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笑了笑，说：“对，我们过去都没有学过经商。我流亡国外时虽然看过一些涉及商品经济的书，但只是把它当成是资本主义邪恶，从批判的角度去看的。但这能不能成为我们今天不去学习经商的理由呢？”列宁提高了声调，铿锵有力地说，“不！这只能说明我们今天学习经商的任务更迫切、更繁重。实践经验表明，商业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邪恶，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同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今天还不能越过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学习经商，成为精明的批发商。否则，我们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基础的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
在此后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再一次谆谆教导党的各级干部不要迷恋过去的经验，尽管过去的经验是宝贵的、丰富的，但它已不能解决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党和苏维埃在经济政策上实行退却，但退却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空想和自我欺骗，害怕真理将导致灭亡。
1921年底，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明确规定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从市场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规律，掌握市场，通过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建立并巩固新的工农联盟，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1922年2月底列宁撰写了《政治家札记》（生前未发表，仅写了一部分），通过打比方和比较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进攻与退却、因循守旧和敢于开拓的辩证关系。列宁指出，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么高。如果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些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像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要碰壁、犯错误。当然，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既要“退够”，又要守住必要的“阵地”。这就是“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也就是说要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和保证共产主义的道路”。
总之，列宁亲自领导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改革实践。这场选择和改革，是从暴风骤雨般对抗、搏杀的阶级斗争向稳健、务实、井然有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变，是以单纯划一、高度集权、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共产主义经济模式向扎根现实、多种层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变。在丰富多彩的具体实践中，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和思考发生升华，结晶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原则，结晶为对于社会主义模式的新的战略性构想，如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构架多成分、多层次的经济结构；有计划地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实行物质利益原则等等。正如列宁自己在1922年所说的：在新经济政策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
七、外贸垄断制的争论
十月革命不久，列宁就提出了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的法令。1918年4月，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指示，通过了对外贸易国有化的法令。但在国内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条件下，对外贸易几乎停止。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商品流通和自由贸易趋于活跃，同国外也签订了一批贸易合同。这样，要不要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在党的领导层中出现了分歧，并展开了辩论。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反对实行对外贸易垄断，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主张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坚定地主张对外贸易垄断，认为它对于保持苏维埃经济上的独立性有重要作用，强调它同土地国有化、工业国有化一样，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基础。1921年3月1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的法令，重申实行对外贸易垄断。
1921年，南高加索和远东外贸机构在实际工作中有某些违背对外贸易垄断的做法。对此，列宁感到不安。
1921年10月底，波罗的海经济会议在里加举行，出席会议的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团长米柳亭写信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提出废除苏俄对外贸易国有化的建议。11月9日，列宁在契切林的信上明确表示米柳亭的计划是“根本不适应的、毫无根据的”。11月10日，按照列宁的指示，俄共中央政治局否决了米柳亭的提议，并要求最高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对外贸易垄断体制的计划。
1921年12月底，党的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召开，列宁因病未出席，米柳亭的支持者仍然主张削弱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会后，对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攻击有增无减。1922年1月，最高经济委员会提出了由对外贸易副人民委员列扎瓦草拟的《对外贸易提纲》，提出由“自由垄断制”代替原来的“绝对垄断制”，放宽权限，列宁基本同意。但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弗鲁姆金反对这一提纲，主张进一步放松或取消外贸垄断制。斯大林甚至认为“关于垄断制的废话终归是废话”。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予以回击。1922年3月3日，列宁致函加米涅夫，建议“绝对不得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3月1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对外贸易》的法令，再次确认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但个别地方作了某些重要的补充和修订：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以及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经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特许，有权在国外市场上直接进行交易，但事前必须将合同和协议书交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批准。列宁把这种补充和修订称之为对外贸易的“绝对”垄断制已为“自由垄断制”所代替，“不过，后者毫无疑问而且无论如何还是垄断制”。
1922年5月15日，列宁收到了苏俄驻德全权代表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的信和材料。这些材料证明，党内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的争论在同外国资本家的业务谈判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当天，列宁写信给各政治局委员以及瞿鲁巴和李可夫谈了这个问题。同时，建议政治局通过一项指示：中央委员会确认对外贸易垄断，并决定各地停止研究和准备最高经济委员会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合并的事宜。斯大林对列宁的意见颇不以为然：“我不反对在现阶段‘正式禁止’放松对外贸易垄断方面的步骤。但我仍然认为，放松将是不可避免的。”5月22日，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
