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大妹夫小管不是最早进我企业的。
1994年我们来到这里，谈判也不是一拍即合的，在两三天的谈判中，我一直都低调得像是个傍观者，因为我根本没有钱，我说任何一句话都得要合伙人去认可，而他们四个又互相争权却又不想承担责任。
这样谈了几天，什么结果也没有，水库管理局非常有意见，要求我们选出一个代表，并要求我们提供个人简历，最后通牒只和我们选出的代表谈。
我们又花了两三天去推选代表，自然还是没结果的，水库管理局再次通牒：“我们只和小邓谈！”
几天的接触中，他们已经称我小邓了，在我二十几岁幼稚纯真的外表和内心世界面前，还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文凭，又是国家干部，他们都觉得非常具有可信度，这样我变成了不是法人的负责人。
94年的亏损，四个合伙人都说是要送货去哪儿哪儿，拉着价值不少于他们投资的产品，说是去销售，其实一个个都跑了，留下当时来讲是巨额的外债和拖家带小的我。
水库管理局当时所发的电实在难销售，而他们的冶炼技术又确实不行，我成了他们救命的稻草，他们做出了一个我都非常惊讶的意想不到的决定，欠他们几十万的电费让我挂账，尽量帮助我处理仓库存货，所得资金让我重新启动。
他们原来冶炼厂几乎所有的管理人员又来上班了，从门卫到会计出纳、仓库保管、押货员等等等等，全都安排到位，当然目的是怕我也拉货走人。
那时我就是一个真正的傀儡老板，我一家人的生活费，都要在自己的企业经他们的同意去借，但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做法。
95年春节，是很尴尬的，在乡亲们眼里，我都自己办工厂了，是大老板了，而我父母却知道我背着多少债务，那个债务别说我一家，就是举全村之力，在当时情况下，用十年二十年也是不可能还得起的。
父母无数次责怪之后，见木已成舟，也只好想办法来帮我，而家里钱是没有的，自然就只能想人了。
我上无哥哥姐姐，下无弟弟，只有三个妹妹，其时两个已经结婚，老三在谈，我父母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三对人身上，而老大小管和老二都在外面打工，收入不错，都拒绝了来帮我。
老三要推也推不了，所以老三才是公司的真正的元老，他和他堂弟以及小管是三个拜把兄弟，在他那不小的村庄里，非常有影响力，这样老三带着他堂弟和村里的近二十号人，来到我的工厂。
我是个天马行空之人，我努力去和原来老厂那些管理人员相处，但时时处处还是非常头痛，经我多次和管理局协商，谈成了一个我当时一点把握都没有的条件，我想办法支付94年所欠电费，保证95年电费不欠，他们拆走所有管理人员。
我在我们老家老县长的介绍下，到地委办以三分钱的利息，借了六十万，那时政府部门刚刚有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任务，虽说隔开一个地区，但两地是接壤的，来往很是密切。
我们的老县长对我在硅行业里的能力，他是非常相信的，我们县的国营硅厂就是在他手上建起来的，他明白一毛五电费所蕴藏的财富，身为副秘书长的他去推荐，分量是足够的，就这样我成了说话算数的老板。
95年4月份，小管来我厂里了，他到了以后我才知道，按老三妹夫和他堂弟的说法，是要给我一个惊喜，而这个惊喜也确实太大了。
当时我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全部都有人在做着，老三和他堂弟敬小管是老大，建议我把小管作为厂里的老二，一者为安抚小管，二者他们认为小管完全有能力去做。
我也深知这些年小管混的不错，我本意也是这样想的，小管就这样成了我们企业老二，老板我的大妹夫。
小管在外很多年，后来帮一个国企招工，几年来都常常带着上百号人去外面，附近父老乡亲，见到小管就像见到菩萨，都千方百计想得到小官开口，带着自己的儿女去赚钱。
