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此影响，北京学生在5月19日再次宣布总罢课，并组织了许多学生在北京附近铁路沿线演讲。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扬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激起了学生们的更大愤怒，学生们从6月3日起再次走上街头进行演讲。
北京政府进行了更加疯狂的镇压。6月3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学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达到5000多人，北京政府已无法加以压制。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各行各业人士都参加进来，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形成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
工人群众是运动中的生力军。全国产业工人这时已发展到200多万人，形成了一个发展壮大的阶层。他们的加入，极大地增添了运动的声势。上海工人、沪宁路和沪杭路铁路工人，京奉路唐山工人，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相继罢工；随后，汉口、长沙、芜湖、南京等地也都有工人罢工。
商人也不甘落后，参与其中。北京的商会在五四后立即表示赞助学生的行动，接着，天津、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商会也纷纷响应。各地商会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学生和反动政府形成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学生的影响，于6月5日宣布罢市，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镇以及全国许多城市也随之发生罢市行动，声势浩大。
工人、商人的参与，让北京政府非常紧张，在巨大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宣布“批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辞职”，并且改组了内阁，不过改组后的内阁仍然为段祺瑞的势力所控制。
巴黎和会上，由于社会各界和全国舆论的反对，中国代表团在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时也没敢签字。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已发展壮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和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揭开了近代史上崭新的一页。
军阀混战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几派，其中最大的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曹锟为首的直系，以及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
其中，段祺瑞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长期把持中央政权，控制安徽、山西、陕西、浙江、甘肃和福建；曹锟则以英、美为靠山，控制着直隶、江苏、湖北和江西四省，吴佩孚和长江三督是曹锟的得力干将。奉天张作霖控制东北三省，他与直系结盟共同反对皖系，河南督军赵倜和与段祺瑞有矛盾的徐世昌，也成为直奉两系的支持者。
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直、皖两系的战争不可避免。1920年7月5日，段祺瑞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副总司令，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并宣布了曹、吴的罪状。
曹锟立即回应，他宣布将直系军队改称为讨逆军，讨伐段、徐。曹锟为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方总司令，直皖战争一触即发。
张作霖明显地站在了直系一方。他对曹锟称“骨肉至交，竭力相助”，将奉军第27师和第28师开进关内天津一带。7月14日，直皖战争终于爆发了。
开战后，吴佩孚显示出一定的指挥才能，他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部队撤离高碑店，并在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埋下地雷。定国军不知是计，占领高碑店，大有攻陷保定之势，但皖军到达松林店时，地雷齐鸣，皖军死的死伤的伤，直系趁机发动反攻，将师长曲同丰及一些高级官员俘虏。
当皖系徐树铮率部队追赶直军到天津时，奉军突袭皖军，直奉两军合力，皖军大败，徐树铮等人只得化装逃回京城。
曲同丰被俘后，通电皖军反戈。同时，直方护法军政府又发出讨段檄文，段祺瑞大势已去，不得已面见徐世昌，请求辞职，并撤销定国军。到7月23日，直奉两军分别接收了北京的南北苑营房，直皖战争以直系胜利宣告结束。
直皖战争后，北洋政府开始操纵在曹锟、张作霖手中。但这时直奉两系也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断激化自身的矛盾。
直系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都是有野心的人，他们都想击败对方，吞并更大的地盘。为抬高自己的地位，吴佩孚甚至在未通知张的情况下，擅自决定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家代表大会，并宣布了大会大纲。这使得张对吴的行为十分愤怒。
张作霖很快就进行了反击，他首先迫使内阁总理靳云鹏下台，并一手操纵了梁士诒上台，大赦被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并极力抑制直系势力。
在此情况下，直奉间的矛盾终于愈演愈烈，在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了。
双方互以12万人的兵力，展开对攻。奉系以张作霖、孙烈臣为正副总司令，分三路向直军进攻。直系以吴佩孚为总司令，分兵抵御。开始，奉军攻势占优，一直攻至徐州，直军溃败。但直军在中路获大胜，士气大振，并在军粮城一战中，全俘奉军，吴亲率大军进发，连克落垡、廊坊，势不可当。奉军在东路、中路都失败了。西路一直胶着不下，关键时刻，奉军内部有军队倒戈，引起奉军全军溃败。张作霖被迫率残部退回东北。
5月10日，北京总理徐世昌下令免去张作霖各职。张作霖于是宣布东北“独立”，在东北闭关自治，自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6月18日，直奉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次直奉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而北京政权完全落在了直系手中。
但是天下仍旧不太平。1924年9月，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这一次，双方投入总兵力达42万人，其中直系25万，奉系17万，并有海、空军参战。直系规模浩大，分为三军：第一军以彭寿莘为司令；第二军以王怀庆为司令；第三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
战争开始后，冯玉祥成为战争的决定因素。他从一开始就行动缓慢，并一直在密谋反吴，发动政变。10月13日，冯玉祥在热河前线与奉系代表达成联合决定，双方约定共同推倒曹锟、吴佩孚等，奉军不得入关；事成之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当冯得知吴佩孚亲率大军前往前线，而北京此时兵力空虚，冯便决定乘机起事，班师回京，推翻北京政府。
10月21日，冯命鹿钟麟部向北京进发，会同留守北苑的部队一同入城；同时令李冯钟部进逼长辛店，切断京汉铁路和京奉铁路；要胡景翼部南下占领军粮城、徐州一带，切断京汉铁路直军的联络，防止吴佩孚率部西窜。
鹿钟麟秘密入城后，先接收了全城的防务，又把曹锟监视起来，切断其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为安定民心，又发布安民公告，说军方“誓死救国，不扰民”。
10月23日，冯玉祥进入北京，发布通电，主张停战言和。又逼迫曹锟下令停战。曹锟被迫批准颜惠庆内阁辞职，同时，组织临时内阁，任黄郛为代理内阁总理。
冯玉祥的这次进京，使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奉军乘此机会发动反攻，迅速占领榆关、秦皇岛等地。吴佩孚大势已去，只得南逃。历时50天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了。
