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们不准备写什么总结论，真正的总结论，是历史本身，历史的进步本身在不断证明着我们对《金刚经》的解释。
南先生把他讲的重点在总结论里再讲了一遍。他说的那些重点，我们在书中一一作了不同的解释。读者自可以详加辨析。
我们在这里不再客气，说什么我们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大家可以探讨之类的话。以个人的资格说，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去和南怀瑾先生这样的大师探讨。人们也不会相信我个人会比南先生更高明，我也认为自己差得远。问题是，这本书根本不是我想要写就写了的。那这本书是谁写的？大家可以从书中查出，我在这里不作神秘说，现实生活逼得我不得不写这本书，一句话我最多不过是作了一回秘书。如果用佛学的话说，是阿弥陀佛催着我的手去写的。正因为如此，我便大可不必客气什么。因为一客气反而高抬了自己这个地地道道的五浊凡夫。
“宇宙—生命”系统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而灭度之……实无众生灭度者。”我没有办法逃出这个“我皆令”，所以也是非写这本书不可。
“宇宙—生命”系统是我的生命的主宰，“我”本“无我”，是名为我。
南先生对佛学的最大贡献是，他刻意扫除迷信，不主张那些装神弄鬼的东西，但在这一点上，他极不彻底。他不明白，色身转变与不转变是一回事，在“宇宙—生命”系统中的地位平平等等，过分强调任何一点都是错的。对于“神通”之类，崇尚它是错的，否定它也是错的，“神通”与人的放屁平平等等，都是“宇宙—生命”系统中的一种现象，成佛和他们无关。
成佛也无佛可成，“佛”之一字，翻为中文就是“觉悟”。这个觉悟，和一般生活中的政治觉悟、道德觉悟、艺术灵感、科学灵感不是一回事，是对产生我们众生的“宇宙—生命”系统的觉悟，是对“明德”的觉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舍了“宇宙—生命”系统，我们无“明德"可言，舍了明德，“宇宙—生命”系统是什么？根本不可探讨、无从说起。对于二者的觉悟不是哪一个人的觉悟，而且意味一切众生全进入了这个觉悟阶段，这种觉悟就是成佛，众生都是佛。
这个觉悟，用中文说就是“明明德”。
“明明德”的过程，不是哪一个单一的头脑的事，从“明德”随因缘显化之后，“明德”就一直在径自向“明明德”发展，因为“成佛”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佛学中才有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之说。佛的三身说，正是说明真正的成佛应是法报化的三身圆满。不是哪一个人三身圆满，而只有“宇宙—生命”系统是三身圆融。
“明德”、“明明德”是法身本有，不可能无中生有，也就是说，在“生命”没有具体显现以前的宇宙中，“生命”、“明德”、“明明德”的因缘早就存在，这便是法身佛。印度古语称之为昆卢遮那佛，直译为“遍一切处”， 这是我们按天台宗的说法来讲。在佛家各宗中对昆卢遮那佛的解释，意思繁复，但大半是指清净法身而言，现在寺庙中的日课颂赞也是这样定的。
一旦“宇宙—生命”系统中的因缘成熟，明德显化，即是生命显化，便统称报身佛。古印度语称之为“卢舍那”，直译圆满报身、光明遍照，这也是说的“宇宙—生命”系统中的一个过程。卢舍那不是单指哪一个人说的，实指生命界“明德”运动、发展的全过程而言，所以是光明遍照。对于这一点，我们曾引述了《佛说无量寿经》中 关于阿弥陀成佛的全过程来说明，从“世间自在王如来”到“世饶王”、“法藏比丘”再到“阿弥陀佛”成佛、建立四十八大愿，事实上是人类向“明明德”进步的全过程。
释迦牟尼的出现，宣告“明明德”在“宇宙—生命”系统中全面显现，这只是表明释迦牟尼的肉身是一个象征，表示“宇宙—生命”系统已经进入了“明明德”阶段。释迦牟尼的肉身人没有什么特殊的神奇之处，即便有神奇之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神奇与平凡是一回事。正是由于此，佛学把释迦牟尼称之为化身佛。
正因为成佛不成佛是“宇宙—生命”系统整体的事，决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事，所以一旦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人，首先的任务是发愿“灭度”一切众生，也即是拯救十方众生，也就是让十方众生到自己的“国度”。在佛经中对这一点的表述十分复杂，但基本意思不外三点，一是心须面对十方众生（一切众生），即回归“宇宙—生命”系统整体；二是必是“灭”而“度”之。即一段生死过后，“我执”随因缘散开；第三必知此愿非我之愿，是法身本有之愿，不过是因缘熟了，在“我”这里显化了。
纵观这一切，概括起来，就是必须知“我”与佛、与十方众生是不一不二的关系，这便了知了生命的本来面目。
长期以来，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对“自性”的错解。
对“自性”讲得最多的是禅、密二宗。如果脱离了释迦老子“缘起性空”的基本原则，去理解禅密二宗祖师们对“自性”的阐述，必定把自我心性固定起来，变成一种僵化的东西，即“我、人、众生、寿者相”的东西。
