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政府有国际后备军：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反动政府。然而，我们也有强大的国际革命后备军：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他们在德国组成了拥有300万党员的政党，在欧洲各国也都组成了强大的政党。”
这些话里包含有列宁的国际主义的实质，在列宁的国际主义里很难找到对各国人民博爱的感情——那是一种主观的和感伤的感情。列宁的国际主义是一种能够起作用的因素，它有点像政治上的物理学：各国人民发挥作用、反作用或相互作用，以便燃起世界革命。俄国那些极小的、互相敌视的革命政党靠本身的力量是推翻不了沙皇制度的。因此，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外国的帮助。这种需要使得列宁对西欧一些革命事件的气势作了过高的估计，甚至在没有革命事件的地方都看到有革命事件。他在1908年10月16日写道：“大不列颠的社会革命日益迫近，这一点只有瞎子才看不到。”他对美国也抱着很大的期望。由霍尔德曼和朱利叶斯在堪萨斯州的吉拉德出版的周报《向理智呼吁报》，其发行量达到984000份，而且据该报的编辑说，不久它的发行量一定会达到100万份，1912年9月18日列宁对这件事进行了评论。他欢呼：“一家社会主义的报纸受到美国法院的无耻攻击和迫害，却能在备受摧残的情况下日益发展和巩固，发行到100万份，——这个数字要比什么长篇大论都能清楚地表明，美国即将发生怎样的变革。”
列宁也指望得到亚洲的帮助。1911年11月20日，列宁在巴黎出席了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这两位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葬礼。保尔是巴黎公社的社员。劳拉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儿。拉法格在70岁时决定，他不再能为社会带来益处，便同妻子一起自杀了。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回忆录》中回忆道：“列宁称赞这一行动，他说：‘如果不再能为党工作的话，就应当正视现实，像拉法格夫妇那样死去。’”在葬礼上列宁发表了没有带任何个人情感的演说。他说：“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一贯使用亚洲式野蛮手段的专制政府的种种压迫，有幸从拉法格和他的朋友们的著作中直接汲取欧洲工人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现在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拉法格毕生捍卫的那个事业的胜利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俄国革命揭开了全亚洲的民主革命的时代，现在有8亿人参加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民主运动。而在欧洲，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所谓和平的资产阶级议会活动统治时代即将结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斗的时代就要到来。无产阶级一定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
尽管列宁发表了这些预言，但他却说，他是厌恶预言的。他拒绝对什么事情预先作出决定。他在1912年9月16日写道：“如果我说，应当这样，比如以真理、正义、劳动平均制等等为目标来建立新俄国，那这将是一种使我陷入空想的主观主义。其实，新俄国的建立是要由阶级斗争，而不是由我的最良好的愿望决定的。”这种对主观主义、“最良好的愿望”、“崇高的渴望”的厌恶，使列宁以及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乌托邦的敌对者。列宁解释道：“乌托邦是一个希腊语词，在希腊文中，‘OV’意为‘没有’，‘γσπoc’意为‘地方’。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是空想、虚构和神话。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一种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愿望……”列宁认为，民粹派关于通过土地改革来建立社会主义的幻想就是这样一种空想。
对空想家和幻想家抱鄙视态度，就会抛弃那些“永恒的价值”和合乎道德的想法，而去崇拜“客观情况”，即崇拜那种常常被机会主义者所任意使用的实在的东西。但是列宁在1911年时所作的预言（他当时曾预言，所谓和平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统治时代即将结束）或者他在1912年时所表示的信念（他当时曾深信，美国处在社会革命的前夜，其唯一的根据是那个很快就被人忘记了的周报的发行量提高了）难道是客观的吗？
在1905年的风潮之后，沙皇制度从战争的失败中恢复了元气，它冷静沉着地把企图推翻它的运动镇压了下去。无论是在俄国和欧洲，或者是在亚洲和美国，没有一个火星燃烧起来。但是在巴尔干却突然爆发了战争的火焰，而且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世界。在这个火焰之中诞生了新的俄国革命，对于这场新的革命来说，1905年的革命只不过是它的预演而已。
三、列宁主义
