭役，做到赋役比较合理，从公元1368年起，朱元璋开始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了核实田亩、普查人口运动。
人口普查以户为单位，登记籍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以及所属的户类，这种户口登记册的封面是黄色的，因此叫黄册。为了编好黄册，与此同时又建立了农村的最基层组织单位。明代的县以下是乡，乡下是里、甲。凡乡以110户为一里，推选丁粮多的10户轮流做里长，其余百户分为10甲，每甲10户，设一甲长。编制黄册以里甲为单位，每里编为一册，每册四份。一份上交户部，另三份分送县、府、布政司各一份。黄册是征收赋役的依据。为了增加户数，朱元璋大量解放“驱口”。“驱口”是元代的产物，蒙古贵族把掠夺的百姓当成私产，随意驱使，他们不能独立参加生产，那些百姓的子孙被称为“驱口”。不少蒙古贵族拥有成千上万的驱口。朱元璋在公元1372年宣布：“以往由于兵乱，人民流散，因而成为他人奴隶者，即日放还。一般农户不得收养家奴，贵族、功臣使用奴婢最多不能超过20人。违者严惩。”这样就使黄册上的人口数目大大增加，同时也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
土地的普查与人口普查同时进行。明政府为了掌握全国土地的总数量，组织人力在全国丈量土地，把每乡、每里甲、每户的土地分布状况、亩数、质量、方圆形状，绘制成册，以作为征收租税的又一个依据。由于册中的土地形状重重叠叠，状如鱼鳞，所以又叫鱼鳞册。
黄册、鱼鳞册编制以后，虽然从制度上更加严格控制了劳动人民，但对于隐瞒土地、人口的地主豪族，以及逃避租税徭役的人，也是一种限制。由于社会各个阶层都相对平均地承担了封建国家的赋徭，因而也使农民的负担相对地减轻了一些。这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着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艰苦生活。太子回来后，他还严肃地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因地闹灾荒歉收的，都要下令蠲免租税；灾情特别严重的，还要叫地方官员为灾民贷米，或赈济米、布、钞等。朱元璋实行了一系列宽松的治民之策，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这些政策不仅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而且使全社会的经济生活、生产力水平，都有了较快的提高。人口逐年增加，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作物产量不断增长。
除了粮食增产外，桑麻、棉花、果木等经济作物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明初的手工业以纺织、造船、矿冶等行业发展最为明显。
如松江的棉布当时被称为“衣被天下”，苏、杭一带已有了丝织工业作坊。
身先节俭以训于下
在封建社会中，一些帝王曾经提倡勤俭节约，但大多是不能善终，有的是令天下节俭，自己奢侈。而朱元璋身先节俭，一生节俭，这在历代帝王中也是非常少有的。
朱元璋生长在贫苦家庭，从小过惯了穷苦日子，当了皇帝之后，仍然处处躬行节俭，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每日早膳，他只用蔬菜就餐；苑内不准种奇花异草，要种上蔬菜和果木树。他穿的衣服也很陈旧，常常是几年才添置一件新衣；睡的御床，色调浅淡，样式一般，还不如当时一个中产人家的卧榻。在营建应天府新内城时，主管工程的大臣把图样送他审批，朱元璋把一些雕饰奇巧之处统统划掉，并指示把历代帝王兴亡的故事，画在引人注目的墙壁上。在他的影响下，皇后、妃子也都很注意节约，穿的都是旧衣裳，从不过分打扮、满身珠宝。他多次对大臣说：“珠玉非宝，节俭是宝。”
朱元璋之所以自己严格履行勤俭节约，是因为他明白天下臣民能否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关键要看最高统治者本人能否做出表率，带头节俭。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却细心钻研历史，研究历代帝王的治国之道，从中他总结出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自古王者之兴，无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有不由于奢侈”。
只有帝王之家节俭不行，勤俭节约应该成为全社会的事情。因此，朱元璋决定在全国臣民中间，特别是在臣吏中间提倡节俭，狠煞奢侈浪费之风。
每次任命官吏时，他总是特地叮嘱他们，不要“增饰馆舍”、“竞为奢侈”。
特别是对待那些跟随自己打天下的有功之臣，朱元璋更是反复告诫他们，要继续保持过去艰苦奋斗的作风，“勤身守法，勿忘贫贱之时，勿为骄奢淫逸之事”。对于那些具有奢侈贪污行为的官吏，轻者训斥、施刑，重者杀头。
为了教育子孙不忘创业艰难，朱元璋还命人把自己的艰难经历画在宫殿里，并告诫子孙说：“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在深宫，只看到富贵，习惯于奢侈，不知道祖宗起家之艰难，现在你们要朝夕看看我的经历，不忘祖本。”为了创造一个艰辛劳作的环境，朱元璋命令儿子们周围的太监，要进行纺织，造麻鞋、竹藤，在宫廷内的空地耕种蔬菜，从小要他们看到劳动的艰辛。
由于朱元璋大力提倡节俭，并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从皇室做起，严格要求各级官吏，狠煞奢靡之风，使明初的吏治比较清明，经济很快得到复苏。
公元1398年5月，明太祖朱元璋去世，葬在南京郊外钟山下，名曰孝陵。
朱元璋是中国帝王史上又一位杰出的帝王。在执政的几十年里，他躬亲庶政，整饬肃吏，休养百姓，提倡节俭，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他在自己的遗嘱里写道：“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这一段话非常精辟地概括了他辛勤的一生。当然，朱元璋也有他残暴的一面，如诛杀功臣，大搞文字狱等，但不管怎样，他推翻元朝，统一全国，安定社会，发展生产的历史功绩，是永远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