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沈阳的东北地方军政大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两人。与关东军的蓄谋已久相比，荣、臧二人对日军的突然行动毫无准备。当得知日军开始进攻时，臧式毅通过电话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进行了交涉。日本领事的回答却是：“军人行动，领事无权处理。”当北大营第七旅值班军官向荣臻电话请示处置措施时，由于当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事发时正在同英国大使一起看京剧，联系不上，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含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9月19日凌晨6时30分，经过5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占领了沈阳城。日军在占领沈阳后，一路沿南满铁路、安奉路疾进，一举占领了安东、营口、凤凰城等地。19日下午5时30分，驻长春日军占领全城；22日，吉林沦陷。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敌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五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也让他腾出手来，开始进攻共产党的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在江西的中共中央根据地，而他进攻的方式也改成了以“围剿”为主。
12月，国民党军以鲁涤平为总司令，率十万之众向中央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围剿”，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我根据地步步紧逼。当时中央根据地有三个军团约4万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朱德制定了诱敌深入、寻机歼灭的作战方针，主动后撤，寻找战机。国民党军队则认为自己装备精良，人多势众，因此骄傲自大，毫不戒备，见红军撤退，就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
12月29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张辉瓒部被红军诱至龙岗山区，30日凌晨，我军第5、8、12等军向其发动奇袭，经过4小时激战，歼敌9000余人，活捉了张辉瓒。接着红军乘胜追击谭道源师，歼敌大半。这一次战役，消灭国民党军一个半师，共1.6万余人。至1931年1月1日，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1931年4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这次国民党军增至20万人，由何应钦率领，战术也改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从700多里的漫长战线发起攻势。
毛泽东、朱德以不变应万变，率领3万红军大踏步后撤，坚壁清野，迂回包抄，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国民党军找不到红军主力，被红军牵着鼻子东奔西走，疲于奔命，进攻锐势大减。5月16日，红军击溃敌军两个师，随即向中路国民党军发动进攻，歼敌大部。从5月16日至30日的15天中，红军行军700里，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何应钦狼狈跑回南京。
蒋介石非常震怒，把红军看成他的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在7月，趁红军连续战斗后未得休整之际，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兼左路指挥，陈铭枢为右路指挥，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杀气腾腾向苏区扑来。
红军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在国民党军布防中穿插，同时隐蔽休整，寻找战机。9月6日，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后方，全歼上官云相的第47师，又在良村歼郝梦龄的第54师。8月11日，包围毛炳文师，歼其4个团。
红军三战三捷。敌军锐气大减，被拖了一个多月后，士气十分低落，蒋介石无奈退兵，在退却途中，又被歼灭1万余人。第三次反“围剿”历时3个月，歼敌3万余，缴枪2万余支。同时，革命根据地空前扩大。
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5省“清剿”会议，调集63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7月上旬，蒋介石亲率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错误地坚持对攻战略，实行正面堵击，使红军陷入被动，虽然红军英勇作战，但始终不能扭转战局。
10月，张国焘擅自率红军主力2万余人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陕西川北转移。同时，蒋介石还以10万军队进攻湘鄂西根据地，由于湘鄂西中央局书记夏曦的错误指挥，红军也未能击退敌军，被迫向湘、鄂、川、黔转移。
之后，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分三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1933年2月，陈诚指挥中路三个纵队16万人，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企图将红军主力消灭于黎川、建宁地区。红一方面军在政委周恩来、总司令朱德等领导下，采取了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和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的作战方针，2月中旬，周恩来、朱德毅然修正东区中央局的作战计划，采取退却步骤，然后集中兵力，在黄陂、草台岗两战两捷，歼敌3个主力师，擒敌师长2人，俘敌万余人，缴枪11.5万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
1933年5月，蒋介石成立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5省军政事宜，筹划对革命根据地新的进攻。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发动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以50万兵力分4路进攻中央苏区，采取持久战与堡垒战从四面压迫根据地，企图消耗红军有生力量和物资资源，最后一举击溃红军。
而此时，中央根据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控制了指挥权，在战略战术上抛弃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方针，坚持正规化的阵地战，把战争中正常的游击性当做“游击主义”来反对，主张“拒敌于国门之外”。
因此，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之后，连战皆败，红军损失惨重。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者们又被国民党优势兵力和堡垒政策吓倒，转而采取保守主义方针，主张“全面防御”，“处处设防”，实行“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的消耗作战方法，红军完全陷于被动。
经过一年多的反“围剿”，红军不仅未打破敌人的包围，反而处处吃紧，处处被动挨打，加上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破灭，被逼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红军长征
由于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除项英、陈毅等率领部分红军和工作人员3000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红一方面军主力8万多人，分别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惊慌失措，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出发前不作政治动员，以致多数战士不知道往何处去。转移中，又不能把握时机寻机歼灭敌人，行动迟缓，处处被动挨打。国民党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四道封锁线，进行围追堵截。红军英勇奋战，突破三道封锁线，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1月下旬，红军行至湘江东岸，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在这里进行堵截，“左”倾路线的领导者错误地坚持死打硬拼，希望和湘鄂川黔边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与敌军激战七天，渡过了湘江，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伤亡惨重，减员至3万人。
