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等的亲王，王朝复辟和革命之间固有的矛盾，对政权问题的不再担心，以及对时局的发展心怀忧虑，这一切都给1830年的路易——菲力浦创造了优胜条件；个人和时势之间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圆满的结合；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就是说，1830年路易——菲力浦交了好运。此外，他登上王位，还有这样一个绝对的条件：流亡。他遭放逐，浪迹天涯，穷困潦倒。他不得不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在瑞士，为了填饱肚子，这个过去法国最富有的人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一匹老马；在赖兴诺，他当过教师，替人补习过数学。他的妹妹阿黛拉伊德则不得不做起刺绣和缝纫的手工。他亲手拆毁了圣米歇尔山上最后的那个铁笼子。那是路易十一建起来的，路易十五使用过。他是杜木里埃杜木里埃，法国将军，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吉伦特党人，1792至1793年为北部革命军指挥官，1793年3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的同伴，拉斐德的朋友。他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被米拉波拍过肩膀，被丹东呼过“年轻人”！1793年，他24岁，被称为德·沙特尔先生路易——菲力浦原是德·沙特尔公爵。曾坐在国民公会的一间黑暗的小房里，出席了判决那被恰当不过地称为“可怜的暴君”的路易十六的会议。革命的缺乏理智的洞察，凭借处理君主以粉碎君权，利用君权以粉碎君主，人们的思想受到强暴的压力。在此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个人。那狂风暴雨般的审判大会，群众的愤怒质问，卡佩卡佩，指路易十六。因波旁王朝是瓦罗亚王朝的支系，而瓦罗王朝又是卡佩王朝的旁系。的不知所措，国王的脑袋在阴风的吹撼下岌岌可危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所有的人，判决者与被判决者，所有的事，惊险骇人，他都看见了，他看见了若干个世纪在国民公会的公案前接受审判；他看见了在路易十六——该负责的倒霉蛋——背影中耸立着的那个可怕的被告——君主制；对那种几乎与上苍的责难一样无私的、大刀阔斧的民意裁决，他的内心不能不产生敬畏之情。革命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些伟大岁月的场景一直一幕幕在他脑海中浮现。一天，单凭记忆就把制宪议会按字母次序排列的那份名单中“A”开头的名字的错讹，在一个我们无法怀疑的目击者前一一做了校正。
路易——菲力浦是一个开明的国王。在他的统治期间，出版是自由的，集会是自由的，信仰和言论也是自由的。九月的法律也算不上严厉。虽然他明白阳光对特权的暴露效应，但他仍把自己的王权敞在阳光之下。对于这种赤诚，历史将自有公论。
今天，路易——菲力浦和其他一切下了台的历史人物一样，正在接受人类良知的审判。他这案子，还只处于初审阶段。历史还没有就他的问题坦诚直率地发表意见。最近，严正而名噪一时的历史学家路易·勃朗判词的调子就在降低；路易——菲力浦是由“二二一人”和“1830”选出的，也就是说，是由半个议会和半截子革命选出的。两个“半吊子”合成了一个路易——菲力浦。在此情况下，我们需掌握评判标准，只能在绝对民主这一原则作出某些保留的条件下来对他加以评论，正如读者在前面已经大致见过的那样；以绝对的原则为尺度，两种权利——首先是人权，其次是民权之外的，一概被视为篡夺；但是，在有所保留的条件下我们却可以这样说：“总之一句话，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就路易-菲力浦本人而论，就他本性善良这一点而论，我们可以借用古代史中不断出现的一句老话评论他：“仍不失为历代最好的君王之一。”
他有哪些我们应当反对的地方呢？如果路易-菲力浦不曾拥有王位，那么，他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反对了，那样，他就成了一个可敬可佩的好人。他常常是这样：国家处于最严重的忧患之中，与欧洲大陆所有国家进行了一整天的外交较量之后，他筋疲力尽了，回寓所后，天黑下来，但他仍要拿起一沓卷宗，披阅桩桩刑事案件，直到深夜。他认为，这仍是在与欧洲大陆进行较量，而他看得更重的，认为这是在与刽子手争夺一个人的生命。他常常为了一桩案子与司法大臣争得面红耳赤，与检察长争夺断头台前的一寸土，这样来对付那些“啰嗦法学家。“
