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也为此十分忧虑，她曾对一位好友说：“郎之万教授是个有才干的人呀，我担心他会为家庭的不睦而不能自拔。他太软弱，应该救救他。他需要有人理解，需要爱抚……”
朗之万的一生是勇敢的一生，他曾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他在处理家庭事情上却毫无男子气概。如果他当机立断地与妻子离婚，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但他却因为考虑到两个女儿的未来而采取了不明智的拖下去的办法。1910年7月，朗之万在大家的劝说下，离开了妻子，在巴黎租下一套房间，一个人单独过日子，但仍然没有离婚。
结果，这种不果断、不明智的做法，给了一些专在鸡蛋壳上找缝隙的新闻记者以可乘之机。于是在“他们两人到哪儿去了”的可笑猜疑中，爆发了这场可耻的“桃色新闻”事件。在巴黎找不到他们……两人私奔了？很有可能……
其实，此时他们两人正在世界最高级别的科学会议上发表意见。居里夫人在布鲁塞尔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愤怒地宣布：“这是毁谤！”
彭加勒和佩兰宣称：
“对于报纸上对我们同行和朋友的不实之词，感到惊讶和气愤！”
卢瑟福气愤地说：“真正无聊之极！”
居里夫人决定不出席闭幕式，瞒着记者赶回巴黎。回到巴黎后，她立即在《时代》上发表声明：我认为，报界和公众对我个人生活的所有侵犯都是极端恶劣的行为……因此我将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刊载与我有关的文章。同时，我有权要求一笔高额赔偿，这笔钱将用于科学事业。在居里夫人义正辞严的驳斥下，那位《新闻报》最先挑起事端的豪塞尔自知理屈辞穷，急忙写信向她道歉，她把他写的信寄到《时代》上刊登出来。豪塞尔写道：夫人，我感到非常内疚，我向您真诚地表示歉意。我根据一些来源不确切的消息写出了您看过的那篇文章。我错了！我现在简直不能相信，我当时怎么会因为职业的狂热而铸下这桩大错……也许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像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记者，无论怎么写都无法损害您的荣誉和人们对您的敬仰。
请求您宽恕的费尔兰德·豪塞尔后来，在政府有关部门和科学界著名科学家的干预下，这件事在原则上被平息下去了。但小报却不管这一套，巴黎的小市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飞短流长，就是这种能刺激人想象力的桃色新闻，于是一些无聊的文人墨客硬把这件新闻炒得越来越邪乎，越来越离谱。看来，居里夫人是在劫难逃了。
正好在这时，11月7日，居里夫人收到一封电报：您将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信随后寄来。
欧利维理乌斯这时，居里夫人身体状况很糟糕，她内心的委屈和愤怒，已经使她承受不下去了。但她决定这次一定要按时到斯德哥尔摩去受奖和做诺贝尔演讲。
1911年12月上旬，居里夫人由姐姐布罗妮娅陪同，带上大女儿伊伦娜再次来到瑞典首府斯德哥尔摩。瑞典政府和科学院再次向这位杰出的女性表示他们最崇高的敬意。
12月10日，授奖仪式按时在音乐厅举行。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达尔格伦博士在授奖辞中尊敬地指出：
“镭和钋的发现……扩展了我们的化学知识以及我们对自然界物质的了解……导致科学的一个新分支的诞生——即放射学的诞生。”
“镭的发现，首先对于化学，接着对人类知识的许多其他分支和人类活动，都有巨大的意义。有鉴于此，皇家科学院有理由认为，应当将诺贝尔奖授予两位发现者中的惟一幸存者——玛丽·斯可罗特夫斯基·居里夫人……”
“……今年，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您化学奖，以表示对您为这门新学科付出巨大劳动的赞赏。您发现了镭和钋，您描述了镭的特性和它的分离，您研究了这一著名元素的化合物。”
“在诺贝尔奖颁发的11个年头里，这是第一次将此殊荣赐给以前的获奖者……”
许多国外科学家对居里夫人在法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愤愤不平：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一位创建了一个科学分支的“镭之母”，竟然连一个法国科学院的院士都当不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唐之极！
居里夫人当然也非常感谢瑞典科学院赋予她的无上荣光。在她的诺贝尔演讲词中，她除了对瑞典科学院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以外，还赞扬了贝克勒尔和卢瑟福的贡献。提到卢瑟福时，居里夫人以尊敬的语气说：
“……一大批一往无前的科学家献身于放射性的研究，请允许我向你们提及其中的一位。他通过准确的判断，想象力丰富的假说，和他与他的学生们所完成的许多研究，已经不仅成功地增长了我们的知识，而且还对它进行了非常清晰的分类。他通过一个适合于对现象进行研究的十分精确的理论形式，为这门新科学提供了一个主干……”
