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艰难的生存
雅斯贝尔斯说：“尼采一生的主要特色是他的脱出常规的生存。他没有现实生计，没有职业，没有生活圈子。他不结婚，不招门徒和弟子，在人世间不营建自己的事务领域。他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似乎在寻找他一直未曾找到的什么。然而，这种脱出常规的生存本身就是本质的东西，是尼采全部哲学活动的方式。”
1879年5月，尼采靠着巴塞尔大学付给他的每年3000法郎的退休金，独自一人开始在欧洲各地漫游了。出发前，将他的全部笔记和手稿交付妹妹伊丽莎白保管，他个人的财物和经济则由奥弗贝克夫妇负责料理。
6月，尼采来到海拔1800米的圣玛利兹山区。在那里他每天两次到户外散步。他当时在给妹妹的信中说：“你了解我所偏爱的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生活方式，而现在我更加渴望这种生活了，除此没有什么可以解除我的痛苦。”可见，尼采已经割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喜欢与世隔绝了。他每天主要在自己房间里逗留，几乎不吃什么东西，只喝大量的牛奶。
这个害怕孤独、哀叹孤独的人，同时又向往孤独、需要孤独。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迫使我孤独”。他不肯降格以求，宁肯走到沙漠里与猛兽一起忍受饥渴，不愿与肮脏的赶驼人同坐在水槽边，他觉得人群中的自己更孤独。他把孤独当做自己的家，认为“我需要孤独，就是说我需要恢复，需要回到我自己，回到自由的、轻扬的、爽朗的空气中”。9月11日，他在圣玛利兹给朋友彼得·加斯特写信说：
我现在处在人生的第三十五个年头的末期，1500年以来，人们都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年”，但丁在这一时期有他的幻想并且在他写的诗的头几句里谈到这一点。现在我在中年就这样“被死神包围”，以至他每时每刻都可能把我抓住。由于我的生命处于这种状况，我不得不想到因为痉挛而突然死亡（虽然我百倍喜欢缓慢的、神智清醒的死，临死前还可以同朋友们谈话，尽管这种死更加痛苦）。
9月20日，尼采返回瑙姆堡，在那里租了一座古塔和一块田地，干了几周的园艺工作后因病中辍。他说，我在圣玛利兹过了一个夏天，又要在瑙姆堡过一个冬天，这是我生命中最黯淡的日子。确实如此，这一年的年底，尼采连续发病，头疼、呕吐，多日卧床。到圣诞节时，陷入昏迷状态，他自感离死不远了。1880年1月，他在给艾斯尔的信中说：“我的生存是一个可怕的负担，我本可以早就放弃这种生活，如果不是正因为在这种苦难和无望的情况下我在精神和道德上所做的试验——这种寻求知识的乐趣如此之大，使我得以战胜所有折磨和失望。总之，我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为愉快。”
值得庆幸的是尼采没有倒下。自1880年初，他又先后到了意大利威尼斯、南斯拉夫、瑞士的许多地方，并到瑙姆堡探望了母亲和妹妹，到巴塞尔遇见了奥弗贝克。直到1882年5月取道那不勒斯去罗马。
在罗马，朋友们向尼采推荐了一位俄罗斯血统的姑娘露·莎乐美。21岁的莎乐美出身于将军家庭，曾就读于苏黎世大学。尼采爱上了这位姑娘，莎乐美也被尼采所吸引。后来她出色地描述了对尼采的印象：