这是不是反对自我修养呢？当然不是。自我克制，自我修养是必要的，但佛学不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承认了“我、人、众生、寿者”的确实性、实在性，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佛学的基本原则。
自我修养也好，不自我修养也好；有这个自觉性也好，没有这个自觉性也好；不管你头脑出现什么想法，都要承认这是“宇宙—生命”系统整体因缘的显示，都是历史整体进步和如来本愿即历史矢量不断实现的一个过程。这才是佛学的真谛所在。
真正的自性是“宇宙—生命”系统的本性。“我、人、众生、寿者”无自性，只是缘起性空。
说到这里，我们要说明白， 把“善护念”， 而且是自己对自己的“善护念”，作为《金刚经》的正眼法藏、金刚眼，既不符合《金刚经》的基本文意，也不符合佛学的基本原则，明显是一种失误。
为了大家明白这一道理，我们共同看一则实例。这则实例的主人公是为南怀瑾先生整理《金刚经说什么？》的刘雨虹先生。他为南怀瑾先生整理完《金刚经说什么？》一书之后，大概也就是这位先生为《金刚经说什么？》一书的出版忙完了之后，从北京搭机回香港，在香港机场“乘手扶电梯预备入境通关”，他在电梯上被人挤倒，头被撞破了。这对人们来说，应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我们的这位刘雨虹先生，这位南先生的高足弟子，这位为南先生整理《金刚经说什么？》的高足弟子，做了一些什么呢？
“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坐在已经静止的电梯台阶上。我闭着眼，浑身并无痛楚，想着我大概是死了吧！也好！死了就死了，心中好像也没有什么。”
“我微睁了一下眼，看见血从颈上流到胸前；我又闭上了眼，不去理睬，空掉这一切事，空掉身体。我为什么要这样？自己并不知道，好像只是顺应自然而己。”
“那时，我心中清清楚楚，平平静静，善护念，在脑海中闪了一下，就这样护持着吧！管它是不是护着呢！我照样回答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香港素美的电话……有人用轮椅推我出关，取行李，去医务室包扎，再到伊丽莎白医院急救……我随意护持着心念不动，不去想任何事，或任何问题，既无欢喜也无悲，平平淡淡……
“难怪流血如注！原来头破了；幸未伤及头骨，医生说要缝五针，又说头上不能打麻药针，就这样缝！
“一针扎到头皮伤口上，我突然痛得大叫起来，心中刮起了狂风巨浪，原来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凡夫，原来真刀真枪时，我是一个真凡夫！
“‘医生啊’我喊道：‘你的针一定生锈了，请你先把针磨一磨吧！’
“缝我的人不理我的话，站在我前面的一位男护士，扶着我的头， 用广东国语说：你现在还开玩笑啊！我们的针很好呢！缝针的小姐手术也高明哩！你不去想就不痛了嘛！
“一句话点醒了我，想起来《金刚经》中佛被歌利王割截身体的时候，无我相、无人相……佛对害他的人尚且如此慈悲，现在缝我的人是救我啊！也不过是针扎而已啊！快丢掉一切相吧！”
啊！这就是南先生高足弟子修行的“善护念”！？！？
任何一个人都会明白，这是一种心理游戏，于世无补、于事无补。
如果我们说这是典型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人们一定会说我们过于刻薄。
正如《大学》所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别另外再立什么了，再立什么都是妄念。“知见立知。即无明本。”
头破了，疼！也就够了，该找医生，也对；舍此之外，再去“善护念”，什么空啊，空去一切呀，全是妄念。这种善护念就是善护妄念。
这在佛学，是常识中的常识。
佛学，乃至东方文化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产生的历史原因非常复杂，从学理上讲，是宋代理学开了一个坏头；从文化讲，是中国村社文化的社会基础太宽太厚；从根本上，还是由于宋以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人们几乎看不到历史的进步，千余年一个模子，就使得人们的眼界不得不向内转，在心灵上去搞一些无聊的花样，这种心灵花样又有一些所谓的“神通”推波助澜，结果是走得更远，许多人干脆退到巫术文化中去了。这样的文化形势反过来又大大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宋之后，历经四朝一千年，中国的政治格局尤其是经济基础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这对一个民族来讲实在是太可怕了。也许正是由于此，近一二百年，我国一下子堕到了历史的深渊，人们的创造力被大大束缚了，国家的力量大大削弱了，民族的文明水平大大降低了。这实在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人们如果再看看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人们会发现，中国是人类史上第一个走出巫术图腾的民族，中国是第一个有着合理的符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结构的民族，中国是第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民族，中国是第一个具有辩证特色的文化思想的民族……这些第一，到了近现代都变成了倒数第一。