她“提及”的正是卢瑟福。卢瑟福1908年就“因为研究放射性物质及对原子科学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在演讲中，居里夫人为了驳斥法国科学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说她把皮埃尔的功劳据为己有，因此，她毫不含糊地把自己单独作出的贡献明确地指出来。演讲一开始，她就说：
“大约在15年前，铀的射线被贝克勒尔发现了，两年后，首先是由我，然后由皮埃尔·居里和我，将这个现象的研究扩展到其他物质上……”
下面她又多次提到“我的”、“我本人的”……贡献。
“从普遍的理论观点来看，镭的重要作用一直是具有决定性的。这一物质的发现与分离证实了我的假说，按这一假说，放射性是物质的一种原子特性，并且提供了一种寻找新元素的方法。”
“离析纯镭盐以及把镭断定为一种新元素的化学工作，主要是由我来完成的……”
她还谈到了“由我命名的放射性元素”，以及许多“我应用这个方法测量了……”“这样我发现……”“我坚持认为”、“我测量了……”这种毫无歧义的提法。如果以为居里夫人这样过多地强调“我”、“我个人”似乎不够谦虚，那就大谬了！对于法国科学界不少人肆无忌惮地侵犯她个人的权利，她自当义无反顾地予以驳斥。这也是一种勇敢精神。要知道，哪里有真正的勇敢，哪里就有真正的谦虚。如果一味在恶势力面前“谦虚”，那恐怕只能称为“虚伪”和“怯懦”。何况居里夫人还在演讲中声称：
“我应提及的是，镭和钋的发现是由皮埃尔·居里与我共同做出的。在放射性领域中，有几种基本研究要归功于皮埃尔·居里，其中有的是他独自完成的，有的是与他的学生们一起完成的。离析纯镭盐以及断定它为一种新元素的化学工作，主要是由我完成的，但这与我们共同从事的工作有密切关系。因此，我认为我可以确切地做这样的理解：科学院给我的这种崇高的荣誉，是由于这种共同工作的缘故，并且也是对已故的皮埃尔·居里的纪念。”
居里夫人的演讲，有理有礼有节，既驳斥了一些无耻之徒的恶意中伤，又表示了她对已逝丈夫的尊敬和怀念。
从斯德哥尔摩回到巴黎后，居里夫人感到极度疲惫，她想安安静静地休息，想隐姓埋名地把自己同外界隔离开来。但她没有做到这一点。她原指望因为再次荣获诺贝尔奖会让法国人冷静一下，明白他们在做多么愚蠢和忘恩负义的事！但“自由”惯了的法国人仍然可以绝对自由、毫无顾忌地向一位病弱的、高尚的女性泼去污水，他们不愿意仔细分析其中的因果关系，只希望从中得到一种低级趣味的满足和轰动而刺激的效应，让那些空虚的灵魂获得短暂的“充实”。
小报上的语言越来越放肆、刁钻、刻薄，当然也绝对地无聊。有人在她家门口聚集闹事，要她滚出法国，甚至那位5年前压死皮埃尔的马车夫也开始为自己的过失翻案，丧心病狂地说皮埃尔是因家庭不和自己想钻进车轮下去寻死……
呜呼，法国人的自由、法国的舆论自由竟然要以一位衰弱而高尚的女性为祭品！这种自由早该休矣！
居里夫人痛苦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她终于倒下了。12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居里夫人突然晕倒，人事不知地被抬进了医院。一位为法国争来巨大荣誉的女性，一位无上荣光的女性科学家，大有被污水脏垢吞食的可能！人言可畏、众口铄金啊！在医院里，居里夫人几乎预感自己一定会死去。
但是，她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这是因为她的倒下终于惊动了善良的人们，他们的安慰和鼓励，尤其是皮埃尔的哥哥雅克的安慰对玛丽来说至关重要。当污水不分东南西北地向她泼来时，她心中有一片抹不去的阴影在扩大，在残酷地折磨着她：由于她的“过失”，她给居里这个家族的名誉带来了损害，她感到对不起公公、皮埃尔和雅克。但雅克的几句话干脆利落地卸下了她心头的重负，驱散了她心头那一片可怕的阴影。雅克到医院来对玛丽说：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还忍着，我非常担心的是在这场完全是人格侮辱的中伤事件中，你怎样才能挺住！如果你因此而使身体遭到不测后果，我绝不答应！绝不！对那些卑鄙无耻之流，只能回击，不能一味地忍让……”
雅克对她的信任，使她非常欣慰，病也似乎减轻了一大半。医院的医生也对她给予了善良的忠告：
“居里夫人，您的身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应该想到它是属于全世界的。您不必理睬那些无聊的中伤。这个医院的医生、职工，都是您的朋友，您尽管安心养病吧。”
居里夫人在这种亲切、友善的氛围中，加之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身体逐渐好转。1912年1月底，她虽然还不能站立起来，但可以出院了。她决定搬到新家去住，闭门不出。她精神上的隐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得了的。对于那些卑鄙下流的好奇心，她从此心怀怵惕。
