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助手到大学讲师
在维也纳总医院刚开始的两个月，弗洛伊德在外科病房工作觉得非常累，而且他不喜欢那里的工作——可能因为讨厌看到血，于是就申请当赫曼·诺斯纳格的助手。
弗洛伊德和诺斯纳格见面时，带着他自己出版的报告和医院里精神病学部主任梅纳特教授的介绍信。诺斯纳格看了这些后，对他印象非常好。一个星期后，弗洛伊德就被派到诺斯纳格的部门，待了六个半月，于1883年5月，加入梅纳特的精神医学科，前两个月在男病房，后三个月在女病房。10月，他转入皮肤科，后来又转入神经科，一直待到1885年夏天他离开总医院。
在梅纳特的精神医学科的五个月，是弗洛伊德在总医院中获益最多的一段时间。他的美国翻译家朋友布里尔指出：“如果他自己去摸索精神医学，一定会失望。可能早已经回到他原先打算研究的法律上去了。”
五个月即将结束时，弗洛伊德去拜访布劳尔说：“我应该集中精力成为一个精神病学专家呢，还是应该朝一般医学上求发展？”他显然比较喜欢专攻精研，但是他知道那样一来会把自己局限在维也纳；而一般医学的机会就多得多了，能使他早日有能力结婚。布劳尔的意见是要他先不要那么早作决定，而是慢慢考虑真正能吸引他的学科，然后再去专攻，并且要他接受终究必须要做普通医生的事实。
拜访布劳尔后的第二天，弗洛伊德申请转到神经科。1884年元旦终于正式加入。不久，因为有两位医生被派去奥地利边境扑灭霍乱，他便被暂时委任为主治医师，负责管理一百多个病人、两个护士和三位医生。
弗洛伊德曾经写道：“那时候，在维也纳的医学界很少有精神医学方面的专家，研究资料和文献分散在医院的许多不同部门里，没有令人满意的学习机会，我们不得不自己摸索前进……远方有沙考医生（巴黎沙比特里尔精神医院的吉恩·马丁·沙考博士）的大名在闪烁，因此我想好了，首先要设法获得在维也纳大学当脑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务，然后再到巴黎去继续深造。”
但是在接触沙考以前，弗洛伊德的兴趣被一个德军春季演习的实验报告所吸引。阿森布兰德博士用可卡因——从古柯树的叶子提炼出来的兴奋剂，来治疗衰竭的士兵。虽然可卡因在南美洲普遍地被印地安人使用，但在欧洲却一向被忽略，直到后来才被苏格兰的医师克里斯特生拿去做实验，结果竟使年老的他“比任何人更能走路、跑步和爬山”。阿森布兰德首先认真地试验这种药，发现“巴伐利亚的士兵，因为过度辛劳而疲惫不堪，但是用了可卡因以后，就能精神充沛地参加演习和行军”。
弗洛伊德在《德国医药杂志》上读到了阿森布兰德的研究报告，便下定决心推展这种鲜为人知的药。
在1884年元月底以前，他自己证实了阿森布兰德博士的结果。接着开始将可卡因赠给朋友、同事和病人，自己也重复地做实验。
除了做实验外，弗洛伊德同时尽可能地阅读所有关于可卡因的资料。他把结果归纳起来，在1884年7月发表了一篇报告，叙述可卡因早在原始民族间就开始使用，然后才传到欧洲的历史。接着他讲到可卡因在动物和人类身上的效果和他自己实验的结果。他的结论是：“可卡因可作为兴奋剂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一段短时间内可加强体力，并且保存一些力量，以备将来的需要，而且它还具有麻醉效果。”
报告写好以后，他开始准备等待已久的旅行——到温斯柏克去和玛莎会面。他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到她了。当他9月初离开维也纳时，脑子里只有如何能早日见到她的念头。
弗洛伊德又继续服用可卡因一年多，没有什么副作用，于是它成为局部性的麻醉药，而且稳定地发展着。但是，慢慢地，人们发现可卡因比其他药剂更容易使人上瘾，而且更具有危险性。无可避免的，反对可卡因的运动出现了。最著名的批评者是尔仁梅耶博士，他在1886年5月说：他很庆幸自己没有推荐可卡因为戒除吗啡的药。后来他形容可卡因是“人类的第三祸害”——第一是酒精，第二是吗啡，于是弗洛伊德受到的攻击越来越多。
1885年9月，弗洛伊德成为了大学里的讲师，得到了一笔旅行津贴，可以支付渴望已久去巴黎拜访沙考的路费。并且他决定冒险——在赴法国以前辞去总医院的职务，回国后自己开业行医。
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大学的神经学系教授莫里兹·班尼迪克特那里得到了一封给沙考的介绍信。