有时，他桌上的案卷堆积如山，对这些卷宗他要一一加以研究。他认为那些凄惨的犯人头被放弃掉，总是件痛心的事。有一天，他曾对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同一个目击者说了这样的话：“今天晚上，我赢回了七个脑袋。”他当政的前几年，死刑差不多是被废除了。重建断头台可以看成是对这位国王的一种暴力。格雷沃刑场已随嫡系的消逝而消逝，但接着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格雷沃刑场，那就是圣雅克便门刑场；“实际利益的追求者”觉得需要一个大体合法的断头台。这是以卡齐米尔·佩里埃卡齐米尔·佩里埃，路易-菲力浦的内政大臣，大银行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之中狭隘思想的那部分人与以路易-菲力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斗争中，前者对后者的一个胜利。路易-菲力浦曾亲手对贝卡里亚的著作进行过注释。在菲埃斯基菲埃斯基，科西嘉人，1835年暗杀路易-菲力浦未遂，被处死。炸弹被破获之后，他曾喊道：“真不幸，我竟未遇害！否则我便可被赦免了。”另外一次，某人被判为政治犯，此人是我们时代最高尚的人物中的一个，路易·菲力浦在处理这一案件时，考虑到内阁方面的阻力，曾有这样的批示：“同意赦免，我当去争取。”这路易-菲力浦，就像路易九世一样的温和，像亨利四世一样的善良。
民众所企盼的，正是善良。善良是历史长河中不多见的明珠。善良的人比伟大的人要可贵些。
路易-菲力浦受到了某些人的严厉批评，也许还受到了另一些人的粗暴批评。一个曾熟悉这位国王、而今成为游魂的人指作家本人。，面对历史为他作证，是很自然的。他的证明，不管怎么说，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含任何私心的。一个死了的人写出的墓志铭总应当是真诚的，一个亡魂总可以更好地安慰另一个亡魂。同在冥府，便取得了赞扬的权利，从而用不着再去担心人们指着海外那两堆黄土说：“这堆黄土在向那堆黄土谄媚。”
四基础之下的裂缝
路易-菲力浦当政初期，天空已不止一次被乌云所笼罩。本书故事的叙述即将进入另一次乌云笼罩的阶段，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阵乌云深处的情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这位国王必须有所交待，而且评论起来必须明明白白，不能模棱两可。
路易-菲力浦掌握的权利，并不是他本人摄取的，也没有借用暴力。他的掌权是通过革命性质的一次转变实现的。那次革命本来的目的显然并非如此。不过，作为奥尔良公爵的他，在这种转变中绝对没有主动干过什么。他本来是一位亲王，他自认自己是被选作国王的。这一称号不是他自己加上的，他也没有争取得到它。别人给他，他接受了，如此而已。他深信——当然，他的信念是错的——这种授予是基于人权，而这种接受是基于义务。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他是善意的。对此，我们也是承认的，我们诚恳地说，路易-菲力浦出于善意，对民主的进攻也出于善意，一系列的社会斗争所引起的那些恐怖，既不能归咎于国王，也不能归咎于民主。各种主义之间的冲突就像物质间的抗衡一模一样。海洋护卫着水，风暴护卫着空气，国王护卫着王权，民主护卫着人民。相对抗拒着绝对，君主制抗拒共和制。有冲突，就要流血。但是，今天的痛苦日后将成为幸福；况且，不管怎么说，对于进行斗争的那些人来说，在此处是丝毫不应该受到责备的；两派之中，肯定有一派是错的。人权，它不能像罗得岛的巨像指该岛的太阳神青铜塑像，高32米，建于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24年在一次大地震中被毁。那样，脚跨两岸，一只脚踏共和，一只脚踏君权；脚蹬两只船是行不通的。但是，错了的人错得光明，盲人并不是罪人，正如不能把旺代人看成土匪。这些猛烈的冲突，我们只能归咎于事物的必然性方面。我们无法分辨风暴的性质是怎样的，这是人力难及的，是人难以在其中负责的。
让我们言归正传。
1830年的政府一出世便立即面对困难的局面。昨天它刚刚出生，今日就得战斗。
七月的国家机器的架子刚刚搭起，装配得还不牢固，可来自四面八方暗藏着的拖后腿的力量，它却统统感觉到了。
第二天阻力便冒了头，也许前一天它已存在。
对抗势力日益抬头，暗斗转入明争。
我们已经说过，七月革命，在国外，并没有受到君王们的欢迎，在国内，人们又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解释。