1903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的一位23岁的拥护者尼古拉·沃尔斯基（笔名是：尼·瓦连廷诺夫）在基辅被捕，他在狱中宣布绝食，到第11天时被释放，接着他立即沿着一条“秘密的铁路”从俄国跑到日内瓦，随身带着一封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格列勃·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写给列宁的介绍信。沃尔斯基下车后，从车站直奔列宁在伏耶街10号的住所。克鲁普斯卡娅从他拆开的大衣里子里取出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把那些用隐形墨水写的字显现出来。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位新来的人同乌里扬诺夫夫妇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还同他们一起整天整天地游玩、吃野餐。几十年之后，他发表了自己对当年的印象。他记得列宁荡桨荡得好，游泳游得好，自行车骑得好，是一个优秀的射击手，在吊杠和吊环方面是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他最欣赏的是列宁的台球打得好。列宁的岳母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有一次当着客人的面说，列宁常给自己缀扣子，这个活他“比娜嘉做得还好”。瓦连廷诺夫写道，列宁是为革命而锻炼身体的。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知道，他的体力将遇到什么样的考验——是蹲监狱，还是逃出监狱。
瓦连廷诺夫的保护人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也写了关于列宁的回忆文章。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写道：“我们就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淳朴、谦逊的外表说起吧。他个子不高，戴着普通的便帽，很容易消失在任何一个工厂区而不会惹人注目。一副令人喜爱的黝黑的面孔，略带东方色调——这几乎就是关于他的外貌所能说的一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穿上粗呢外衣，也很容易同伏尔加河流域的任何一群农民融为一体……但是，只要细瞧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眼睛，细瞧一下他那双不寻常的、深邃的、充满内在力量和坚强毅力的、深褐色的眼睛，你就会立刻感觉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绝非寻常的人。只要你稍微细看一下他的外貌，你从他那朴实外表中得来的最初印象就会马上消失，而为一种你对他那特殊天赋的印象所代替。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很多肖像都表达不出这样一种印象。”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是1893年在彼得堡同列宁见面的。他写道：“他是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胞弟，而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最后几个光荣的民意党人之一，曾于1887年被处以死刑。仅只这一点，就为我们（即马克思主义者们——路·费希尔注）友好地接待他造成了最良好的前提……”后来，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和巴黎时常常见到列宁，革命胜利后，他作为一位苏维埃的高级职员（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一度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更是常常见到列宁。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了列宁那强壮的体质，回忆起他同列宁谈话时告诉列宁关于一个健康的人的定义：“这就是，一个人的健康就在于他的感情活动表现得清楚明确。”列宁同意这个定义。他说：“正是这样，一个健康的人如果想吃东西，那就是真正想吃；想睡觉，那就是真正想睡，他不会去考虑要睡的是软床还是硬床；如果他要恨，那同样也是真正的恨……”
在巴黎，一位著名的法国雕塑家对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说：“他发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前额的轮廓同古代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的雕像极其相似。”马克西姆·高尔基也注意到了这种相似之处。
曾经资助过列宁办的一些出版物的高尔基由于进行革命活动而于1905年1月被捕。同年下半年，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11月27日，党中央委员会在彼得堡高尔基的住宅里召开会议。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讨论了准备武装起义的问题。高尔基向中央委员会谈了莫斯科的战斗情绪。1906年1月，列宁在赫尔辛福斯的私人住所里同高尔基又见了面。1907年4月，他们在柏林见了几次面——他们一块去动物园看动物，去戏院看戏。当高尔基在列宁去世后写他对列宁的回忆文章时，看来他是把早年的这几次见面完全忘掉了。高尔基在回忆文章中把他同列宁的第一次见面说成是在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列宁在教堂（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教堂的“好客之家”里进行的）里一面握着高尔基的手，一面说：“您来了，这好极啦！您不是喜欢打架吗？这里将要大干一场的。”
高尔基用小说家的眼睛看着列宁，而用剧作家的耳朵听着列宁讲话。他写道：“我所预料的列宁并不是这样。我觉得他缺少点什么。他说话时‘p’、‘π’发音不清，两手交叉地插在腋下，很洒脱地站着。总之，这个人的一切都太朴实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有丝毫‘领袖’的气派。”