小管因为对那家企业有着非同一般的贡献，被任命为保卫科副科长，享受不低的待遇，同时，按当时工厂的规定，没履行劳动合同的工人是要扣发工资的，而这扣下来的工资，只要小管保证充足的替补人员，就作为奖励给小管。
因而小管身边常常压着很多未就业的人，谁不顺眼便想办法叫他走，而走一个人他就得到几头的好处，没几年他就很有钱了，在我们镇里，他一直是个人物。
95年那国企不景气，他依葫芦画瓢把所有人员带到另外一个外企，那时候，国企和外企在管理上有很大差别，没到两个月他的队伍就解散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在整天的忙碌中，我还一直感激他放下那么优越的条件来和我奋斗，事事处处顺着他。
五月份，老二妹夫也来了，他们都是带老婆小孩来的，包括我父母，共计有六对夫妻，在不到四十人的工厂里，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占三分之一有多。
我们那时有点像山寇。
我是搞技术出身的，一早就会忙到晚，小管没来之前，老三和他堂弟会一直跟随我左右，也在努力地去学，小管来了以后，加上老二妹夫，刚刚好够一桌打牌的，几乎天天都在打牌。
按小管的说法，他们再怎么去学技术和管理，都不及我皮毛，他认为他们最大的作用是保我平安，不受当地人欺负，所以他不断地要求武装他们，购买鸟铳、砍刀，齐眉短棍更是不计其数。
我一再申明管理局有很强的保卫科和派出所，这里的环境很好，但小管还是我行我素，有时嚣张地还要放上几铳，严格来讲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些，有点听之任之的味道。
我们是统一开饭的，大家都在一起吃，包括工人，所以每天都三桌以上人吃饭。
有一次管理局一个小年轻，是农校毕业的，一天来我办公室打几次电话，电话里貌似还在出卖我们企业的信息，我当面说了他，小管他们也都围过来，想教训他，我阻止了。
吃晚饭时大家喝酒喝得很高兴，几乎都喝高了，小管就骂老二妹夫，骂他没有出息，骂什么事都做不来，又提起管理局那个小年轻的事，骂道：“你有头脑，你有本事，像今天这样的事你就该出手，你出事有我们为你撑腰，而我们出手去教训他，你能干什么？”
我听这话非常气愤，我觉得小管教训老二妹夫太过了，像是教训自己儿子一样，我认为就教训教训那样的小毛孩，不需要他来摆谱，借着酒兴，我说去上厕所，然后就一个人去找那个人了。
因为大家都喝高了，他们许久没见我回来，估计我是去打人了，随后就赶来，一起追着那个人打，直至打到管理局职工医院。
事情一发不可收，出来阻止的一职工医院副院长因为骂我们土匪流氓，被我一拳打退了四五米，三根肋骨骨折，得了个轻伤甲级。
当晚我就被派出所扣押了，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在管理局局长经他身为县长的老丈人帮助下，交了两万元押金，才得以放人，这是我第二次戴手铐。
这次事件对我的影响很大，第二天我酒完全醒了以后，知道自己犯事了，非常后怕，幸好没出大事，内心非常愧疚，小管却带着几乎全厂的人围在派出所外面，他争取我同意，想要强行劫我出去！
我非常严厉阻止了，最后是我老婆哀求大家，大家方才平息。
我叫我老婆也每隔一小时，向老家的地委求助，叫她再不能把事情扩大化了，因为我已经错的非常严重了。
我被放回厂里以后，上缴了所有的不妥器械，严令“不管涉及谁，谁动粗谁滚蛋！”我也主动向被伤的两个人道歉，寻求私下解决。
在后来的很长一短时间里，我非常低调非常谦虚去挽回我的颜面，就是现在提及此事，我都还深深感到愧疚。
在之后所谓“儒商”的外衣下，常常为自己那次的行为而感羞愧，虽然当事人谅解了我，并且成了朋友，虽然很多人可能已经遗忘，就像市场上看过一次猴子耍的杂耍，并不会娶刻意记住，但我会记住这丑事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