孤僻——这是使尼采外表引人注目的第一个强烈印象。这个中等身材的人衣着非常朴素，但也非常仔细。安详的容貌，简单地向后梳的棕色头发。他很容易被人忽略。很富于表情的美丽的嘴的轮廓几乎完全被向前梳的长髭所遮盖。他笑时声音不高，说话时没有嗓音，走路时小心慎重，同时肩部略向前弯，人们很难想象在人群中的这个形象——他带有站立一旁和单独站立的特征尼采的双手的形状无比优美，以至它们能不自觉地把目光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尼采自己也相信，这双手显露出他的精神。尼采还说他的一对小得出奇的、造型美观的耳朵是真正“听前所未闻的事情的耳朵”。尼采的眼睛也确实不知不觉地在说话。眼睛半盲，但不像许多近视者那样窥望、眨眼、非故意的强求接近而惹人厌烦。相反，它们像未经许可的目光不应掠过私人财富和无声秘密的看守人和保护者。当他情绪不佳时，从这双眼睛中，如同从令人恐惧的深渊里，阴郁的、几乎急迫的表露出孤独。尼采的举动也给人以类似隐退着和沉默寡言的人的印象。在平常的生活中他很讲礼貌，似乎有女性的温柔，经常保持亲切的沉着镇静在交往中他喜欢并重视高雅的外表，可是其中总合有一种内在生活用的外套和面具。我记得，春季里的一天，在罗马彼得教堂，我第一次同尼采谈话时，在头几分钟里他那种不自然的虚礼使我惊异和迷惘。但是这个孤独者身上的这种表现迷惑人的时间不长，他的面具只是这样笨拙地戴着，如同一个从沙漠和山岭中来的人穿着普通人的外衣一样。
这种新的友谊使尼采神往。孤独的漫游者——尼采陷入热恋之中，并且制订了一个已在恋爱的人所能作出的一切计划。那种高度的生活之爱撞击着他们的心。
像朋友那样
真诚地爱着一位朋友，
就如我爱你一样，
啊，我的内心翻卷着怎样的波浪！
如果你为我带来喜悦或哀伤，
如果我低声啜泣或纵情欢唱，
那都是以不同的面孔
倾诉着对于你的爱的衷肠。
你的离别
为我留下深深的绝望。
而你的拥抱
又使我抹去眼角的泪光，
让我们像同志一样心心相印，
并且在寂静中
倾听着它们的碰撞。
如果你仍旧不曾使我狂喜，
那就努力吧，
因为同样的悲戚也在折磨着你的心房。
这就是他们在暗恋中，由莎乐美作词、尼采谱曲的管弦乐合唱曲《赞美生活》。
但是，尼采的老毛病阻碍他直接地、公开地对莎乐美说明情况，而是请求一位朋友保尔·埃勒转代他求婚，结果惹出了麻烦——埃勒也爱上了莎乐美。不久莎乐美表示，她对尼采的好感和对他思想的兴趣，还没有到促使她决心成为尼采生活伴侣的程度。她表示，作为朋友可以交往，但朋友不等于妻子；作为友谊可以继续，但友谊不等于爱情。而尼采对姑娘的情感是真挚的、强烈的，继续与她谈自己的经历和人生哲学，姑娘也觉得与尼采交谈是一种精神享受，于是他们彼此书信往来一年多。当莎乐美正式决定嫁给保尔·埃勒时，尼采的心理失去了平衡，他和俗人一样，很不痛快，进而感情失去控制，他几次给她写信，指责姑娘不知羞耻，梦想把地球上最伟大的天才作为她玩弄的对象。
伊丽莎白对哥哥同一个比她年轻、聪慧的女子的友谊，早已产生了嫉妒，并且发展成对这位女子的愤怒和恶意诽谤。于是兄妹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尼采同莎乐美的友谊也因此被破坏了。
从此，尼采对伊丽莎白失去了完全信任。尼采比过去更孤独、更不幸了。
1883年尼采在致奥弗贝克的信中说：“我不喜欢我的母亲，听到我妹妹的声音使我不快，如果我同他们在一起，我总是生病。”这年夏天，讨厌的事情又来了，伊丽莎白同柏林的一个中学教师恩哈德·弗斯特尔博士订婚。
就在伊丽莎白对莎乐美施展阴谋诡计时，这位弗斯特尔显然不是没有插手，对此尼采感到非常气愤。更使尼采不能容忍的是，弗斯特尔是瓦格纳的信徒，是一个恶劣的、政治上的反犹太主义者。而尼采决不是一个排犹者，他对犹太人表示极大的尊敬。妹妹出乎意料地同一个反犹太主义分子结合，大大伤害了尼采。尼采觉得，同妹妹已经谈不上什么和解的问题了。