二、研究精神病
弗洛伊德离开了维也纳，开始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他首先以六个星期的时间到温斯柏克。这次和他三年前的秘密造访大不相同。这时候的他不再是一个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六岁不知何去何从的学生了。他已经是维也纳大学的讲师。即使他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至少他已经表现出一种成功的专职人员的气度。
弗洛伊德在温斯柏克很愉快地和玛莎度过了六个星期。1885年10月11日，他向巴黎进发，开始在吉恩·马丁·沙考的门下进修，发展自己的伟大事业。
他在10月13日抵达法国的首都巴黎，投宿在拉派艾克斯旅社时，发现玛莎的信已经寄来，于是马上回信。他觉得巴黎令人眼花了乱，很想念玛莎，希望她能陪在自己的身边。他每隔一天写一封信——开始时比较勤快，后来也就疏懒了。
接下去的日子里，他尽力去适应环境，四处找比较便宜的住所，晚上又去戏院看戏，希望法文会有进步。
10月19日，弗洛伊德觉得各方面都准备妥当了，就去沙比特里尔医学院。但是他出门时忘了带班尼迪克特为他写的介绍信，于是决定再等一天才去见沙考。他开始想念维也纳的家，思念着玛莎，而且极端沮丧。他后来写道：“除了某些主观和科学上的利益，我对于居留在这里不敢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不要对我过分苛求。”
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事情全都改变了。10月20日，弗洛伊德进入了沙比特里尔医院的大门，开始了改变他前程的四个月生活。
沙比特里尔医院建造于法王路易十三世当政时，最初是乞丐、妓女和疯人的收容所，后来是巴黎最大的妇女救济院。1850年以后，它容纳了四五千人，但仍然不像一家医院，而极像恐怖的“疯人院”，但是沙考开始改革它。他被聘为复健部的主任医师后，在里面增加了教育和训练单位，以及许多实验室，并设置了癫痫症和歇斯底里症病人的病房。在1885年，他把这个机构变成了欧洲最著名的神经病理学研究中心。
弗洛伊德抵达沙比特里尔医院时，医生和门诊病人正在闲谈，他注视着正在为病人看病的沙考第一助手派里·马力，周围还有一群客座医生。10点钟时，沙考便来了。
沙考有着运动员般的胸膛和牛一般的脖颈，他的相貌令人难忘。他的皮肤很白，胡须刮得很干净，额头很低，眼睛冷静澄澈，鹰钩鼻，敏感性格者的嘴唇，很像一个吉罗马帝国的国王。他生气时，眼睛发出稍稍令人觉得可怕的闪电光芒，看过他这种眼神的人绝对忘不了。他的声音带有权威性，语气严厉且经常是辛辣的。
那天早上，看完所有的门诊病人后，沙考叫弗洛伊德走上前来，看了看班尼迪克特介绍信上的签名，邀请弗洛伊德陪他巡视医院。
那天晚上。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说，每件事情都比他预料中的好。派里·马力向他保证。他会得到必需的材料以便开始工作，沙考自己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同事，要求他供应儿童的脑子，以便弗洛伊德研究他们病发后的萎缩和退化症状。
弗洛伊德还没有到沙比特里尔医院以前，曾考虑是不是应该选择柏林作为研究的地方，因为这样他星期天便可以和玛莎在一起了。但是他很快地就打消了那个念头，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后，就把他的高兴事写信告诉了在温斯柏克的玛莎。
每星期一，弗洛伊德都参加沙考向他的病人所作的公开演讲会；每星期二，他很有兴趣地观察那些被带来给医院助手检查和讨论的门诊病人；每星期三，沙考巡视病房，在他的监督下，弗洛伊德仔细地观察和检查病人，并注意听沙考对他们所作的诊断。
现在，弗洛伊德的兴趣正在改变中。尽管沙比特里尔的每个人都帮助他，但12月初他就决定了放弃实验室的工作。事实上，他在翌年的头几个星期里曾短暂地又回到实验室，他在写给玛莎的长信中说：“回维也纳时，我要选择解剖的玉作。”
弗洛伊德只对沙考的工作观看了一星期左右。他虽然专注于生理学的工作，但逐渐地对心理学也产生兴趣。
