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大事的人，不计较小事；成就大功业的人，不追究琐事。
《郁离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赵国有个人家中老鼠成患，就到中山国去讨了一只猫回来。中山国的人给他的这只猫会捕老鼠，但也爱咬鸡。过了一段时间，赵国人家中的老鼠被捕尽了，不再有鼠害，但家中的鸡也被那只猫全咬死了。赵国人的儿子于是问他：“为什么不把这只猫赶走呢？”言外之意是说猫有功也有过。赵国人回答说：“这你就不懂了。我们家最大的祸害在于有老鼠，不在于没有鸡。有了老鼠，它们偷吃咱们家的粮食，咬坏了我们的衣服，穿通了我们房子的墙壁，毁坏了我们的家具器皿，我们就得挨饿受冻，不除老鼠怎么行呢？没有鸡最多不吃鸡肉，赶走了猫，老鼠又为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赶走猫呢？”任何事情有好的一面，自然也有坏的一面，但是我们应该看其主流。赵国人深知猫的作用远远超过猫所造成的损失，所以他不赶猫走。日常生活之中确实有像赵国人家的猫那样的人，他们的贡献是主要的，比起他们身上的毛病和他们所做的错事来，要大得多。
如果只是盯住别人的缺点和问题不放，怎么去团结人，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呢？
处理事情的时候，一味地强调细枝末节，以偏盖全，不会抓住要害问题去做工作，没有重点，头绪杂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做起才是正确的。因此无论是用人还是做事，都应注意主流，不要因为一点小事而妨碍了事业的发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要用的是一个人的才能，不是他的过失，那为什么还总是把眼光盯在那过失上边呢？
有成就的人把不苛求细节看做是一个人能否成大事的关键。他们提倡的胸怀大局，不纠缠于细枝末节，看重的是人的才干，而不是他的问题。办大事的人，不计较小事；成就大功业的人，不追究琐事。
美国南北战争时，有人告诉林肯总统，说他新任命的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嗜酒贪杯，难担大任。林肯却说：“如果我知道格兰特将军喜欢什么牌子的酒，我就会送若干桶给他和其他的将军们。”林肯是在肯塔基州和伊利诺伊州度过童年时代的，他当然知道贪酒可能误事，但他更知道格兰特将军是当时北军所有将军中最有才能的，只有他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事实上，对格兰特将军的任命成了南北战争的转折点。这确实是一次有成效的任命，证明了林肯的用人政策，是在于求其人之所长，而不是在于求其人为“完人”。但是，这个用人之道是林肯通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的。在任命格兰特之前，林肯曾经接连任命过三四位将军，任命的标准是追求所用之人没有严重的弱点。而选用这些人的结果，尽管北军在人力或物力方面都占极大的优势，而从1961年至1964年这3年间，战争却没有任何进展。不管任何人，如果他所使用的都是没有弱点的人，那么他所领导的机构，最多也只是一个平凡的机构。所谓完美无缺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二等角色。才干越高的人，其缺点也越显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在各方面都是突出的。用整个人类的知识、经验和才能来衡量，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不是完全合格的。世界上没有“完人”这回事，只是有些人在某一方面显得比别人“能干”一些罢了。
管仲向齐桓公推荐了阴朋、宁戚、王子城父、宾胥无、东郭牙等人后告诉齐桓公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及阴朋，请让他来做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及宁戚，做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及王子城父，请让他来做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及宾胥无，请让他来做大理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及东郭牙，请让也来做大谏吧。君王要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5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管仲这番话道出了人有所长，也有所短的事实。用人之长补己之短，就无人不可用，无事不可成。
要做到这一点，可使用以下方法：
1．用心注意他人，防止造成伤害，如有伤害应尽力去帮助愈合；
2．鼓励别人谈论他和他的兴趣；
3．让别人都知道你重视他，以此确立他所渴望的特殊的身份；