无休无止的漂泊，再加上烦恼、气愤，简直让尼采难以忍受。1885年4月，他十分忧伤地写信告诉母亲说，你的儿子不适合结婚，需要的是保持独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当时尼采一方面受头疼症的折磨，另一方面也怀疑自己因为遗传原因而患了梅毒病。他给母亲的信中说：“恐怕没有哪个贵族之家不存在性病或没有出现血统退化的”“堕落腐化最严重的莫过于德国贵族了，居家的酗酒，出门的则带回梅毒病，到目前为止，贵族对于学术问题简直都是门外汉”。同年5月，妹妹决定在瓦格纳生日（5月25日）那天，与那个排犹主义者举行婚礼，并说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对瓦格纳的尊敬和热爱，尼采为之非常气愤。1886年3月，尼采给奥弗贝克的信中对婚姻表示羡慕，说：“由于你有妻子，你的生活比我的现状要强一百倍，你到底有了一个窝，而我有的仅是一个山洞。”
1887年1月，尼采在尼斯的一个小屋里过冬，他同往常一样，由于经济困难而未能在室内生火取暖。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阴冷的天气使我非常痛苦，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冷得发抖，手指冻得发僵。”他还有时在漂泊途中为乘错火车而烦恼……
9月，朋友多伊森和妻子看望了漂泊中的尼采，并记录了当时的印象：
我揣着一颗激烈跳动的心向我的朋友走去，在分别14年之后十分激烈的拥抱他。啊！他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姿态高傲、步履矫健、说话流畅了。他疲乏地，有点向一方倾斜，似乎在把自己拽着走。他的谈话往往迟钝，结结巴巴。也许他的日子十分难过。第二天早晨他引我们到他的住所去，这是一个农家的一间简单的小屋，他是以每天一法郎的租金租下来的，陈设是极其简单的，一侧放着大部分我从前就熟悉的书，然后是一张土里土气的桌子，上面乱七八糟地放着咖啡杯、鸡蛋壳、手稿和洗漱用具，这种混乱状态经过一个里面插着靴子的脱靴器一直延伸到还没有整理的床铺。这一切表明服侍不周，也说明主人能忍耐，对一切听之任之。
1888年4月lO日，尼采在都灵给勃兰兑斯的信，更清楚地反映了他这一段时间脱出常规的生活。信中说：
极度的病痛和持续不断的头疼使我受尽了折磨，也耗尽了我的全部精力。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许多年，最后，终于以一种习惯性头疼而达到高潮。此时，一年里我有两百多天是处于病魔的纠缠之中。这个麻烦完全是由于地区的原因，它与任何种类的神经病都无关。我从来没有过思绪紊乱的征兆，甚至没有过高热的虚脱。我的脉搏同拿破仑一世一样（每分钟60次）。我的体质使我有力量忍受极度的痛苦。即使连续一两天受着疼痛和呕吐的折磨，我的头脑也依旧完全清醒。有一起传闻，说我当时曾进了疯人院。然而，这纯属胡诌。事实上，正是在这段悲剧性的时间里，我的思想才渐趋成熟。《朝霞》诞生了。他写于1881年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的冬天，地点是热那亚。当时，我躲开了所有医生、朋友和亲戚……从1881年起，我又十分缓慢的向前起步了。的确，这场危机过去了（我父亲是在非常年轻时去世的，他当时的年龄恰好与我接近死亡时的年龄相仿）。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得不处处小心……然而我的疾病毕竟为我带来很大的益处——它解放了我，恢复了我本人的勇敢……的确，我天性就是头勇敢动物，甚至是一个战士。与命运的长期抗争更增加了我的骄傲感。
在萍踪无定的无休止的漫游漂泊期间，尼采也不是没有遇见几件高兴的事。1888年4月29日，勃兰兑斯写信，通报他在哥本哈根介绍尼采著作的情况：第一次讲演有150名听众，有份重要的报纸作了报道。第二次讲演时听众有三百多人。尼采为自己终究能被一些人理解而高兴，他立即给勃兰兑斯回信并提供了一份自己的简历。6月初，尼采收到美国记者卡尔·诺尔兹的来信，诺尔兹说他要在美国发表有关尼采的文章。7月，杜森写信告诉尼采说，柏林有位敬仰他的人为他捐助了2000马克作印书费用，莎丽丝也向他提供了1000马克的资助。因印书而欠下的4000马克的尼采，高兴地接受了援助。这时，尼采在给莱因哈特夫妇的信中说：“我有一句话只能在咱们三个人中说。那就是人们将会理解我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甚至可能不止于此，我也许就是负有重大使命的一座沟通两千年历史的桥梁。”
