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4月，弗洛伊德的父亲的一只眼患病，几乎失明。弗洛伊德同他的同事、眼科医生柯勒一起去诊断，他们诊断的结果是青光眼。第二天，弗洛伊德请另一位更有经验的眼科医生柯尼斯坦给他爸爸的青光眼动手术，手术是很成功的。弗洛伊德、柯勒和柯尼斯坦三人都是应用可卡因的先驱。弗洛伊德为自己能与同事们一起使用可卡因给患病的父亲做成功的眼科手术而高兴。
那一段时间，他非常沉醉于可卡因。不仅服用这种特殊物质来抵抗疲劳，而且用它来消除紧张的情绪，在给玛莎的甜蜜信件中，经常提到这个名词。他对这种东西如此依赖，以致在与久别的心上人相聚时得服用一点。
四、结婚
在弗洛伊德的一生当中，玛莎确实是个幸运之神。从生理研究专攻神经学，布洛伊尔的重要影响，催眠法，性对精神活动的重要影响，精神分析的最初萌芽，都发生在自己订婚之后。这些重要的里程，在弗洛伊德给玛莎的绵绵书信中，都有所显现。
工作之余，他总是沉浸在对玛莎的思念之中。思念至极，都生出了幻觉。在去上班或散步的路上，总是有许多姑娘走过，她们在弗洛伊德的眼里，每个人都有一点儿跟玛莎很像。他往往跟在她们后面走很长一段路，看一看是不是玛莎也在其中，直到确信不是玛莎才作罢。
遗憾的是，出现在维也纳街上的，没有玛莎的身影，她只是出现在弗洛伊德的幻觉中。为了让玛莎成为他真正的夫人，与那些姑娘一样，出现在维也纳大街上，他只有更加努力，获得提升，那样就会按预定的时间和玛莎结婚。
结婚，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相亲相爱。为了这个目标，玛莎只需为这段即将到来的时光作些保证，而弗洛伊德必须摆脱贫穷，不断跋涉。
由于事业上所获得的一些成绩，1884年，他开始申请讲师职位。维也纳讲师的妻子将可以配带金戒指，这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为了这一份荣誉，他们约定在申请讲师成功之后就结婚。
在申请讲师的那一天，他刚刚收到玛莎的信，那封信写了一些使他非常难受的内容，还说她想去溜冰。回到家后，他心里一团乱麻，想起来玛莎如果去溜冰的话，一定会需要一个男性相陪，这令他非常不安，在灯下，他又提起笔，诉说了白天所发生的事情，还有自己莫名的嫉妒和担忧。
在与玛莎讨论准备结婚之前那几个月，他度过了心情黯淡的一段时光，他写信给玛莎说：“往事真有点不堪回首。最近我不准备回家，穷困潦倒的人总是怕见家中父老，我也有这种心情，不过他们也许早已察觉到了这一点。”一方面，经济上的压力，使他不得不经常接受朋友的周济，另一方面，在维也纳全科医院，由于自己在人群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能力，渐渐遭人妒忌，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恶劣。
到1885年2月为止，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全科医院神经病科工作了14个月。全科医院院长通知他说，神经病科主任希望他离开那里。这显然是弗洛伊德与这位神经病科主任的矛盾的表面化和尖锐化。在此以前，神经病科主任舒尔兹一直与弗洛伊德闹意见。舒尔兹是一位心地狭窄、无所作为的医生。他不希望弗洛伊德长期留在神经病科，因为他看到弗洛伊德在神经病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利于巩固他自己的主任职位。他们俩的矛盾早已传遍医院，这次决定把弗洛伊德调走，弗洛伊德曾提出强烈抗议，但无济于事。
1885年3月，弗洛伊德满怀怨恨转入该院眼科。在这里，他工作了3个月。6月，他转入皮肤科。在未转入皮肤科以前，奥柏尔斯泰纳请他到维也纳郊外的奥柏尔道兼任私人精神病院的临时代理医师，这样，他可以稍微增加他的收入。这里的负责人是莱德斯道尔夫教授，弗洛伊德很喜欢这里的工作，也很喜欢这里的周围环境。这里有优美的山区和森林，这个私人精神病院实际上是一个疗养院，院内有60个病人。其中就有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玛丽·路易斯的儿子，他患有严重的发狂症。
当年4月，也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快、毫无成果的月份，他患了轻度水痘，待在家里，整天无所事事，只是偶尔翻翻变黄的俄罗斯历史课本，间或去逗弄逗弄那两只用于试验的小兔子。在那个月的一天，他销毁了过去14年来的全部笔记材料、书信、资料摘录以及论文手稿。所有的信中，只留下了家信和与玛莎的通信。
这仿佛是对过去告别的一个仪式，也许，就在那时，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活将会翻开新的一页：