这么显明的历史对比，还不值得我们吸取历史教训，不值得我们去分清两种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吗？
如果你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东方文化，也就会明白近百年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这个样子的变化了。这个问题十分深刻而复杂，很难以人的逻辑语言加以叙述，关键在于当一个人有了广阔的人生、历史知识之后，自然得出合理的结论。东方文化把这种理解称之为“悟性”的根气，就是说不能简单落于言诠。但不是不能说，只是说“语言”这个东西只具备提示的作用，最后依赖你的仍是你整体的感悟力。
依照释迦的本意是，问题十分简单，只要你接受了释迦发现的“如来本愿”，一切问题就解决完了。这也不是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只不过是证明你接受的因缘已经成熟了。至此本应无话可说，但是近千年来，那么多学者、大师、法师说了那么多，光一位南先生便是着作等身，这就逼得我们也要长篇累牍地说一说了。
我们说了千言万语，只说了一句话：完成天地宇宙赋予你的这段人生的使命，该如何做就如何做，没有什么东西是空的不空的，应该让你去“善护念”的。这里没有原则，存在就是原则；这里没有逻辑，存在就是逻辑；这里没有修炼，尊重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就是皈依阿弥陀佛。
这和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是一回事。西方存在主义只是肯定了个体存在的合理性，我们的观念则是肯定历史的、现实的、实践的、整体的存在的合理性。对于个体，肯定你是合理的，否定你也是合理的。
“我是已成佛”不管从哪个角度说，任何一个个体的成就，都是全体地、整体地走向极乐的步伐，凡过去的都是已成之佛。
“汝是未成佛”，任何个体的成就，都是标志着“宇宙—生命”系统的“明德”已经达了这个水平，既然过去的都是“已成佛”，现在的未来的都是“未成佛”，即后补佛、阿惟越致、一生补处的大菩萨、八地菩萨。
“但得如是信”，能这样相信，便是你已明白你已是“未成佛”，二者是互补的。既然是“未成佛”当然会信如来大愿，法身本愿，信也就是必然的。
“戒品已具足”，历史存在就是合理的，历史能存在就是合于因缘的，无因缘就不会生出。用佛学的话讲，凡能生的，凡能存在，便是阿弥陀佛的敕令。人的头脑主观生出的“戒”、“禁”反而是虚妄的。所以，“存在”、“出现”就是守戒，戒品便就具足了。
这是不是不需要社会原则、社会道德、社会逻辑、人生修养呢？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东西存在与不存在，该有不该有，需要不需要，该守不该守？这些想法都是人们的主观幻想。
原则、道德、逻辑……对于不少人来说，似乎都是个人心中掌握的东西。也有人还认为可以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永恒的原则、道德、逻辑，朱熹哲学的最大错误便在这里。南老的《金刚经说什么？》一书就是想从《金刚经》中寻找出这类的东西，所以他把“无所住”、“空掉一切”“彻底放下”，当成了他的“善护念”的原则。“无所住”、“空掉一切”、“彻底放下”，乃至南老所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比较朱熹讲的仁义礼智信要宽松得多、自由得多，事实上也是错的。
绝对的“无所住”、“空掉一切”、“彻底放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宇宙—生命”系统的事，只有“佛”才作得到，个体生命的人是根本作不到的。
正因为“宇宙—生命”系统本身是“无所住”、“空掉一切”、“彻底放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至善”，所以在生命的全过程中，在具体的人类社会中，人类历史中、生命的历史中处处“有所住”、处处“空不掉”、“放不下”，处处时时有善有恶、善恶混杂……这样，一切历史时代，一切历史文化背景中，就会有不同的原则、道德、逻辑与人的修养……这些东西都是相对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这一切是“因缘所生法”，不是头脑主观要不要、有不有、需不需的问题。时至今日的人类无论如何不会出现“乱伦”的恶，因为时代进步了，人类几乎不需要着重声明“乱伦”、“战争”是合理或者不合理的东西了。
由此可见，不是不要原则、道德、逻辑、修养，而是承认不同的历史时代、历史文化有不同的原则、道德、逻辑、修养……这正是“宇宙—生命”系统——阿弥陀佛——天命——道的“无为”、“无所住”、“清净”、“仁”。
这才是东方文化的真谛所在，《金刚经》的真谛所在。
相信你自己已经是佛，阿弥陀佛已经救完了你。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金刚经》只是为了使“明德”的因缘不散。既然已经进入了“明明德”阶段，众生都是有生无灭的佛，“明德”的因缘不再散失，那么，哪怕三千大千世界大火燃烧，这大火无论如何都属于“有限”，而现在“明德”已是无限。以无限的生命智慧去对付有限的灾难，哪怕是地球爆炸，也灭不了众生。经文中讲的正是科学的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