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
一、新中国以来农民的社会流动
20世纪50多年来，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以1978年为标志，前后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对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对农民社会流动实行了严格的计划控制。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此转型的过程中计划体制尚未完全被打破，其影响尚未得到完全清除，市场机制也未完全建立起来，且这一过程中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猛活跃的时期，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和矛盾便突出地显现出来了。这时期的农民社会流动也不另外，也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
（一）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社会流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农业经济主导地位的农业大国阶段，工业处于发展的起步时期。1952年工业净产值在工农业净产值中只占25.3%，工业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总数6%。50年代开始，经过短暂的战后经济恢复阶段，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发展时期，依靠计划体制在城市推进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到了70年代末已经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进入了“半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但是，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并末出现农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转移和社会就业结构的明显变化。恰恰相反，在产业结构急剧变动的同时，社会就业结构呈现出惊人的超稳态势。1952年—1978年间，中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由45.4%下降为20.4%，而同期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由83.5%下降为73.8%。程新征.中国农民工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7月，第27页.这表明，改革开放前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现代意义上的农民转移并未启动。
1.20世纪50年代农民的社会流动
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基本上在未受到政府超经济力量控制的情况下自发进行的。1952年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农民大规模流动提供了可能。一是由于国家刚刚成立，财力有限，并仍受国内剿匪和局部战争以及国外的朝鲜战争的影响，国家无力立即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二是农村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无地和少地农民分得了自己的土地。两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当时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的规模比较小。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城市对流入人口没有实行严格而有效的管理，流入者相当大部分都被登记为市民并给予城镇户口，因此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人口日渐增加。尤其是195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市镇建制的决定》和同年12月颁布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决定》，使市镇数量增加，加之原有市镇区划有所变化，导致了市镇人口的增加。有关研究表明，1950年至195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5765万增至9949万，共增加了4184万，这其中城镇人口自然增长1642万人，占总增加的39.2%，而机械增加的人口则为2545万人，占总增加的60.8%，主要得益于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总之，这一时期的农民不仅有较充分的迁入城市的权利，也有在农村内部充分选择就业的权利。可见，在经历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在没有严格的控制措施条件下，20世纪50年代的城乡人口流动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而活跃起来。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使中国工农业生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着，大量的农民在“大办工业”、“大炼钢铁”号召下进城。据统计，1958年全国工业、建筑业新增职工1900万人，其中从农村流入的就达1000万人。程新征.中国农民工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7月，第28页.由于在农村内部抽调劳动力大炼钢铁，致使农业劳动力锐减了800万人，加之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又使得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了沉重打击。国民经济的发展态势必然反映到与之紧密相关的人口流动上来。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自然灾害，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农村经济迅速萎缩，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逐渐停了下来。相反，随着城镇户籍管理的加强，1961年形成了一股返乡的人口浪潮，该年农业劳动力比上一年增加2730万人，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同时城镇人口减少了1300万，精减职工近1000万。至1963年，共减职工2000万，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致使农业劳动力所占份额又陡升为82.5%。程新征.中国农民工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7月，第28页.
