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文鼎，清初安徽宣城人，著名的天文家、数学家，“历算第一名家”。
梅氏先祖可远溯至北宋著名儒学家梅尧臣，曾祖、祖父亦相继为明朝官吏。父亲梅士昌于明朝灭亡后隐居耕读，除经史外，对阴阳律历等学也有一定的兴趣。少年时代的梅文鼎就从父亲和塾师罗王宾那里获知一些天文学知识。长大后，梅文鼎师从于宣城籍学者倪正，学习明代颁行的大统历法，同年撰成他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历学骈枝》。其后他曾数度赴金陵参加乡试，虽然屡试不第，却结交了施闰章、蔡璿、黄虞稷、潘耒、方中通等一批学术朋友，梅文鼎在当时江南的学术圈中已具有一定的名望。在此期间，梅文鼎在金陵购得明版《崇祯历书》一部分，同时又抄得波兰教士穆尼阁著的《天步真原》等书，从此开始系统地钻研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天文、数学知识。
不久，梅文鼎来到北京，在大学士李光地家中设教馆。李光地本人及其子钟伦、弟鼎征、门人陈万策等皆从梅文鼎学习历算。他又以布衣身份参与《明史·历志》的纂写工作。京都名流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刘献廷等人都曾与他交往。次年，梅文鼎应李光地之邀，将其研习天文历法的心得以问答形式撰成一书，取名《历学疑问》。数年后由李光地作序并出资刊刻。康熙帝读到李光地进呈的《历学疑问》，对书中的观点非常欣赏。三年后的夏天，康熙帝在南巡的归途召见梅文鼎，连续三日在运河上的御舟中同梅文鼎谈论天文、数学，并亲书“绩学参微”四字，以表彰他的研究工作。
梅文鼎的晚年主要在家著书授徒，四方慕其名者不少亲赴宣城向其问学。康熙帝也曾通过在宫中任《律历渊源》汇编官的梅文鼎之孙梅瑴成代为致意。
梅文鼎于宣城家中逝世，康熙帝即命江宁织造曹頫营地监葬。在当时，这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大的皇恩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梅文鼎的贡献。梅文鼎毕生致力于发扬传统科学的精华并会通西学，对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被誉为“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虽然鲜有人知，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就是这样尊重事实，它忠实地记载着发生的每一个故事。
普及天文学的高鲁
高鲁，民国福建长乐县人，著名天文学家，中国天文学会的发起人及第一届会长，中央观象台台长，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高鲁，字曙青 ，号叔钦，福建长乐人 。早年就读于福建马江船政学堂，20世纪初，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后来获该校工科博士学位。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并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 ，不久任中央观象台首任台长。
当时的旧中国忧患交侵，气象事业一片萧条，面对这样的情况，高鲁立志改革。他认为只有通过办刊物才能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天文观象知识，于是开始刊行《气象月刊》，并于两年后把《气象月刊》扩充为《观象丛报》。高鲁积极为刊物撰稿，其中“晚窗随笔”系高鲁集中西观象学术之大成，对当时普及天文知识起到了启蒙和推动的作用。
经高鲁倡议，政府成立中国天文学会，高鲁任第一届会长，在他主持下，学会十分注重学术交流，每月安排一次学术讲演；并改《观象全报》为《观象汇刊》，后由于经济拮据，改为《会报》，每年一册。8年后恢复月刊，定名为《宇宙》，一直出版到1949年12期止。在当时经费奇缺的情况下，天文学会的工作能得到维持和发展，高鲁是很费了一番心血的。
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将中国第一座天文台选址在紫金山。高鲁亲自三次登上第一峰，视察地形，聘请李宗侃进行建筑设计。几经研究，将天文台建在紫金山第三峰，即天堡城下。
高鲁还曾创造天璇式中文打字机，送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出并获奖。他工作不辞辛苦，六十多岁高龄时，还不定期到陇西观测日全食。
高鲁热爱天文学，十分重视天文知识的启蒙工作，下笔很勤。他的著作以天文学通论为主，偏重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开掘。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天文学方面著有《图解天文学》、《日晷通论》、《中央观象台之过去与未来》、《星象统笺》及其他零散论文和诗文集若干卷。
20世纪30年代末，他受世界社委托，主持《世界百科全书》中的《天文学全书》的编辑工作。全书分疑年论、宇宙观、原时、星象、仪象、历史、法度等章，和近代一些中国天文学史著作的内容相比有新意，可惜在战乱之中，初稿全部散失。
高鲁嗜学成癖，尤其酷爱天文学，从几案陈设、书房字画，以至庭院的草圃石径几乎都饰以星象，将科学与艺术熔为一炉，驰怀宇宙，陶冶情操。他自己一向奉公守法、两袖清风。他死时无以为殓，被群众称为廉吏。
