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被平定后，俄国政治力量的天平一下子摆向了布尔什维克，临时政府处于半瘫痪状态，内阁走马灯似的变换，无法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布尔什维克不仅在群众中获得了崇高的威信，而且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80多个地方城市的苏维埃纷纷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同时布尔什维克还掌握了大批工人武装和革命士兵，托洛茨基、柯伦泰等一大批在“七月事变”中被捕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获释出狱，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意识空前高涨。另外，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内部也发生内讧，近一半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改弦易辙，接近布尔什维克阵营，布尔什维克的实力和声威如日中天。这样，苏维埃恢复了活力，再次成为战斗的革命机关，列宁及时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力争和平地夺取政权。在《论妥协》、《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革命的任务》等文章中，论述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阐述了对待妥协的原则，建议布尔什维克利用大好时机，使俄国革命和平发展。列宁指出，“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从而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政权和平地移交。
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顽固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拒绝了列宁关于妥协和和平发展的建议，继续支持资产阶级组成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执政内阁，并准备召开民主会议，组成所谓民主“预备议会”，以向群众证明，俄国已走上了资产阶级议会制道路，不需要其他选择。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政权，即使敢于夺权并且掌握了政权，也不能保持这个政权，连一个短暂的时机也保不住。因为布尔什维克既不能在技术上掌握机构，在环境复杂的条件下开动这个机构，也不能在政治上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扫除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会附带地扫除掉整个革命。”同时，克伦斯基也不甘于被人摆布，精心策划了又一个军事阴谋，即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以便借刀杀人，消灭布尔什维克。据此列宁认为，和平发展的时机消失了，武装夺权势在必行。
布尔什维克能不能夺取政权？有没有信心夺取政权？如何夺取政权？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布尔什维克作出回答。
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列宁详细论证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进一步发挥了一国胜利论，批驳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谓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调。列宁指出，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帝国主义战争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阶梯，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是把公式“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在《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中，列宁对国内形势作了全面剖析，指出武装夺取政权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布尔什维克党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信中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在取得优势后，可以而且应当夺取政权，等待“形式上的”大多数是天真的想法，错过时机，“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因为起义的条件已具备：其一，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跟党走，不是单纯地靠密谋；其二，人民的革命高涨出现了；其三，革命进程中出现了转折点，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表现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起义是一种艺术”，马克思主义者要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布尔什维克应写一个简短、有力的宣言，强调人民吃尽了动摇的苦头，受尽了犹豫不决的折磨，党应同其他妥协派决裂，强调给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没收骇人听闻的利润，制裁资本家的破坏行为。同时立即组织起义的指挥部，配置好力量，制定出正确有力的战斗计划。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最初看到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建议时，都耸耸肩，说武装起义为时尚早。9月28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列宁的建议，加米涅夫反对列宁的建议，认为列宁的提议脱离俄国的实际生活，提议把列宁的信烧掉，以免列宁提出的行动使党受到损害。托洛茨基在战略上与列宁一致，但战术上不同意列宁的看法。斯大林建议把列宁的信交给一些主要的地方党组织讨论，意见被采纳。列宁的信在中央委员会和一些较大的地方组织中引起了争论。于是中央委员会决定暂时不就列宁的建议作出决定。
10月3日，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操纵布尔什维克党团通过了参加政府预备会议的决定，并讲列宁的起义计划是“疯人呓语”。
列宁得知“民主会议”的消息后，觉得问题很严重，接连写了《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治家札记》等文章和信，批判了加米涅夫等人的错误，重申武装起义的重要性，指出预备议会是一个骗局，引诱和愚弄工人和群众离开新的日益增长的革命，给早已破烂不堪的联合政府披上新外衣，使受蒙蔽的群众产生幻想，以为预备议会能解决一切问题。10月18日，中央委员会开会，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中央委员支持列宁，结果会议决定布尔什维克党团退出预备议会，并通过了抵制预备议会的决议。
