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类发展指数为例，西部地区人类发展的落后主要表现为农村地区的落后，这些地方的人文发展指数相当于世界中等水平的末端，青海、西藏农村地区的人文发展更处于世界的落后水平。然而，中西部地区城市的人文发展水平并不落后，其人文发展指数甚至高于本省平均水平0.15~0.20。除少数几个省市如天津、上海、辽宁、广东、江西的城市和农村人文发展指数差距在0.10左右之外，其他各省份人文发展指数的城乡差距都在0.15~0.20。这一差距意味着在西部省区在同一省内，城市和农村之间人文发展水平的差距跨越近50个中等发达国家。一方面，中国人文发展的地区差异，本质上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异，也同时表明，西部地区与全国、中部、东部的差距主要是在农村，西部地区的农村落后成为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低下的主要因素。
六、农村社会问题的新重点
（一）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减少农业人口，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过程。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也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1952年为87.5%；1958年为83.8%；1978年为82.1%；2000年为74.4%；2003年为72.6%。2006年底为56%。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和增长过快，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下降和农业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同步发展。更由于中国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城市化不是农户家庭人口的转移，主要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一个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日益严重。20世纪90年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在农村的人主要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被称为“386199部队”。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就业性转移，不是真正社会意义上的城镇化或城市化，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儿童作为非劳动力，留守农村成为无奈而现实的选择，形成了比较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抽样推测，中国“留守儿童”已经达到2290万，其中，14岁以下的占86.5%，87%分布在农村地区，约有2000万人。
（二）农村社会养老问题
人口老龄化不容争辩地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课题。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与老年人口养老问题更为突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传统的养老方式已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农村养老在探索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诸如：农村社会老龄化加快，养老问题凸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小，保障水平低。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家庭养老难度增大。土地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但土地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老年人思想观念不适应，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农村旧的养老方式矛盾日益凸现，新的养老方式又面临许多挑战，农民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苟颖萍.新时期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思考.甘肃农业.2008年第5期.中国农村的养老一直是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家庭养老，随着家庭人口的减少，劳动力的转移，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大量新增人口没有分配到承包土地，城市化、城镇化失地农民的增加等因素，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日趋严重。
（三）农民工城镇化问题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了庞大农民工群体，他们在经济上属于城市社会，但在身份上仍然是农民，成为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双重边缘群体，与传统的二元社会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特有的“三元社会”。农民工作为经济体，纳入城市体系；作为政治体，属于边缘化的；作为社会保障对象，又是农村人口。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参与结构，农民工及其家庭城镇化之路充满艰辛。但中国现有的农民工据估计达2亿人口，由于情况比较复杂，中国在宏观政策尚没有统一的、明细的指导性政策来解决此问题。
（四）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是被国家和地方政府提取资源的社会，乡村集体提供的公共产品非常有限，乡村社会没有形成公共产品积累和供给的体系。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乡村集体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差异极大。一方面，与城市社会相比，整个农村社会的公共产品严重短缺，数量不大，质量不高。另一方面，存在极大的区域差别。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城郊、城中村社，农民享有的公共产品接近于城市社会的居民。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区，公共产品就非常少。尤其是以农牧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基层政府很难提供公共产品，而在政府体制上，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在基层政府。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通过向传统乡村社会输入社会资源以形成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目前还存在诸多障碍性因素，诸如历史欠账太多、经济力量不足、投入成本太大而服务效率又太低等等。
（五）农村社会治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社会从一个均等化的社会分化成多元的分层化的社会，且社会各种资源的流动不断加快，利益的多元引起矛盾的多发。由于经济的发展，传统乡村社会各种资源不断被发现和开发，其价值不断得到提升，围绕各种资源的利益争夺和矛盾也越来越多样化。这些利益争夺和矛盾既体现在乡村资源的提取过程中，也体现在社会资源输入乡村的过程中。既体现在对经济资源的争夺中，也体现在对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争夺中，既有政府与农民的博弈，也有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博弈，也有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利益冲突就必然导致社会治理的复杂化。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对农村社会资源输入的新时期，因资源提取引发矛盾冲突的几率大大降低，但随着对农村社会的全面建设，传统的资源价值在不断提高，社会治理却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七、城乡一体化呈必然选择
城镇化、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标志，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缓慢，发展水平不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城市化较快发展，出现了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良好势头。但随着产业升级换代、产权体制改革，加之竞争加剧，乡镇企业发展减速，城镇化放缓。“六五”时期，乡镇企业劳动力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增加552万人；“七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人；“八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688万人；而1995年以来，随着乡镇企业有机构成和吸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趋于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平均每年仅增加90多万人。1999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较1996年减少804万人。另外，农村工业的发展，大多以“村村冒烟”的模式发展，并没有提升农村城镇化水平，加之公共服务跟不上，城镇的聚合功能较差，城镇化水平低。
本来，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其实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并最终消灭城乡差别。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城镇化略超前于工业化，而中国的历史却相反，城镇化一直落后于工业化，甚至在工业化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城镇化还停滞不前。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城镇化萌芽时期。据1954年的人口普查，该年的城镇人口为3485.4万人，农村地区总人口5.4亿，农村城镇化率为6.4%，全国的城市化率是15.4%。到1959年，城镇人口达到4552.9万人，农村地区人口达到56779.1万人，农村城镇化率提高到8.02%，5年提高1.62个百分点。同年，全国城市化率提高到25.3%，比1954年提高了9.9个百分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停滞时期。1963年城镇人口由1959年的4552.9万人下降到4114万人，农村城镇化率由8.02%下降到6.87%。到1971年城镇人口为4445.8万人，农村的城镇化率为6.30%。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农村城镇化进入恢复发展时期。1982年全国城镇人口为6215.6万人，农村城镇化率提高到7.18%，比1971年提高0.88个百分点。1984年后，农村城镇化的速度加快。在卖方市场的条件下，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多数年份农民收入新增加部分大约70%来自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化形成互动，相互促进。从1996年开始，整个经济进入买方市场，
乡镇企业技术设备落后、职工文化技术素质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低，产品结构档次低，能源与原材料消耗大成本高的劣势暴露出来，小规模经营灵活的机制受到日益强烈的冲击，经营难度增加，增长速度下降，从原来年均增长16%~17%之间，降到10%以下。乡村资源加工型、环境破坏型的小型企业，日益受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限制，许多小企业被关、停、并、转。乡镇企业的萎靡不振、效益下降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民非农收入增长减缓，甚至下降。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已由当初的劳动密集型开始转向资本密集型，直接造成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减弱。林善浪，张国.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1月，第450页.同时，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向纵深推进，职工下岗、干部分流不断增多，城市就业机会逐年减少，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部分外出劳动力也开始回流故地。
当然，影响中国城镇化、城市化的因素很多，城乡分割、分治的情况依然存在。但从中国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城乡一体化则是解决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或“三元”社会结构的根本出路。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能力的增强，国家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和服务均等化的条件基本成熟，加上目前国家不断加大的对农村和中西部财政转移支付的常态化，城乡一体化从经济社会条件上、政治环境上、政策安排上，都有了现实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以城乡一体化解决农民问题成为积极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