1922年夏天，列宁的病情第一次严重发作，虽然有关外贸垄断的争论停了一个时期，但在实际工作中确实采取了一些放松对外贸易垄断的措施。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列宁因病未出席会议。全会根据索柯里尼柯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章程》的决议。决议规定，在对外贸易垄断制方面不宣布任何改变，但可由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通过一些个别决议，暂时准许个别种类的商品进出口，或规定在个别边境地区实行这些决议。外贸人民委员部获悉中央全会决议后，部务委员会委托克拉辛（外贸人民委员）给中央写信，认为这一决定“实际上取消了对外贸易垄断制这一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令之一”，请求撤销上述决定，否则请求中央解除全体部务委员的职务。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任亨楚克也写信给列宁，表示反对削弱外贸垄断制。
列宁获悉中央全会的决议后，表示坚决不同意。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中央全会的决定，事实上是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接着列宁说明，实行这样的决议意味着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是草率从事的表现。列宁从维护工农联盟的角度举例说，亚麻在俄国值4.5卢布，而在英国值14卢布，如果开放彼得堡港，就会使同芬兰交界地点的亚麻走私达到可怕的程度。“我们不是对职业走私贩进行斗争，而是同亚麻产区的全体农民进行斗争。”“在边境上专门走私的人是一回事，而保卫自己并同企图夺去他们‘私人’利益的政权作斗争的全体农民又是一回事。”外贸垄断是社会主义积累来源之一，是“使我们得到黄金基金流入俄国的开端”，“我们还在试验刚刚使我们获得几百万卢布（并将使我们得到几千万甚至更多的卢布）的垄断制，就又来搞个完全混乱的局面，推倒那些刚刚开始巩固起来的支柱”，这无异于“抛弃一切而去追求幻影”。列宁警告说：“我们开始获得学习和增加这种利润额的可能，如果暂时局部地开放几个港口，那么，这一切马上都完了，全部工作都被破坏了”。列宁在信中提出：“非常遗憾，我因病未能参加那天的会议，现在又不得不请求破例行事。”他建议：“延期两个月解决这个问题，即延到下次全会。在这个期间收集关于我们贸易政策经验的汇总的并经检验的文件。”
根据列宁的建议，政治局就延期问题征询中央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和布哈林同意延期，但并不认为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季诺维也夫则反对延期，结果，政治局以14票对1票通过决定，延至下次全会对这一问题作出决定。
在这期间，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亲自调查研究了有关外贸垄断的资料并在政治局内部做深入细致的争取和说服工作，说明外贸垄断的不可动摇性。
12月3日，即中央十二月全会开幕前不久，苏俄驻德国全权代表克列斯廷斯基寄给列宁一封信。信中详细说明了统一柏林商务代办处工作、同德国的贸易情况及他关于组织对外贸易的看法。信中写道：“如果我们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那么由于各经济机关在国外进行竞争，我们将购买更昂贵的外国商品，而更廉价地卖出我们的商品。”在经济领域中，刚刚开始履行的贸易条约，前景是广阔的。而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或使其架空，所有这些广阔前景就将化为泡影。他还引用这样的例子说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正确性：凡是亲身了解了实际情况的同志，都成了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拥护者，可是在出国之前“他们对这个问题都还没有确定的方针”。鉴于政治局成员中唯有托洛茨基较明确地表示赞同自己的意见，列宁看了这封信后，把它转给了托洛茨基，请他尽快谈谈自己的意见，并在信的结尾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将在全会上为垄断制战斗。您呢？”
12月12日，托洛茨基给列宁回信，表示拥护列宁的主张。12月13日~15日，列宁又给托洛茨基写信，要求他“务必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共同的观点”，“我们一旦失败，就应该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12月13日，列宁写给斯大林转中央全会一封《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信。信中驳斥了布哈林提出的用保护关税政策代替外贸垄断制的主张。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在目前俄国的条件下，任何关税保护政策都是十分空虚的，都是纸上谈兵，对无产阶级一点好处也没有。”列宁指责克拉辛不了解加强流通的重要性，指出合营公司是能真正改善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等坏作风的制度，因为实行这个制度，外国商人和俄国商人就会在一起工作，就会“学会、学好、学通”经营管理，“利用合营公司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学习，这是恢复我国工业的唯一途径”。
12月15日，列宁收到了弗鲁姆金的一封信，认为必须迅速解决这一问题，继续处于不确定状态会断送全部工作。看完信后，列宁当即转给托洛茨基，并在信中表示“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必须的”。“如果有人担心这个问题可能使我焦虑，甚至影响我的健康，我认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拖延不决就要使我们在一个根本问题的政策完全稳定不下来，这更会令我一万倍地感到焦虑。因此，我请您注意附去的信，务请支持立即讨论这个问题。”由于列宁做了大量工作，促使许多原先反对外贸垄断制的人改变自己的看法。12月15日，斯大林在给中央委员的信中表示，收回自己两个月前反对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意见。
12月18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撤销了十月中央全会的决定，重申“保留和从组织上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绝对必要性”。全会决定发表指令，严禁任何反对外贸垄断制的言论，并责成外贸人民委员部对国家和私人组织违犯对外贸易垄断制承担责任，按月向中央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另外，全会作出专门决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
列宁在病中对全会的结果十分满意。12月21日，他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信，其中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为此要通过一个向党代会提出加强对外贸易和改进外贸工作措施问题的提案。这事要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宣布。我希望，您不会反对，也不会拒绝向党团作一个报告。”信件是克鲁普斯卡娅征得医生同意后记录的。
12月22日，斯大林在得知列宁给托洛茨基的通信内容后大为不快，在电话里大发雷霆，把克鲁普斯卡娅痛骂了一顿，并以诉诸党的监察委员会相威胁。
鉴于列宁的病情，克鲁普斯卡娅没有立即把这件事告诉列宁，而是写信给加米涅夫请求保护。信中说道：“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大发雷霆。我入党不是一天了。三十年来没有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克鲁普斯卡娅请求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保护她，使她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
12月24日，政治局对列宁了解政治生活情况以及通信、会晤、口述等活动作了严格的限制。列宁从此不能接触一切中央文件，也被切断了其他任何政治情报来源。在政治局成员中，唯有斯大林享有向列宁通报情况、谈论政治的特权。从此以后，斯大林加强了对列宁的“监护”。
1923年4月17日~24日，党的十二大召开，列宁因病未出席大会。大会向列宁发了致敬电，中央总结报告对列宁关于外贸垄断制的思想作了肯定：“代表大会无条件地确认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确定不移的，不允许有任何的违背和执行时有任何动摇，并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和发展对外贸易垄断制。”至此，有关外贸垄断制的争论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