高鲁居官三十余年，知交遍天下。对于有才华的知音、学者即使素昧平生也不惜折节相交。余青松与他素不相识，由于看到国外天文课本载有余青松光谱分类法，他便推荐给蔡元培将其聘为天文研究所所长。余青松果然不负他的期望，建成当时东亚第一流的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继而又建成昆明凤凰山天文台，可见高鲁确有伯乐之才。
还有一段趣话，在法国期间，一次他看到报纸上介绍李奥发明了日冕仪，他认为李奥是中国人，立即去函约他会晤，见面后才知错了。这说明高鲁十分关心为祖国物色人才。
高鲁不仅是一位立志改革、自强不息的爱国民主学者，也是一位天文爱好者。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科学，尤其是天文事业。基于他创立中国天文学会、推动和奠定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功绩，对于近代天文的普及工作，198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对他列有专条，称其为中国现代天文学家，对他的贡献做了应有的评价。
高鲁终生为之奋斗的中国现代天文事业，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天文爱好者李飘然在追念高鲁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出“将来更希望有普及天文最优良的建设——假天馆的成立，而第一座假天馆就命名为‘高鲁假天馆’以纪念中国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伟大人物”。
高鲁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也是一位识人用人的伯乐，更是一位品行高洁的长者，还是一位自强不息的爱国学者，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科学家的真实本色。
紫金山天文台的建造者——余青松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是我国天文事业的象征，也是我国的骄傲。但是，你知道紫金山天文台的设计师与建筑师是谁吗？他就是我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创始人余青松。
余青松，福建省同安县人，“中国现代天文学之父”。
余青松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留美预备班。21岁时赴美国，先在里海大学攻读土木建筑学专业，获学士学位。5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天文，并在阿利根尼天文台台长邱提斯领导下，进行天文观测与研究，这使他在美国天文界初露头角。后来他又转入加利福尼亚州大学进修，在里克天文台从事恒星光谱研究工作，曾获得该大学的天文学奖学金。余青松以他精深扎实的基础，踏实苦干的精神，使当时的恒星光谱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因创造了光谱分类法而在国际天文学界名声大作。
但是，余青松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回国后，他毅然回到养育他成长的家乡福建省，任厦门大学物理系教授。其间，具有伯乐之明的高鲁，识得这位“千里马”，大力推荐余青松接任自己将要离岗的天文研究所所长职务。
余青松步入天文界后，几乎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即使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也从未停下脚步。余青松以他那超人的智慧和特殊的才能，率领天文界，励精图治，积极进取。他亲手创建的两座现代化规模的天文台，同时促使我国现代天文学研究初具规模，这些成就都是前无古人的。他对开创祖国的现代化天文事业充满着信心。可是，正当他准备为祖国的天文事业继续奋斗的时候，20世纪40年代初，中央研究院以所谓专家须到国外进修为借口，免去了余青松的天文研究所所长职务。面对着这无情的打击，余青松伤心极了。但他此时并没有甩手出国，仍旧怀着一颗拳拳赤子之心。然而，几年后，他看到政府的腐败无能，内战连绵不断，痛感报国无门，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无望，他怀着抑郁的心情，被迫离开了祖国。他被美国马里兰州胡德学院聘为教授，并兼任该院所属的威廉斯天文台台长职务，直到退休。当时胡德学院年鉴《试金石》出版了《余青松教授专号》，借以表示该院师生对他的敬仰和惜别之情。
余青松对祖国现代天文事业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当时东亚地区第一流水平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云南省昆明凤凰山天文台。
余青松接任天文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后，开始着手创建紫金山天文台的工作。他首先上山踏勘，选择最佳登山路线筑路，并制定总体规划蓝图；然后，他根据经费短缺、条件差的特点，费尽心机，作出了几项重大英明决策：第一、根据现有的山形地势因地制宜，建筑各个观测室及其他附属建筑物，如大小宿舍、气象塔、蓄水池等。第二、由他自己亲自承担设计和绘图任务。天文台总体布局中除子午仪室采用了基泰工程公司的设计图样外，其他所有建筑物均是由余青松本人设计和绘图的。天文台建筑物的设计不同一般，余青松所设计的观测室不仅对放置观测仪器的空间设计合理，而且还设计了将来用于处理资料的地下室。更值得一提的是，余青松设计的天文台本部暨大赤道仪室，最为突出、最为壮观，它不仅集办公用地和观测场所于一体，而且其外观结合了中西形式，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显露出余青松他那超众的才华与非凡的智慧。第三、他根据与国际签订的联合观测的一些项目，优先上马这些建筑工程及订购有关的仪器设备和图书。第四、在建筑施工方面，余青松勇敢地决定由自己主持负责建筑监工工作，从而省下了一大笔建筑费用。
