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年），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后为保皇会首领。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清光绪进士。1888年（光绪十四年），鉴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第一次上书清帝，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以图中国的富强。后在广州长兴里聚徒讲学。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联合赴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名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参见“公车上书”）。中进士后，授工部主事，未就职。在京组织强学会，编印《中外纪闻》。后又在上海设强学分会，推动各地组织学会、设立学堂、报馆，鼓吹变法维新。1898年又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在翁同和、徐致靖等人支持下，受到光绪帝召见，促成百日维新。9月，戊戌政变发生，逃亡出国。此后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主编《不忍》杂志，陆续发表反对共和与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为帝制复辟造舆论。1917年和张勋策划复辟清室，旋即失败。早期思想强调“变”为主，认为“变”是“物之理”，提出了“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的思想。他奉孔子为“托古改制”的圣人，并把公羊“三世”说和礼运“大同”思想揉合起来，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从幼年起，他读了很多中国的经学、哲学和历史著作，还阅读了大量翻译的外国书籍，对那些有改革倾向的主张特别感兴趣。
二十一岁的科学技术，大大开了眼界，又觉得西方国家管理社会的办法很值得中国借鉴。从此，他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一番改革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他认为要进行改革，就必须想法说服朝廷，让皇帝运用他的统治权力来进行。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乡试（选拔举人的考试），就趁机写了一封五千字的《上皇帝书》，建议光绪皇帝赶紧实行变法，挽救清朝危亡的局势。否则外国不断侵略，老百姓也要起来造反。
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无地位、无名气的书生，向皇帝上书，是“大逆不道”的。加上他写得言词十分激烈，所以顽固派都骂他“如此狂生”，没有一个大臣把他的上书送给皇帝。不仅如此，康有为原已内定录取为第三名，当顽固守旧的主考官徐桐一听是上书的康有为，便把他除名了。
《上皇帝书》没能送到光绪皇帝的手中，康有为也没能考中举人，于是回到广东在家乡。受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启发，开始从今文经学之中找寻变法根据。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设立了“万木草堂”学馆，招收学生讲学，培养维新力量。一些倾向维新的青年，纷纷前来学习。他的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等，其中梁启超，后来成为维新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康、梁逐渐并称。
康有为为了使变法主张让更多的人了解，白天教书，晚上写书，撰写了不少著作。其中有两部书在思想界产生过震动，对戊戌变法的影响最大。一部是光绪十七年写成的《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开始写起，几年后才完稿的《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的出版，不仅成为康有为变法理论依据，而且影响深远，轰动一时。真正起到了宣传改革的作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试，当听到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后，非常气愤。康有为邀集了18省1300多名举人，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松筠庵集会，康有为在会上陈说了《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内容以及不变法不足以救国的道理。到会的举人无不义愤填膺，特别是台湾的举人痛哭流涕，诉说台湾与祖国的骨肉深情，表示誓死不离开祖国的怀抱。大会决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并公推康有为起草奏议。康有为热血沸腾，操笔挥洒，一天两夜，写成了一篇18000多字的《上皇帝书》。如果割让台湾，就会失掉全国民心，也会引起英、德、法等国都来瓜分中国。请求皇帝拒绝在条约上签字，惩办投降卖国的文臣武将，破格提拔人才，鼓励人们奋发图强，加强军队训练，准备长期抵抗。这些办法，是为了应付当前的敌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是根本的办法是进行变法，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进行改革。然后梁启超等人抄写了几份，呈送清廷各处传阅。1300余名举人在奏书上签字。奏书投递上去以后，都察院借口皇帝已在条约上盖印，这件事已成定局，无可挽回，拒绝接受。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达到直接的目的，但在清代历史上，作为一次举人联合大请愿则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表现了近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的觉醒，并把变法维新的思想传开了。
“公车上书”不久．会试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
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梁深感变法的阻力重重，维新力量还很薄弱，朝廷里的官吏又非常顽固守旧。为了挽救世变，研讨中国自强之学，因此决定加强变法的舆论宣传。就在公车上书这一年九月，康有为自己拿钱创办了《中外纪闻》刊物，每天印2000份，送给在京的王公大臣看。梁启超、麦孟华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
同时，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一个名叫“强学会”的组织。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员。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发表演说。主要内容是宣传变法，讲求中国的自强之学，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强学会还附设强学书局，发行西学书报。十二月十七日，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强学分会，还创办《强学报》，由梁启超任主编。不久，守旧的顽固派查封了北京的强学会。虽然被查禁，但议论时政的风气却已逐渐形成。
