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炸药大王:诺贝尔(创造历史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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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情感经历(4)

他一次又一次地试图使她明白,他不可能和她生活在一起,因为她要求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她身上。她不理解,一旦他觉得受到束缚,他渴望自由的精神是不会容忍的。虽然她非常可爱,但她的猜忌、幼稚和无知总使他感到恼怒。

1884年,诺贝尔买下伊斯基尔的那幢别墅。不过他向索菲娅声明,他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对她的责任感,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善心。

为了布置伊斯基尔的别墅,诺贝尔精疲力尽,他感到被索菲娅拖累得太苦了,他对她太失望了:凡是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身边都需要有一个他为之生活并热爱的人,她应该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她做了种种难以想象的事,使一切化为泡影。诺贝尔在买下伊斯基尔的别墅后预感到附近的邻居个个都自命不凡,如果他俩同居,很可能引起流言蜚语,自然会损害他俩的声誉。因此,他们假装是正式结婚的夫妇,诺贝尔写给她的信和拍给她的电报都称她为索菲娅·诺贝尔太太,索菲娅也用同样的称呼写信,发电报。但时隔不久,诺贝尔就对此感到后悔莫及。

索菲娅很喜欢这个大名鼎鼎的姓氏,就是在跟别人通信时也滥用这个称呼。她不想麻烦别人代她写信,总是自己动手,自己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收到信的人往往大吃一惊,像诺贝尔这样有教养的绅士居然找了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女子做妻子。诺贝尔听到这种风声之后,千方百计地要使她懂得她的粗俗不堪的信给他带来的危害有多严重。他知道在这件事上没有权利责备她,但在写给索菲娅信上的话还是比较令她难堪的。

路德维希和罗伯特两人都见过索菲娅几次,对她很客气,他们都为弟弟有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使他精神愉快而感到高兴和欣慰。但后来索菲娅竟用诺贝尔太太的称呼给路德维希写信,他们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感到惊恐不安。路德维希甚至认为,索菲娅一家是利用这个轻佻的姑娘,对阿尔弗雷德敲诈勒索,迫使他娶她。他极力地劝说弟弟尽快断绝与索菲娅之间的关系。诺贝尔没有听取哥哥的意见。虽然索菲娅无意改变她的生活方式,虽然她没有文化,不识时务,但却温柔善良而且以一种朴素的方式爱着他。

自1883年至1893年的10年间,诺贝尔终日为工作而忙碌,再加上哥哥路德维希和母亲罗琳娜于1888年及1889年先后去世,他在精神上受到沉痛的打击,索菲娅在他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降低。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面,自从他于1891年迁居圣雷莫以后,就很少到伊斯基尔去了。就连信件也变得冷漠和单调,信的内容无非是诺贝尔的训诫、责备,有时在妒忌发作时发的一顿火;还有索菲娅的抱怨和要钱。诺贝尔身心疲惫,感到实在无法再负担索菲娅这个拖累。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如果因看护一个女人而成为朋友们的笑柄,那么人生将会变成苦斗。”

1891年春,索菲娅要生孩子了。不过,即将做父亲的不是诺贝尔,而是一个匈牙利贵族出身的骑兵军官。诺贝尔得到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后,反倒觉得如释重负。同年7月,索菲娅生下一个女儿,诺贝尔怀着怜悯和宽容给她写了一封信:

“可怜的孩子,你现在需要的是安慰,而不是对过去的责备。”

“你的过错害了你自己,而一切应归咎于你的出身、教养和环境的影响。你胸中蕴藏着一颗幼小的心灵,但并不丑恶。”

索菲娅是个挥霍无度的人,诺贝尔定期给她津贴,但她还是到处借钱,债台高筑,诺贝尔决定不再为她偿付债务。为了保障她未来的生活,诺贝尔通过律师把价值十五万奥地利弗罗林的债券存入一家维也纳银行里,每月付给她五百弗罗林。

1894年9月,诺贝尔曾去维也纳看望索菲娅,他发现她们母女俩生活得十分快乐,感到欣慰。

当时奥地利军队军纪严明,绝不容许军官中出现伤风败俗的丑事,于是这位军官就只能与孩子的母亲结婚,并且还得辞去军职。

诺贝尔听到他们要结婚的消息后,于1895年给索菲娅写了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索菲娅:

那个骑兵上尉是真的要和你结婚吗?他这样做不仅应当,而且明智。这样你就须抛弃一切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你这个小鬼还是多情的,这一点难能可贵。我认为,在距离你家只有一百英里的地方,你还不至于丧尽天良吧……

索菲娅的婚礼完全是个形式,婚礼仪式刚一结束,懊悔的丈夫就不见了踪影。可怜的索菲娅最终没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她也没有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依旧到处借债,典当首饰、衣物,诺贝尔在她的恳求下还不得不经常资助她。

五、慈善的心

诺贝尔看上去一年比一年更具威严,更为深刻。脸上偶尔呈现忧郁的阴影,也许是因为年轻时过于辛劳,患了消化不良所致。

1889年,他接到瑞典教会牧师寄来的一封信。在信里详细叙述一个教友陷入窘境的情形。他立刻写了封复函:

“以往,为了像这样的问题,我常常受到欺骗,他们怀着某种目的,毫不知耻地撒谎。可是,听到正直而认真工作的人濒临绝境时,我绝对寄予同情。你说解决这个人的问题,有六百法郎就够用了,但是,要做不充分的援助不如不做,所以,我决定汇上一千法郎。为报答你依然不变的厚意,我顺便在这里说明平生所抱的宗教观--我严守圣经里的‘将己所欲,施于邻人’的金玉良言。我未曾憎恨或讨厌过自己的邻人。为了这一点,我很骄傲。”

“然而,关于灵魂的问题,我的想法似乎和别人有些不同。这不只是靠理性就可以解决的,等于要把圆形改为方形一样,是很难做到的。”

诺贝尔认为,没实践的宗教不是真正的宗教。他的宗教是人类的爱。

诺贝尔的外表看起来严肃冷酷,使人难以接近,其实他的心里充满着慈爱。遇到困窘的人、烦恼的人、穷苦的人,他绝不忍坐视不救。

“如果把困难告诉诺贝尔先生,他什么都肯替你设法去做。”

这样的话一传出去,他的桌子上天天堆满求助的信。

后来,信堆积得太多了,诺贝尔也叫苦连天。

“每天起码有二十封求助的信寄到我这里来,总金额平均是两万法郎,预计一年要七百万法郎。这么一来,不论是古尔多,或潘达比尔多。或洛斯柴尔德也都会破产的。”

“可是,托你的福,不知有多少人脱离了苦海,衷心感谢你呢!”有人这样说。

他就答道:“不,近来我常常这么想,与其以慈善家闻名,不如得个吝啬的评语还要好些。每当写一封拒绝的信,心里便觉得很难过,而且,又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话虽这么说,一旦有人向他求助,诺贝尔总是不忍心拒绝。有时援助金额意外地多,以致弄得自己身无分文,这种情形也常发生。

使诺贝尔大为光火的,是来求助的人当中有些是骗子。

没有比这种欺骗更惹这位心地慈善的人生气的了。自古以来,使讲义气的人愤怒的,就是欺骗与背信。

可是,他依然乐善好施。

他对邻人的慈爱,并不仅限于金钱财物的援助。有时他也会给予忠告,有时则是以诚挚的友情来支援对方。

一个晴朗的下午在巴黎的一条大道上,一辆马车嘎嘎地驶来,到大街拐角就停了下来。从马车上跳下一位五十多岁的绅士。

这位绅士头上已有白发,个子不高,身材清瘦,穿着一身黑色朴素的西装,打着蝴蝶领结。

这人便是诺贝尔。

他每走一步,就用手杖的尖头敲一下柏油路,这样走了约有一百余米。

诺贝尔到这来做什么?在他的衣袋里,有这样一封信:

“谢谢您的关照。托您的福,我已经能够安心地生活了,请您不必挂心。”

“如果有机会到列利维街来,请光临敝店坐坐。如能这样,我就高兴极了。”

那是他援助过的一位瑞典少女写来的信。这个少女在异乡丧父,她的家人,除了她以外,都是没有工作能力的。扶养母亲和幼弟的责任就落在她一人肩上了。

可是,她的邻居对她们一家人并不太亲切。

诺贝尔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接济了她一点钱,解决了她一时的困难,同时还介绍她到一家药铺做店员。

这是他惯常的作风。

这少女在异乡感受到了这样的温情,感激之余,才寄出了这样一封信。

读完了信时,诺贝尔不觉地流下眼泪来。

“可怜的少女,多么需要人间的温暖啊。假使我去看她,她不知多么高兴呢。”

这样一想,他就坐上马车到列利维街去了……可是,他又转念一想:“如果坐马车去。让她知道是特地来拜访她,反而会使她不安。”

所以,他就在大街拐角的地方叫马车停下来,装作是散步的样子去看她。

诺贝尔在那家药铺门前停下了脚步,摘下他的呢帽,向里面张望着。

一会儿,从店里走出一个少女来。

“咦?诺贝尔先生!”

她兴高采烈地和诺贝尔寒暄起来。好久没有听到故国语言,诺贝尔的脸上现出和蔼可亲的表情。

“你能够快乐地工作,我就放心了。不过,要注意健康,以后有机会,我还会来看你的。”

诺贝尔戴上了帽子,少女依依不舍地说:“欢迎您再来。”

次日,少女又寄了一封信来:

“我总以为没有机会看到您。对您的突然来访,起初我真不敢相信呢。因为太高兴了,一直想向您说的话,没想到见了面竟说不出来。”

“虽然我只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如果有我能够帮忙的地方,请告诉我一声,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

“现在,除了您、母亲和幼弟马克以外,世间再没有叫我关切的人了。”

就这样,瑞典最伟大的人物和这位贫穷的少女结下了世间罕有的忘年之交。

以后,诺贝尔便常常出现在少女服务的药铺中。

罗琳娜与世长辞后,诺贝尔在一封信中把遗产中归他所有的份做了安排:

“我在斯德哥尔摩讲过,我只想保留母亲的画像(著名艺术大师安德鲁·佐恩之作),以及一些她所喜爱的、特别能使我联想起她的小物品。另外,对遗产中属于我的份额,我保留处置权。我想从中拿出一定数量,建立一座既美观大方又不显眼的纪念碑:并希望把另一部分遗产用来建立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基金可望达到十万克朗。”

关于纪念碑,阿尔弗雷德最初接受了亲属的建议:

“我们就刻三个浮雕像吧,当然要包括埃米尔的一个。另外,我们也不妨为下一个死者保留一个位置,我这是指老态龙钟的自己。我这项建议只是为了照顾构图上的匀称。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在人间或者是在阴间最好都不留一幅画像。运行在太空中的地球,载着十四亿两腿无尾的猿人,在这个人类的大杂烩中奢望功成名就,似乎的确有点可笑不自量。”下一次写信时他改变了刻雕像的主意,他说:

“最好现在不谈此事,因为有各种原因:一是不容易刻得很像,二是金属碑暗淡而丑陋,三是几块碑叠放在一起太庞大。我要把我分得的母亲遗产分配掉,只留下佐恩画的画像和我从巴黎寄给她的东西,就是一只表、一个镶嵌金丝的篮子、一个有两帧照片并列的手镯和一个瓷花瓶--上面印着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A·N。我已答应将表送给尼马尔姆(她曾在我母亲病危时看护她),但我又觉得为此事抱歉。因为我母亲很爱它,我希望她能让我保存这块表,我将另外补偿她。”

他将母亲遗产中归自己继承的二十八万八百克朗的大部分捐给瑞典社会和教育机构,罗琳娜斯卡研究所获得五万克朗,创建了罗琳娜·安德丽塔·诺贝尔基金,供支持医学研究,“包括医学科学各分支,这些研究的提高、教育的和一般的研究”。新儿童医院收到捐款五万克朗,也是用罗琳娜·安德丽塔·诺贝尔的名义;中央体育研究所领得捐款两千镑。他还分给他母亲方面和其他亲戚一大笔钱,“这样还剩下两万四千克朗。但似乎瑞典全国人民都求我救助。我每天从全国收到一堆信,昨天我收到一封信,只需要三万克朗,购买一家已看中了好久的石场。他想我应该赠给他这笔无足轻重的款项。”

诺贝尔的童年时代尽管贫穷,但给了他一种影响其终生的良好道德教育。由于生病和家庭的贫困,他被剥夺了很多东西。他后来给予很多人的各种帮助。表明他希望别人能有一个更好的开端,一种更好的命运。作为一种完全是新的和不寻常的领域里的一名开创者,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失望。坚毅勤勉是他克服逆境的手段。他有一种超脱于贪婪和爱财的雄心壮志。他的愿望是“要存在,但是不要受人注意”,自己要在和平中活着,也要让别人在和平中活着。他说:“我比那些竞争者有两个长处:赚钱和赞扬都使我完全无动于衷。”他有着科学家锐利的眼睛和对于事物的自然怀疑,但是,一旦当他在自己隐居的地方弄清了它们的情况,他就毫不装模作样。并且忠于他的伙伴。所有那些真诚努力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职务高低,也不管他们的努力成果大小,他都一视同仁地相待;那些勤奋的人在缺钱的时候,总会得到他的帮助。这就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思想状况,这从他的行为和通信里都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社会立场正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

关于他巨大的商业贸易,他曾写道:“我认真地,但却不是热情地从事它们。”在他给经理和工程师们的信中,有很多例子表明他对工人十分关心。并且坚持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因为他认为在这种生意的全部过程中,只要有一点错误或蛮干,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无论花费有多么大,都绝不因此而妨碍这种关心和注意。他的一座工厂里的老工头和工人们说,他们听了很多关于他们老板的传说故事,他是这个行业中所有突然出现的新产品的根源。他们怀着敬意把“诺贝尔”这个词的概念,看作是一种拥有巨大财富的神话式人物。从他们所听到的一切,这个人几乎能做超自然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只在星期天访问工厂,以便平静地来进行研究。经理和工程师们相互交换的信件表明,他们把这位矮个子的大人物看成是一位不摆架子的正直公道的人,一位不知疲倦和鼓舞人心的人。他经常突然来待一会儿,并且总要引起很多改变和带来巨大的忙碌。一次,当他的一座工厂将要举行周年纪念的时候,有人要求诺贝尔送张照片,给一份周年纪念出版物。他的回答是:“只要我的助手们和每个工人也都被要求把他们的肖像送去,那么,我将把我那单身汉的丑陋的大鼻子像复制一份送去收藏,但在这之前,我可不干。”

奥地利诺贝尔工厂职工的后代们说,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诺贝尔公司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非常优越,很多年轻人常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招工的候补名册上。它还实行一种制度:在那里工作了若干年之后,每个工人就可以每月领到大约三十个奥地利先令的奖金”。现代的报纸,也显然以某种惊奇的口吻说:“这些公司有免费治疗的工厂医生和免费供药制度,并且有着事实上一整套社会福利,其目的是防止诺贝尔公司的退休工人出现死在厂房里或大街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