在余青松的带领下，经过天文研究所全体职员的共同努力，费时五载，紫金山天文台的建筑工程终于全部竣工。这个当时在东亚地区第一个建成，且具有国际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大型天文台，完全是用我国自己的人才，自己的力量建筑而成的，它充分显示了天文工作者为祖国的现代天文事业艰难创业的精神。
紫金山天文台拔地而起后，轰动了国际天文学界，有不少国外学者慕名而来。日本京都大学校长、著名的汉学专家新城新藏和几位日本学者到紫金山天文台参观后，站在变星仪室前面，浏览全景，深有感触地说：“日本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建筑这样好的、东亚第一流的天文台的人！”
正当余青松准备带领天文研究所进一步开展更系统的观测与研究工作之际，抗日战争爆发了。几经辗转，天文研究所最后落脚在云南省昆明市。
严酷的战争，长途的跋涉，艰苦的环境并没有减弱余青松要继续振兴祖国现代天文事业的斗志。他正在酝酿再建一个天文台。如今，昆明的条件这么好——地势高爽，空气清澄，云量较小，晴天多，湿度小，加上气候四季宜人……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儿把自己的愿望实现。
余青松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他带领天文研究所的人踏遍了昆明四郊，勘察天文台台址。最后选定东郊凤凰山，仍是由余青松自己设计建筑图案，主持建筑施工监督工作。天文台建成后，从内地运来的仪器进行装配、校正等工作，也都是由他具体指导和亲自动手的。
余青松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天文学家。他对天文专业有很高的研究水平，不仅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建筑设计及工程施工的才能，而且他在工作中经常有所发明与创造。比如，我国首次派遣日食观测队到日本北海道观测日食，由余青松领队。在准备前往过程中，为避免搬动笨重的转仪钟，他发明了利用留声机的发条，改装成为移动望远镜的动力，来代替转仪钟的功用；又如在筹建凤凰山天文台过程中，由于当时劳力极少，他对变星仪观测室圆顶的设计，不抄袭成法，设计出一种式样既美观，使用也轻巧方便，仅由一个工匠就能承担制作观测圆顶的任务，几个人就能把它上顶装配成功。晚年的余青松还绘制星图，星图绘有经纬线，别具风格，非常精美，刊载在不少天文书籍上，其中最受赞赏的是刊在著名天文学家门泽尔著的《天文学》一书中的图画。门泽尔称他为“伟大的艺术家”。
在余青松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不畏辛苦的工作精神，聪颖的发明创新理念，他无愧于“中国现代天文学之父”这个光荣称号。而我们青少年更应该从他身上学习这种钻研精神。
献身天文事业的陈遵妫
陈遵妫，字志元，诞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童年在家乡读私塾，少年时代为跟随在京城谋事的父亲，来到北京师大附中读书。学生时代的陈先生好运动，甚至很调皮，有时还搞点恶作剧，很惹老师生气。但他很聪明，成绩也很好，老师又拿他没办法。他喜欢读书，但讨厌当书呆子。日本留学回国后，一次偶然机会遇到父亲好友，当时任中央观象台台长的高鲁先生，经他介绍到中央观象台任技术员。从此，他和天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遵妫始终认为，我国这么大的国家一直靠翻译国外天文年历为己用是个耻辱。编纂出版天文年历，不仅出于天文学的需要，而且对国计民生、国防建设等都大有用途。他为我国独立编纂历书，曾四处奔走呼吁，做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紫金山天文台历算组编纂出《中国天文年历》，这标志着我国依赖“洋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除了编纂各种版本的历书，还负责编辑《宇宙》杂志。这一杂志为宣传近代天文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国科技界很有影响。陈先生本人下笔很勤，译著甚多。解放前后，共撰写了《宇宙壮观》、《天文学概论》、《流星论》、《星体图说》、《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等近20部天文专著和普及读物，另外还有百余篇在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现今有不少天文学家和天文工作者就是当年读了陈老先生的著作，而走入天文界大门的。
中国科学院将创建我国第一座天文馆的重担交给陈遵妫。“天文馆”这个名称是陈遵妫提出的。陈遵妫考虑应该把天文馆办成为既能研究又能普及天文知识的单位，并把重点放在人才的培养上。天文馆筹建组的同仁们一致同意了陈遵妫的看法。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建设，北京天文馆开幕了，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
陈遵妫为人正直、爽朗、待人热情。在他的家里常有客人，其中不少是研究生与中学生。人们向他请教，请他给予业务指导，他都乐意帮助。老一代科学家的平易近人，热情礼貌的品行是后来学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