时隔不久康有为集合在京的举人又组织了一个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保国会章程第一条写道：“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此会一成立，不少官吏、士绅和读书人纷纷参加。
四月十七日，保国会在广东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大家一致推选康有为登台演说。康有为神情激昂，沉痛地指出民族的种种惨祸，以及亡国的危急情况。他大声疾呼：“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提出“吾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敢正视乎”的豪言壮语。他的慷慨陈词，使到会的听众无不动容，就这样，保国会为维新变法运动作了大力的宣传。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德国派遣舰队强占胶州湾，沙俄侵略军强占旅顺口、大连湾，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康有为认为时机已到，又连着写了几封《上皇帝书》，说明必须赶快变法的道理。都察院觉得康有为这时已经是政府官员了，又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便把一封上书转呈给了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因为对慈禧太后专权不满，又对朝廷的日益衰落感到忧虑，心情一直很低落。他读了康有为的上书以后，立刻觉得有了一线希望，感到变法倒正是加强自己的地位，巩固清朝统治的好办法。他命人把上书抄写了四份：分别送给慈禧太后和军机处并转发各省总督、巡抚和将军。
第二年的元月二十四日下午，康有为被传到总理衙门询问天下大计。李鸿章、翁同和、荣禄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等都来了。下午3点，在西花厅展开了一场舌战，可以说是变法和反变法的一场辩论会。
大学士荣禄是个老官僚，他首先出来发问，对康有为说：“祖宗之法，谁也不能变！”
康有为马上回答说：“祖宗之法原是治理祖宗疆土的，现在祖宗留下的疆土怕都守不住了，泥守‘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处？制度总是因时而要的，比如这个总理衙门就不是‘祖宗之法’规定的！”荣禄无言以答，气得脸涨得通红。
当廖寿恒马上换了个话题问“如何变法”时，康有为答道：“从改变官制开始。”
李鸿章没等康有为说完，就大声质问：“照你说，难道朝廷中的六部都要撤除，一切法制都不要了吗？”
康有为从容回答说：“是的，现在的情况和从前的不同了，今天用的法制，早已不适应形势了。中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不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改革造成的，因此，从前的制度要尽行废弃，即使不能马上全废，也应酌情改革。李鸿章也张口结舌，找不出理由反攻了。”
这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为了不使李鸿章太难堪，岔开话题，转向筹款方法。康有为回答问题以后，又详谈了变法方案，说得头头是道，直到天黑这场“舌战”才结束。
第二天，翁同和把谈话的情况上报给了光绪皇帝，经过一番思索，光绪皇帝决定采用康有为的建议，实行变法。这年一月二十九日，康有为赶呈了一个《应诏统筹全局折》，也就是向皇帝上的第六书。奏折尖锐地指出：中国面临着“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两种前途。同时，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的纲领，并且还把自己著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两本书也呈了上去，要光绪皇帝下定决心，变法自强。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毅然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引用维新人士，推行新政。不久，光绪皇帝把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四人安排在军机处，康有为安排在总理衙门，实际是光绪皇帝的政治顾问。梁启超也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并派他专门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的事务。光绪皇帝不敢公开重用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名声很大，容易招惹守旧派官员的反对。
变法总算是开始了，一份接一份的变法诏书，陆续向全国颁发了。这些诏书的主要内容，有这样几个方面：
政治方面，重订一些法律制度，裁减和淘汰中央和各地多余的人员，废除旗人的寄生特权；鼓励创办报纸，组织学会，有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
经济方面，办国家银行，编制预决算，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并允许成立农会和商会，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鼓励商办各种工厂企业。
军事方面，裁汰绿营兵将，训练新式海陆军，设厂制造军火，加强国防力量。
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制度，在各地开办各种专门学堂和中小学堂。在北京筹办京师大学堂；设立编译局，翻译书籍和刊物，派人到外国去留学和游历；办理邮政，奖励新著作和新发明。
正在颐和园“养老”的慈禧太后并不完全反对变法，因为那些所谓的变法，一大部分都是洋务派主张并实行了的。当光绪皇帝向她请示的时候，她还说：“只要你不丢了祖宗牌位，不剪辫子，我就不管你的事。”此后，光绪皇帝接二连三地颁布新法，她果然没有过问。但是，当她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便决定出面干涉了。所以，维新派筹划变法和顽固派密谋彻底消灭维新派的政变几乎是在同时进行。后来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太后于九月二十一日提前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并下令逮捕主张变法的人。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六人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先后被迫逃到了日本。
从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使变法失败为止，共计103天。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百日维新”，这一年是戊戌年，又称“戊戌变法”。
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他们要求变法，救亡图存，和勇于探索中国的前途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创举，但他们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幻想通过皇权来实施变法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