“看到烟火中的一切，不由得睹物思情，过去的老朋友和老关系一齐呈现在眼前，所有这一切都默默地接受了死刑判决（俄罗斯的历史依然萦绕在我的想像世界之中）；我对世界，尤其是其中涉及到我的所有想法和感情的东西，都不想再回味，它们都已不再具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我过去写过的所有东西，现在都必须再次重加思索，它们就像埃及狮身人面像周围飞舞的黄沙一样，都随风轻轻地落在我的身旁，也许不久就只有鼻孔露在纸面之上了。不管是生是死，我都不想让其他人来翻我的所有文件和资料。再说，所有过去的生活都已告一段落，它们以及我们往日的爱情和所有的事业都早已死亡，应该给予它们以公正的葬礼。”
在他一生的研究工作中，他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总是要追溯到在巴黎的这几个月时间。在那里，弗洛伊德从夏尔科身上学习到不少东西，而其中给予他最深刻影响的是夏尔科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成果。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说：
“和夏尔科在一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歇斯底里症的最新研究，尤其是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看到的。比方说，他证明了歇斯底里症现象的真实性及其合理性。他指出了歇斯底里症也常常发生在男人身上，并且以催眠暗示等方法引发歇斯底里性的麻痹和强制收缩，从而证明这种人为的歇斯底里症和自发性的症状发作，没有任何细节上的差异。夏尔科的许多教范，先是引起我和其他就教者的惊奇，继而发生怀疑，使我们想办法去应用当时的学理以求证实他的学说，而他在处理这一类怀疑时，永远都是那么友善，那么有耐心。但是，他有时也是最武断的一个人。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曾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讨论到把歇斯底里性麻痹同机体性麻痹症做比较研究的计划。我希望能建立一个学说，主张以一般的界限概念，而不是以解剖学上的事实作为划分歇斯底里麻痹症与身体各部分的感觉障碍症的根据。他虽然赞成我这个看法，但显然地，他实际上并无多大兴趣对精神性疾病做进一步的探索。因为他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还是病理解剖学。”
弗洛伊德离开巴黎，来到柏林某儿童神经病科医院。他打算在那里待一个月，然后去万斯贝克与玛莎相会。恋人久别之后的相见是令人神往的，何况两人在爱情的道路上经过了那么多复杂的考验。在等待弗洛伊德的日子里，玛莎还一边向往着自己出嫁的那一天，一边幻想着久别重逢的快乐。即将见面的前一天，她收到了弗洛伊德托人送来的鲜花，当然还有她盼望的书信。
回想起来，两人的相遇带给弗洛伊德不仅是感情上多种复杂的考验，还有经济上的沉重压力。在弗洛伊德订婚后的那段长时间里，他追求着名誉、金钱和地位，是为了和自己的公主结婚。但是，金钱问题似乎总是困扰着他。弗洛伊德的家庭经济状况始终都不很富裕。他自医学院毕业后，又有一段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不能解决家庭的经济负担，自己的婚姻费用又一直让人烦恼，何况玛莎的妈妈本来就有点计较弗洛伊德家里不够富裕呢。
越接近婚期，经济问题就越让人烦恼。
为了能够赚一些钱，弗洛伊德于1886年4月15日，在维也纳的议会街7号开设诊所。进进出出的虽然不少，但仍然不赚钱。若要以他开业所得的积蓄来结婚，又要蹉跎了很多岁月。所以，结婚的费用，看起来几乎要全靠玛莎家里的钱。结婚后建立家庭所需要的家具，需要花相当多的钱去购置。他为此四处借钱，但结果又不理想。更糟糕的是，他获知八月又要当兵。在当兵的时间里，他不但将没有收入，而且还要花钱付路费。
几经盘算，要想使自己在结婚后度过安稳的第一年，要有1000美元。但是，结婚那一年，他所有的财产包括筹备的费用不到500美元。幸运的是，玛莎那位富有的姨妈李·劳给他们提供了3倍于此的嫁妆费。
1886年9月13日，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和考验，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时候，新娘25岁，新郎30岁。
新婚夫妇搬进了“全维也纳最华丽的楼房”。地址在维也纳玛利亚·特蕾莎街8号，这里本是座剧场，大火烧毁后重建，命名“宽恕之屋”，室内装潢颇有品位，但与楼房的高贵相比则显得太朴实。
最令人操心的，还是诊所的客户寥寥无几，每天的收入仍然菲薄。弗洛伊德只好把哥哥伊曼纽尔送给他的金表拿去当押，而且时不时需要玛莎妹妹明娜的帮助。日子虽然总是入不敷出，但是，“对于一个一无所有而日后又拥有几千古尔盾的人，世上还有更重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