当然，在此期间，孤独、困苦、凄惨、愤怒仍在无情地折磨着他。到1889年初，45岁的尼采在都灵时，病魔最终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至此，他的漂泊流浪被更大的不幸所取代了。
可以说，在尼采的一生中，这脱出常规的10年漂泊生涯，是尼采全部哲学活动的方式，是尼采一生中创作的黄金时代。
二、丰硕的著作
这10年间，尼采的足迹遍及瑞士、墨西哥、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地，海滨、湖畔、高山、森林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无论多么痛苦、疲劳和烦恼，尼采一直在不停地忙于写作。由于疾病和漂泊生活，不可能是坐在写字台边连续不断地写，他随身带着纸和笔，经常是写一些短篇记录、笔记、警句和片段等随笔，聚集成内容丰富的材料，待适当的时机对其进行选择、加工、条理化。代表他成熟思想的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观点，诸如上帝死了、打倒偶像、价值转换、超越善恶、强力意志、超人等，都是在这种脱出常规的漂泊中阐发出来的。代表这些观点的主要著作有：
《人性的，太人性的》（1876—1879）。写于1876年，1878年出版。到1886年该书再版时，尼采把它与1879年写的《混杂的意见箴言》《漫游者和他的影子》合并在一起，作为《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书中主要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价值，没有超然的真理标准与圣戒；超人的本性之间没有绝对的对立；善与恶都是在人类出现之后才存在的，并且是在相互对立的依存中发展的，只有实行道德约束，人才能摆脱邪恶与冷酷。书中还批判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指出哲学上的教条主义者一向关注的都是与日常生活无关的问题。
《朝霞》（1880—1881）。全书共由5篇组成。这是一本肯定性的书，深刻而明朗。尼采自己认为在这本书里没有一个消极的字眼，没有攻击，没有怨恨，它在阳光中明朗而愉快，像海上的动物在岩石间浴日取暖一样。书中反对基督教的罪恶的教义，在基督教看来，情欲成了邪恶与堕落的东西，基督教要求信徒应对性的冲动感到内疚与自责。尼采认为，由于教会禁令，魔鬼反而变得比天使和圣人更使人感兴趣，爱情故事也成了各阶层一致的兴趣所在。同时，教会还把怀疑宣布为一种罪恶，教会所需要的只是麻木不仁和精神恍惚，需要的是对那一潭没了理智的死水的无止境的讴歌。在本书的第四篇，尼采第一次表述了“强力意志”概念。
《快乐的知识》（1881—1882，其中第五部分为1886年续写）。在这本书中，尼采看到他自己正把人类引向一条前人没有经历过的路之中。他把自己同浪漫主义派、伊壁鸠鲁派和基督教徒作了对比，认为他自己是狄奥尼索斯式的悲剧人物。书中，尼采还列举了学者的种种类型：秘书型、律师型、牧师型和犹太学者，并指出，这些学者不思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只图以各自的方式证明自己从事着正当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