1934年12月，红军在湖南通道城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张放弃湘西，改向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于是，红军经过整编后，向贵州挺进，1935年1月，强渡乌江，攻占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取消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军事领导权，改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在党内，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后，红军向川南进发，遭到国民党川军的阻截，形势危急，毛泽东等人当机立断，撤出战斗，西渡赤水。29日，中央红军在土城南北渡过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并寻找机会北渡长江。
这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封锁长江沿线，毛泽东等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2月初，红军到达云南威信，进行整编，而此时国民党军也开始向威信逼近，毛泽东突出奇兵，挥戈东向，二渡赤水。
3月初，蒋介石飞往重庆，亲自督战。中旬，红军在与国民党军激战后，三渡赤水，西进至川南，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国民党军被引向赤水以西地区。蒋介石以为红军要渡江，调军在川黔边界防守，同时派兵向西追击红军。
为摆脱敌人，红军再次回师，四渡赤水东进贵州。蒋介石急调滇军驰援贵州，同时在湘黔边境布防。但红军只是佯攻贵阳，主力快速进军云南，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敌兵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渡长江的目的。
5月中旬，红军到达大渡河边安顺场渡口。18日，强渡大渡河。之后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过了沼泽遍布、荒无人烟的草地。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中国革命在西北发展的胜利基础。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
南下的张国焘，由于处处碰壁，兼且意欲建立第二中央受阻，不得不率四方面军到了陕北，并走向了抗日前线。
1936年10月，从湘、鄂、川、黔边境出发开始长征的红二方面军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伟大的长征至此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全国因此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但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却始终坚持不抵抗政策，加紧进攻陕北的红军。
当时在陕北的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即第十七路军），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结束内战，共同抗日，对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杨虎城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有着远大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思想，他从内心里非常赞同共产党的政策，对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作战的反动政策十分不满。张学良流亡关内后，东北军全军上下一致呼吁“打回老家去”，身负国耻家仇的张学良也希望回师东北，报仇雪恨。在此情势下，杨虎城和张学良均表示愿意和中共联络谈判，共同抗日。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经过多方洽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军的设想，在西北地区实现了。
蒋介石对西北局势的变化非常恼怒。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自飞往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调集260个团的兵力，准备对红军大举围攻。他还准备撤换张、杨，另派他的嫡系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派胡宗南到陕西边境，切断东北军、西北军同红军的联系。这年冬，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20多位将领聚集西安，战争一触即发。
张学良对蒋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曾多次规劝蒋介石。12月7日，张学良又痛切陈辞，恳求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蒋介石勃然大怒，拍着桌子痛斥张学良，骂他年幼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高喊“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二人不欢而散。随后，杨虎城又劝说，又被蒋严词拒绝。张、杨见蒋不可救药，开始考虑“兵谏”。
张、杨二人经具体部署后，商定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捉蒋，西北军负责拘禁在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
经过周密策划后，行动开始了。12月12日晨5时许，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久率一个连冲进华清池，与守卫士兵激战。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仓皇出逃，翻墙时跌伤脊椎骨，躲到骊山一块大石后。捉蒋部队冲进蒋的卧室，发现人不在，但床上被褥尚有余温，他们估计蒋不会跑远，立即搜山，在草丛中将缩成一团的蒋介石捉到，将他解至西安新城大楼。
同时，西北军也展开行动，在军官训练大队副队长赵寿山带领下，将南京军政大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数十人活捉，拘禁在西安招待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第二天，张、杨通电全国，申明“兵谏”的目的，提出停止内战、释放爱国人士、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阵营分成“讨伐派”和“主和派”，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态度各异。对这种纷乱复杂的形势，张、杨感到无所适从，他们迫切盼望中国共产党派代表来商讨解决事变的办法。
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形势，确立了停止内战、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认为，对于蒋介石，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释放他。
12月16日，应张、杨的邀请，周恩来、秦邦宪等到西安，与先期抵达的叶剑英会合后，前往参加谈判。周恩来将中共提出的方针，转告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肯定和支持，对他们说明，现在的形势是有可能迫使蒋介石同意抗日的。如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会实现全民族抗战，否则，可能引起更大的内战。
张、杨以民族利益为重，表示同意。和平谈判获得初步胜利。25日下午3时半，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直奔西郊机场，同蒋介石一同飞回南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
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在经历两个多月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后，终于争取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破产。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长达10年的内战基本结束，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局面，国共两党开始重新合作，走上了共同抗日的道路。
第二次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基本上停下来，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改善人民生活。
中共表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