2.20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社会流动
20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社会流动被置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下，户籍制度、人民公社体制及其一整套城乡隔离制度基本阻断了农民转移的通道。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进入了一个非正常时期，正常的人口流动受到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严格制约，陷入了停滞状态，只有极少数人通过非常有限的渠道实现了流动。相反，以一定政治运动和行政安排为背景的人口流动却以较大规模发生着，这就是在特殊年代发生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和改造运动。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大批被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向城市回流，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人口流动的一个小小高峰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契机，农民获得了生产和时间安排的自由，为日后的又一轮人口流动高潮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几年，绝大多数农民还醉心于体制改革使他们重新获得的土地和解决的温饱问题，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流动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同时，城镇就业政策与户籍制度尚未松动，城镇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于农村，还不具备形成大规模流动人口的政治与经济条件。总的来看，从20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的二十余年间里，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在大多数年份里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综上所述，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资源较为紧张且分布不均、发展程度比较低，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大国里，国家以计划经济体制的手段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体制、政策来控制农民社会流动，但农业生产的好坏对人口流动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社会流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农村改革迅速推进，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凸现出来。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转移提供了条件。1984年政府鉴于农村社队企业对农村发展的巨大作用，发布了开创乡镇企业新局面的文件，并正式把“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制定了对新办乡镇企业可以免税三年和给予低息贷款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乡镇企业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和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中国农村开始了“处处办厂，村村冒烟”的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之路，1984年国家顺应乡镇企业规模经营的要求，允许农民可以在不改变原来身份的条件下，自理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可办理在小城镇落户的手续，由于政策的松动，小城镇快速发展起来。寻求农业外的就业机会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途径，离土进城务工的“民工潮”现象开始出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开创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模式，开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农民转移之路。据统计，1983—1988年，乡镇企业共吸纳农村劳动力6300万。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对外开放和城市改革的深入，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供给制度的前提下进城务工出现了加速的趋势。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4月，第2—3页.
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由最初的限制流动政策发展到鼓励流动政策，不满足于土地回报率低的农民，大量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寻找赚钱的机会。随着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的体制性转轨，中国中西部的农民不断加入离土又离乡外出务工的民工潮，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中国崛起，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巨大。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在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加速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出现了新的高潮。1993年全国农民工达到6200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3200万人，其中跨省区流动的约为2200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多。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4月，第3页.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国家为了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对农民外出务工采取了积极引导的政策，农民外出务工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30个省近2万农户的调查监测，2004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到10260万人，比2003年的9820万人增加了440万人，增加人4.5%。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4月，第86页.综观改革开放后的农民转移现状，大致可分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离土不离乡”的就地流动和90年代中期后“离土又离乡”的异地流动两个阶段。
1.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
“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为主体，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商品经济，农民有机会进厂进镇，在本地域内（县以下乡镇）的非农业就业，实现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是苏南碧溪镇农民开创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经验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78年开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打破了原有的计划体制，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民有了财产权和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凸显出来，与此同时，在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引导下，社队企业和城乡联办企业逐渐兴起，开始了农民的“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1982—1985年农业劳动力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农村的非农产业转移，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净增2909万人，年均增加970万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年均增长速度达20.8%。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由12.2%提高到19.1%。程新征.中国农民工若干问题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1月，第30—31页.1984年，由于国家相关政策的变动以及城市就业压力的缓解，农民进城务工的积极更加高涨。1984、1985两年乡镇企业新增就业近4000万人。但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国家为了控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实施了为期3年的经济治理与整顿，乡镇企业发展受到很大冲击，致使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城市生产也开始收缩，大量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被辞退，出现了大量农民工由城市向农村的逆向流动。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农民的“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主要基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在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堵塞了人口流动的途径，客观上将农村人口限定在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在不能向城市转移的情况下，只得就地转移。其次，“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农民易于接受。“安土重迁”是中国传统农村的基本特点，以土为生的农民生于某地，长于某地，死于某地。近距离、小范围的就地转移，符合尚未开放的传统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特征。最后，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就地转移模式互相制约使得农民只能选择就地转移。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就地转移来支撑，而就地转移是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由此可见，这时期的农民流动量及流动特点与当时的社会宏观政策有关。
2.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离土又离乡”的异地转移
20世纪90年代的农民社会流动是通过异地转移来实现的。这种“离土又离乡”的异地转移是指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农民逐步向城市流动，被城市工业与第三产业所吸收。事实上，农民自发地进入城市，在80年代初就已存在，但是那时进入城市的农民被称为“盲流”。他们自理口粮、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从事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脏、苦、累、重的活，且这种异地转移的规模远小于就地转移的规模，因而异地流动不占主流，没有引起关注。这种情况在90年代后有了巨大变化，大规模的异地转移以“民工潮”形式出现，数量多、时间和方向集中，冲击着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