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距离的遥远使列宁深感指导党的工作的不便，他不能再在赫尔辛福斯待下去了，决定搬到离彼得格勒较近的维堡去。10月5日，列宁通过罗维奥的帮助，在一个理发师那里买到了一个白色假发套，戴上后像个60岁的人。这使理发师十分吃惊，因为顾客买假发的目的一般都是为变得“年轻”和“漂亮”，他不解地问列宁想干什么，列宁回答道：“我买哪种假发对您不都是一样赚钱吗？”
10月6日，列宁化好装后，乘火车秘密到达维堡，在芬兰《劳动报》工作人员尤·拉图卡的家中住下。在维堡列宁住了两个星期，他通过中央联络员绍特曼与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的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10月12日，列宁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危机成熟了》的信件，字里行间洋溢着关于实行武装起义的焦虑心情：“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必须坚决制止……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以来所坚持的上述精神的主张，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微妙地’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微妙地’暗示要封住我的嘴，并且要我引退。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危机成熟了，错过这样的时机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背叛”，“就等于断送革命”。10月13日列宁写了《告工人、农民、士兵书》，强调起义不可避免。10月14日，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号召立即举行起义，指出拖延起义就是犯罪和背叛革命。
列宁态度坚决、措辞严厉的信件，引起党中央高度的重视。10月18日，中央委员会再次开会，讨论列宁的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否定了加米涅夫的主张，但仍然未采纳列宁的主张。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列宁如坐针毡，忧心如焚，他决定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回国领导革命，请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决议，同意了列宁的要求。
六、震撼世界的十天
10月20日晚上，列宁在埃·拉希亚的陪同下，乘近郊列车离开维堡到达拉伊沃拉车站，再转乘司机胡·雅瓦拉的293号机车，顺利越过国境线，驶抵皇村车站。克鲁普斯卡娅在老布尔什维克马·瓦·福法诺娃的家里准备了秘密的住所。住所在兰斯卡娅车站附近的谢尔多博里街92号甲的一座大楼的最高一层，窗户对着隔壁一幢楼的花园，比较安全。
到达住所后，列宁请福法诺娃领他观看一下整个住所，以防在紧急情况下不从门口而从窗口跳出去时能辨别方向。当他看见排水管靠近自己的房间时，便高兴地说：“万一需要的时候，可以顺着水管滑下去”，并要求“餐室里的第二个窗户不用关上，就像阳台那样。今天晚上，请您拿把小锤子到院子里去，把那个栅栏的两块木板敲掉，以防在意外情况下不能从家里走出去时派上用场”。
为了绝对保密，列宁的隐匿地只有克鲁普斯卡娅、拉希亚等几位知道。整天戴假发和化装使列宁感到很不方便，常常忘记戴上假发，常要别人提醒他。在这儿，列宁集中全部精力开始起义的一切准备。
10月21日，列宁写了《局外人的意见》，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把起义作为艺术的主要规则：（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4）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同时要很好地运用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家丹东的伟大遗训：“勇敢，勇敢，再勇敢！”把这一原则具体应用于俄国革命，那就是：既从外面，又从内部，既从工人区，又从芬兰、雷瓦尔、喀琅施塔得方面，尽可能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对彼得格勒进攻；把革命的三支主要力量——海军、工人和陆军配合起来，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电话局、电报局、火车站，特别是桥梁；挑选最坚决的革命志士组成小分队去占领一切最重要的据点，并参加各处一切重要的军事行动；把优秀的工人编成配备枪支炸弹的队伍和包围敌人的“中枢机关”，口号是“宁可全体牺牲，决不放过一个敌人”。列宁最后指出，“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
10月23日晚，列宁戴着假发，化着装，在秘密联络员的护送下，来到卡尔波夫大街32号，参加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到会的共有12名中央委员，他们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柯伦泰、布勃诺夫、索柯里尼柯夫、洛莫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会上，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党的当务之急是作好起义的军事技术方面的准备。会议讨论列宁提出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案时发生了争论，加米涅夫固执己见：“我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决定起义是冒险主义”。季诺维也夫旁敲侧击列宁的主张：“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应该遵循客观的革命运动潮流，而没有教过我们把‘起义艺术’视为获得政治成功的关键。”
列宁在会上先后作了三次发言，批驳了那种只会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词句，不会审时度势作出决策的思维惰性，以及消极求稳、犹豫观望、不敢当机立断的态度。他一再强调党必须从俄国目前的实际出发，制定出坚决而又积极的起义政策。他强调：“从来没有人不经过战斗就会把政权交出来”，“政权总是靠暴力夺取的，它不会通过发表什么宣言就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而任何宣言也维护不了这个政权”，“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十足的叛变”。列宁以饱满的情绪、坚定的信念、有力的批驳和论证，博得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最后，经过表决，在10票赞成、2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根据捷尔任斯基的提议，会议决定党中央成立以列宁为首的政治局，负责起义的政治领导，把起义的日期定为11月7日。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3点钟才散会。这时夜色未退，街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列宁披星戴月，来到附近的彼斯奇区3号第344室拉希亚住宅。拉希亚让列宁睡在自己的床上，列宁说什么也不肯上床，拿了几本书当枕，席地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