吴佩孚失败了，曹锟也被迫下台。而此时，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段祺瑞又乘机出山，就任总统。但他又与张作霖勾结，排挤冯玉祥。冯玉祥被迫解除总司令的职权，前往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北京的政权完全被皖系和奉系势力控制。北京政变就此结束。
中国共产党诞生
五四运动使得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很多进步青年接受了这一思想，并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上海，提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僻静的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静静地举行，李大钊、陈独秀因故未能出席，出席会议代表共12人，代表全国党员50余人。他们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马林、尼柯尔斯基也列席了大会。
李达、李汉俊不擅交往，与马林关系不佳。而张国焘生性圆滑，与谁都相处得来，他也就成了马林和二李间的协调人，被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被推举为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和会议的过程，指出应讨论的具体问题。接着马林、尼柯尔斯基热情地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
各代表心情都很激动，纷纷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讨论和起草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制订工作计划。
7月25日、26日会议决定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
7月27日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却受到便衣的骚扰、监视。
当天晚上，会议刚一开始，就有一个陌生中年男子，从虚掩的后门中闯了进来，极为镇定地向室内的人环视了一圈。当代表们询问他找谁时，他又说自己找错地方了，然后退了出去。
这人的出现立即引起了代表们的警觉。马林以为这一定是便衣，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于是来到渔阳里2号，那是陈独秀的住所，现在住着李达夫妇和陈独秀妻子高君惠。后来李达妻子王会悟建议去嘉兴南湖，她在那里读过书，游人不多，比去杭州近便，众人都表示同意。
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租了房间，让众人休息，又租了画舫。
王会悟又与李达、张国焘等人来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画舫游行路线和停靠地点。准备工作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众人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画舫。
这艘画舫比较华丽，雕梁画柱，陈设考究。宽平的船头上搭着浮篷，既可以遮阳挡雨，又可观赏风景，十分舒服方便。上船时，众人就携带着乐器和麻将，并在舱里备有酒菜，装做游玩的样子。众人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四周的太师椅上，又摆上麻将桌，当有别的画舫经过时，就拿起麻将，装做打牌。
11点，下起了小雨，游人渐少，于是会议开始了。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纲领和决议，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党的纲领和决议，前几次会议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因而获得一致通过。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时，对南北政府的看法存在分歧，便决定保留意见，留交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
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众人认为，全国党员人数不过50人，各地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下午6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这一天起，中国的革命开始有了真正的希望。
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从而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从“二七惨案”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就成了共产党确定的同盟者的候选。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革命，但却屡遭失败，这也让他开始下定决心寻找失败的原因。1923年1月，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会晤，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充分表明了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和孙中山的友谊，也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寻求国际革命势力援助的愿望。这些行动标志着孙中山在革命道路上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其后，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苏联的建议，着手改组国民党，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道路。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在政策上定下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决心。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建立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盟，以建立国共合作和革命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包括蒋介石等在内并有共产党人张太雷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联援助问题。不久，应孙中山的邀请，列宁派鲍罗廷为常驻广州代表，具体指导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5人为国民党改组要员，负责改组事宜。25日，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特别会议，会议决定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委任廖仲恺、林森、谭平山等9人组成临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并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草案》，派汪精卫、廖仲恺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已决心参考苏联的建党经验，把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有力量的革命政党，使之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但是国民党内反对合作的声音也不小。《国民党改组宣言》发表的当天，邓泽如、林直勉等联名向孙中山弹劾共产党，代表右派势力公开对抗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坚决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同孙中山一起同右派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证了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如期在广州举行。与会代表包括国共两党代表在内共165人。孙中山亲自主持大会，并指派李大钊、林森、汪精卫、胡汉民、谢持等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共产党人谭平山代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人还参加了会议各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在会中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