正当居里夫人在逐渐康复的时候，一个来自波兰出乎意料之外的建议在她心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使她心潮澎湃，不能自己。那是1912年5月，一个波兰教授代表团来到巴黎，他们给居里夫人带来了波兰伟大作家显克维奇的一封信。显克维奇是波兰人民的骄傲，他于1905年因为“他在历史小说写作上的卓越成就”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等著名长篇小说，已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显克维奇在受奖那天做的诺贝尔演讲，是每一个波兰人都无法忘怀的。显克维奇痛心地陈述了每一个波兰人的心声：诺贝尔奖这一荣誉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极其值得珍视的，而对波兰人尤其如此。有人传言波兰已经消亡，国力荡尽，以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但如今证明波兰依然存在，而且获得了光荣的胜利。现在瑞典文学院在举世注视之下把这项荣誉给予波兰，表示对波兰的成就及对波兰的天才的崇敬，使我不禁想起伽利略所说的一句话：“但是，地球仍在转动啊！”
这项荣誉不是给我的——因为波兰的土地是肥沃的，不乏比我更优秀的作家——它是对波兰的成就和波兰的天才的奖励。为此，我非常愿意以一个波兰人的身份向瑞典文学院的各位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最后，我要用贺拉斯的诗句结束我的这段讲话：“原则不是期望的最高赞扬。”现在，显克维奇又以饱满的热情写信给从未谋过面的居里夫人：最尊敬的夫人：
敬请您把您灿烂的科学活动移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首都来。您知道近年来使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科学濒于没落的种种原因。我们对于我们的智力丧失了信心，在我们的敌人看来，我们是在退步，而我们自己也在放弃对于前途的希望。
……我们的人民都敬仰您，更希望您到这里来工作，到您的祖国来工作。这是全国人民的热烈希望。有您在华沙，我们就会觉得力量大了许多，我们因种种不幸而低下去的头，就可以抬起来。深愿我们的请求能够得到满足。请您不要拒绝我们向您伸出的手。居里夫人满可以负气地离开法国，让那些忘恩负义的法国人看看，也好出出心头的恶气；而且，青少年时代的爱国热情、自由流动大学的秘密和激动人心的暗地活动，向俄国人立的纪念碑吐痰，还有西科尔斯卡校长……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居里夫人心猿意马，想到离意。
但是，她这时已经45岁了，而且身体非常糟糕，如果现在真的回波兰去，她的身体能承受得了那儿工作启动时种种困难带来的压力吗？还有，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她和皮埃尔曾经期盼多年的实验室现在终于达成协议，很快就会破土动工，如果这时离去，10多年的努力又将毁于一旦……而且，她也明白，她自己不仅仅属于波兰，她应该属于全世界。
思虑再三，她非常难过地写了一封回信给显克维奇，请他原谅她不能回波兰工作。但她同意以她最大的努力，指导波兰科学家在华沙建立一个放射性研究室，并派两个得力的人去管理这个研究室。
巴斯德研究院早就希望能够和居里夫人合作，但索尔本大学岂肯轻易放走居里夫人？最后两个机构同意双方共同投资建立一所“镭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包括两个部门：一个部门由居里夫人领导，致力于物理和化学的研究：另一个部门由雷戈博士领导，致力于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
这个研究所后来在1914年7月落成。1912年8月，居里夫人的病还没有痊愈，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实验室工作。
离开了工作，她的生命似乎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尤其在朗之万事件之后，她几乎决意要将自己锁进实验室。这一年，她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放射性的测量和镭的计量单位》。
1913年夏天，居里夫人的身体逐渐好转，她决定带上两个女儿到瑞士东部地区安卡丁去做徒步旅行，顺便去会会不久前调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任教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与居里夫人对谈时惊讶地发现，居里夫人的理论物理水平非常高，她几乎总能领悟他最近关于广义相对论的研究。1913年，正是爱因斯坦在紧张思考广义相对论中的“等效原理”的时期。爱因斯坦曾经生动回忆过他的思考过程：“1907年的某一天，我正在泊尔尼专利局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想法突然袭上心头：如果一个人自由落下，他将不会感到自己的重量。我不禁大吃一惊，这个极简单的想法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并把我引向了引力理论。”
的确如此，又过了两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建立在与这个“坠落”有关的等效原理和另一个叫“相对性原理”两个原理基础之上。
这一年，华沙建立的放射性研究所竣工，波兰的科学家要求居里夫人出席开幕仪式。居里夫人决心回波兰一次，她不能让祖国的同胞们太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