“但是这个秃头的、说话时字母‘p’、‘π’发音不清的、结实的、强壮的人，一只手摸着他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动着他那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立刻就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
在“打架”开始之前，列宁把高尔基带到“帝国”旅馆，帮助他进行了登记。他来到高尔基的房间，摸了摸高尔基的床铺，看床单是否潮湿。
大会开始时，高尔基感到“兴高采烈”，因为他置身在自己的人中间。“但是我的兴高采烈只到第一次会议为止，只到关于‘议事日程’问题的争论为止。这些争论的激烈一下子就把我的热情弄得冰冷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发现党内如此尖锐地分裂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一点我在1903年就知道了，而是因为改良派对弗·伊·列宁怀着敌意。”
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这位党内的涅斯托耳第一个发表了演说。高尔基说：“他讲话好像一个传教士，坚信他的意见是无可争辩的，他讲的每一个字都是极有价值的，就是字句间的每一停顿也是极有价值的。当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座位上最不安的要算是列宁了，——他时而踡缩着身子，仿佛怕冷似的，时而伸开四肢，又好像怕热似的；一会儿他把手指插到腋下，一会儿摇晃着光亮的脑袋摸一摸下巴，低声地在米·巴·托姆斯基耳边讲些什么。当普列汉诺夫宣称‘党内没有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列宁就弯下身去，他的秃顶发红了，肩膀也因为忍俊不禁而颤动起来……”
孟什维克尤·马尔托夫也发表了演说。高尔基写道：“这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讲起话来像青年一样慷慨激昂，好像他特别深切地感到分裂的悲惨和冲突的痛苦似的。”马尔托夫央求道：“一定要避免破裂，党太弱了，不能分裂成两个。”在演说结束时，“马尔托夫叫喊起来，反对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而且根本反对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匆匆地走上讲台，用喉音喊了一声‘同志们’。我觉得他不会讲话，但是过了一分钟，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被他的演说给‘吞没’了。他能把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讲得如此简单明了，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并不想编造一些漂亮的词句，而是把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毫不费力地表达出其精确的含义。”
“……在会议期间，每一天都给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越来越新的力量，使得他更加朝气蓬勃，信心十足，他的演说听起来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定，而且代表大会的全体布尔什维克也变得更加坚决，更加严峻。”
统一代表大会继续了20天。结果出现了可怕的分裂（举行代表大会的大部分经费是费拉德尔菲亚的一位肥皂工厂主约瑟夫·费尔斯借给的，他是一位慈善事业家和统一税的捍卫者。到1923年时还清了他的债）。
导致分裂的原因是不少的。在代表大会前夕，普列汉诺夫责备列宁企图夺取“指挥棒”——党的领导。由列宁、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参加的这场“将军会战”在代表大会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会战的结果是列宁退出了《火星报》编委会。任何一个组织都避免不了由个人竞争所引起的矛盾。实际上政治往往不过是掩盖野心的一个假面具而已。列宁并没有个人野心，所以他难以制服。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世界代表大会上，罗莎·卢森堡指着列宁对克拉拉·蔡特金说：“你好好看看这个人。这是列宁。瞧瞧他那执拗倔犟的头颅骨。”克拉拉·蔡特金补充说：“罗莎·卢森堡具有艺术家的敏锐眼力。”
列宁在得出一种看法后，他就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可动摇的，于是他驳斥别人所列举的各种论据来捍卫这种看法，直到在一些确凿的事实面前这种看法被一种新的观点所代替，他才放弃原来的看法，然后他又以同样的深信不疑的态度来捍卫这一新的观点。在列宁的思想中，怀疑的地方是不多的。他有意识地不容许、排除掉可疑之处。1905年时他坚决主张抵制国家杜马，并说服布尔什维克（而不是孟什维克）赞同他的观点。1920年时，他承认这是错误的。1906年时他以同样坚决的态度主张布尔什维克参加杜马。路线的这种改变，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一次极其激烈的冲突。这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各社会主义政党在杜马内如何行动的问题。列宁批驳了孟什维克所采取的那种容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非社会主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合作的战略。他在反对右派反动分子的斗争中，甚至不想支持中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