4．记住一个人的名字；
5．把部下的一些人事问题当作重要问题来处理。千万不要直截了当地对部下说“你不行”。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只是有的人发挥出来了，有的人没有发挥出来而已，或者是长处少一些而已。作为领导者，要鼓励自认为无能的部下，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干出成绩来。
如果领导者从开始就认为某人没有能力，部下就会认为自己怎样努力都是徒劳的，因而失去上进心，产生消极情绪。结果，这些人便真的无所作为了。因此，领导者不要对部下吹毛求疵。
在讲出对对方不利的消息之前，可以先说，“我虽然不相信，但是……”
部下犯错误时，如果领导者说“我就知道你会做这件事”，表示领导者平常即对部下不信任。反之，如果改说“我不相信你会做这件事”，效果就大不一样了，表示出领导者对部下十分肯定的态度。因此，要说出对对方不利的消息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声明：“我不相信有这样的情形，但是……”亦即在肯定对方平常的为人的前提下说出不利消息，以免对方怀疑你平常对他不信任。
重视下属，不仅仅是在言语上尊重下属，还包括放手让下属干大事，即使下属有某种让人不放心的缺点也敢这样做。这样的领导，才是一个真正有会待人用人的领导。
得理也得让人
让人，多发生于竞争情境。由于让人行为出现往往使矛盾化解，争斗平息，对手变朋友，仇人变伙伴。因此，让人是避免斗争的极好方法，对个体也具有一定价值。
得理不让人，让对方走投无路，有可能激起对方“求生”的意志，而既然是“求生”，就有可能是“不择手段”，这对你将造成伤害。好比老鼠关在房间内，不让其逃出，老鼠为了求生，会咬坏你家中的器物。放它一条生路，让它逃命要紧，便不会对你的利益造成破坏。
汉代公孙弘年轻时家贫，后来成为丞相，但生活依然十分俭朴，吃饭只有一个荤菜，睡觉只盖普通棉被。就因为这样，大臣汲黯向汉武帝参了一本，批评公孙弘位列三公，有相当可观的俸禄，却只盖普通棉被，实质上是装模作样、沽名钓誉，目的是为了骗取俭朴清廉的美名。
汉武帝便问公孙弘：“汲黯所说的都是事实吗？”公孙弘回答道：“汲黯说得一点没错。满朝大臣中，他与我交情最好，也最了解我。今天他当着众人的面指责我，正是切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列三公而只盖棉被，生活水准和普通百姓一样，确实是故意装得清廉以沽名钓誊。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怎么会听到对我的这种批评呢？”汉武帝听了公孙弘的这一番话，反倒觉得他为人谦让，就更加尊重他了。
公孙弘面对汲黯的指责和汉武帝的询问，一句也不辩解，并全都承认，这是何等的一种智慧呀！汲黯指责他“使诈以沽名钓誉”，无论他如何辩解，旁观者都已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也许在继续“使诈”。公孙弘深知这个指责的份量，采取了十分高明的一招，不作任何辩解，承认自己沽名钓誉。这其实表明自己至少“现在没有使诈”。由于“现在没有使诈”被指责者及旁观者都认可了，也就减轻了罪名的份量。公孙弘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对指责自己的人大加赞扬，认为他是“忠心耿耿”。这样一来，便给皇帝及同僚们这样的印象：公孙弘确实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众人有了这样的心态，那么公孙弘就用不着去辩解是不是沽名钓誉了，因为自己的行为不是什么政治野心，对皇帝构不成威胁，对同僚构不成伤害，只是个人对清名的一种癖好，无伤大雅。
对方无理，自知吃亏，你于“理”明显占过对方，放他一条生路，他会心存感激，来日也许还会报答你。就算不会图报于你，也不太可能再度与你为敌。这就是人性。
得理不让人，伤害了对方，有时还会连带伤害对方的家人，甚至毁了对方。这有失厚道。得理让人，也是一种人情积蓄。
人海茫茫，却常“后会有期”。你今天得理让人，谁知他日你们二人会不会再相逢？如果到时候对方势旺你势弱，你就可能吃大亏了！“得理让人”，这也是为自己以后做人留条后路。
清代康熙年间，当朝人称“张宰相”的张英与一个姓叶的侍郎，两家毗邻而居，叶家重建屋子，将两家公共的弄墙拆去并侵占三尺，张家自然不服，引起争端。张家立即发鸡毛信给京城的张英，要求他出面干预，张英却作诗一首：“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老夫人看见这封家书，立即命人退后三尺筑墙，而叶家深表敬意，也退后三尺。这样两家之间即由从前的三尺巷变成了六尺巷，被百姓传为佳话。
《菜根谈》中指出，“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尝。此是涉世一极安乐法。”这句话旨在说明谦让的美德。凡事让步，表面上看好像是吃亏，但事实上由此获得的必然比失去的多。但是要让谦让做得恰到好处，也非一味地谦让。让步要把握尺度，有人要在你头上拉屎，你还允许他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