人间存在一本晦涩难懂的天书，那便是上帝的意旨，它通过种种事件向世人揭示种种意图。事件刚一冒头，人们便匆忙加以解释，结果，释文肯定错误百出、满篇漏洞甚至意思正好相反。能解释神的语言的人是不多的。最聪明、最冷静、最深刻的人的做法是慢慢琢磨、深入钻研，可这样做的结果又是：当你完成了译本、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事情早已定局，公共广场之上也早已摆出了20多种译本，而每一种译本便会派生出一种派别，反过来，这种译本派生出来的党派，又都认为自己的译本是最最正确的，都以为光明在自己的一方。
当权者往往自成一派。
革命中常有逆水游泳者。他们是旧党派。
旧党派自认为受到上帝的特别恩宠，拥有继承权。在他们眼里，革命是反抗的权利派生的，他们也有反抗的权利，只是他们反抗的对象正相反，是革命。这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们把反抗的主体当成了一个简单的概念。问题是，一谈到革命，反抗便有了固定的主体；反抗者为人民，国王只能处于被反抗者的位置。任何一种革命都是一种正常的事业，它本身具有合法性，但有时会被伪革命者所利用、所玷污。不过，它终究要持续下去，尽管伤痕累累，它仍会坚持下去。革命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需要它。它的发生是因为它不得不发生。革命自身会去伪存真。
旧正统主义派自然也错误地理解了1830年的革命。而这种谬误的理解使他们产生了对革命的仇恨，他们也就以他们的全部暴戾对这场革命进行了大肆攻击。谬误的见解常常是极好的炮弹。它能巧妙地击中那次革命的要害，击中其铁甲的薄弱之处，击中它不合逻辑的地方。正统主义派便抓住了王权问题来对革命进行攻击。他们吼道：“既然革命，还要什么国王呢？”别看是个瞎子，但瞄得很准。
共和派也常常发出这种吼声。但是，吼声出自他们之口，便合了逻辑。事情就是这样，出自正统主义派之口，这吼声是胡说八道；出自民主主义派之口，这吼声却成了真知灼见。“1830”曾使人民破产。民主主义愤怒了，要向它问罪。
七月政权面临着来自过去和未来两个方面的夹击，它只好在夹击中挣扎。它只是若干世纪的君主政体和永恒的人权之间的一刹那。
另一方面，即对外方面，1830年既然已不再是革命，并且变成了君主制政体，那么，它便只剩下跟随欧洲这一条路可走了。要想保住和平，就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一反过去的潮流，倒转过来追求和平与融洽，一些问题会比战争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这样，只好经常的忍气（虽做不到吞声），在这种暗斗之中产生了一种态势——“武装和平”——一种连文明自身也难以相信的殃民局面。七月王朝，像一匹烈马，无可奈何地在欧洲各国内阁所驾驭的辕轭内腾起自己的前蹄，蹦蹦跳跳。梅特涅一个劲儿地在勒紧它的缰绳。可以说，七月王朝在由国内的进步力量推动着，与此同时，在欧洲它又推动着那些君主国——那些行动缓慢的动物。它既被别人推动，又在推动别人。
与此同时，国内社会问题堆积如山：贫穷问题、无产阶级问题、工资问题、教育问题、刑罚问题、卖淫问题、妇女命运问题、财富问题、饥饿问题、生产问题、消费问题、分配问题、交换问题、币制问题、信贷问题、资本权利问题、劳工权利问题，等等，等等，形势岌岌可危。
除去真正的政党，还出现了另一种动态，即：和酝酿中的民主主义相呼应，哲学也在酝酿之中。一般群众和杰出人物都感到困惑不解。虽然情况不尽相同，但感到困惑，这是共同的。
思想家在思考。有的单独行动，有的结帮成派，甚至在组织团体。他们把社会问题一个个揭示了出来，冷静而深入。然而，他们思考的土┤馈—人民大众，受到革命潮流的冲击，正在他们的下方，狂乱地抖动着。而那些思想家们，那些坚忍的、镇定的地下工人，已把坑道悄悄地挖向火山的深处，潜在的震动也罢，隐约可辨的烈焰也罢，都不会动摇他们挖掘的决心。
这种平静并不是那动荡时代中最不美的一种景象。
那些人把权利问题提了出来，交给了政党，他们一心致力的，是幸福问题。
人的福利，才是社会的精髓。
这些人把物质方面的，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商业问题等等，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他们认为，文明的构成，很少成于上帝，更多的要靠人来完成。这文明不是别的，它是各种利益以某种动力规律彼此组合、聚集、混杂的方式构成的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这已由那些经济学家——政治地质学家——耐心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