至此，概括地说，吸引弗洛伊德注意的是神经性病症。精确地说，是歇斯底里症。1885年时，一般人仍然认为，神经性疾病仅仅是神经系统功能受阻碍的结果。医学家认为，这些病症几乎会以任何征兆表现出来，而这些复杂的征兆不是解剖后就能知道的。大多数的医生极少花时间在这问题上，而且许多人视它为无须热心研究的主题。至于歇斯底里症，有些人仍然承袭了希腊人的看法，以为其原因是子宫的功能失调，基于这种说法，似乎唯有女人才会生这种病。但是，早在17世纪，却尔斯·里波斯就宣布歇斯底里的成因在脑部，因此男人和女人一样，都可能患上这种病。事实上，歇斯底里症发生在男人身上的情形也不少，而且在18世纪和19世纪，他们的数目还在逐渐增加。
沙考不久就发现，歇斯底里者的各种征状，可以分类为不同的组别，每一组都有它自己的因果规律，因此可以辨明各个阶段的歇斯底里症状。
谈到这种病的成因，沙考相信，一次引起心理上损害的偶发意外，可能就是歇斯底里的触因，而它的发展则是因为大脑里的遗传因子损害引起。
不论后人对沙考的评价如何，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令弗洛伊德深受感动，也引导着弗洛伊德走向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若无沙考的指导，弗洛伊德日后能否发现精神性疾病与肉体的痛楚的关联，就令人怀疑了。
1884年12月中旬，弗洛伊德写信给沙考，把他的法文讲演词翻译为德文。为了证明他的德文文体的优美，引述了他以前曾翻译过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作品。
两天以后，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沙考不但同意他翻译一卷，甚至将尚未出版的另外一卷论文也交给他进行翻译。他告诉她说：“这是极令人满意的事，这一定会使在德国的医生和病人都知道我。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甚至付几百基尔德都是值得的！何况我还有几百基尔德的稿酬呢。”
沙考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毛遂自荐，并同意他翻译两卷文献后，就把他带进了一个新的社交圈。那是每个星期二的晚上，在沙考的家里，为巴黎各界名流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人都颇有来头。
弗洛伊德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招待会，紧张得不行，只好服用可卡因来壮胆。他写信告诉玛莎：“我的服饰很整洁，只不过我把那条倒霉的白色领带，换成一条从汉堡买来的漂亮黑色领结。这是我第一次穿燕尾服，我为自己买了一件新衬衫和白色手套，因为旧的手套已经不太好了。我理了发，把我杂乱的胡须修剪成法国式。这一天晚上我花了十四法郎，结果，我的仪表非常好，别人对我的印象很不错。我喝了啤酒和咖啡，抽起烟来也很潇洒，感到非常自在，没有出任何差错。”据他自己说，那晚，他曾一度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他骄傲地报告说：“这些都是我的成就（或者是可卡因的成就），使我非常满意！”
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时候，几乎一天写一封信给玛莎，很生动地描绘出一个与维也纳截然不同而令人兴奋的都市生活情况，并流露出急切希望受人注意的心情。而且当他发现沙比特里尔医院的来宾都已听说过他的关于可卡因的报告时，感到非常高兴。他的自信心日益增强，并从自信迅速膨胀成自大。他大言不惭地对玛莎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的成就会比诺斯纳吉尔大，我认为我比他优秀！”
不到一个月，弗洛伊德就在回维也纳的路上了。他经过柏林，在亚多佛·贝金斯基的诊所里，继续研究儿童的精神异常症。他对玛莎说：“只要他们的脑子没有疾病，这些小家伙实在是很可爱。但是他们一得病，就令人惋惜了。我想我不久后就可以在儿童医学上求发展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