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在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任讲师，主讲矿物学、岩石学等课程。他与章鸿钊、丁文江是该所主要负责人和教师。该所实际上是一个地质专科学校，开办时招生30人，其中18人获毕业文凭，这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如叶良辅、谢家荣、徐韦曼等。翁文灏准备扎实、讲解清晰、生动。他还与章鸿钊常带学生到北京西山、河北和江南等地实习。后来，他们二人把实习报告整理编纂成《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正式印行。该所学生结业时曾举办成绩展览，一些外国地质学者前来参观，十分惊叹地说：“实与欧美各大学无异。”
翁文灏长期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实际领导了全国的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事业。他深知培养人才是一切的基础，因而他长期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名誉教授，并担任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该校代理教务。他把地质调查所作为各校师生的实习与研究基地，提供种种方便。他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夏天要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地质系学生出外实地考察、完成生产任务和科研任务，把教学、科研、生产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安排地质调查所的专家们去各校地质系兼课，也让各校地质系毕业的高材生进入所里工作，充实调查所力量。他还十分重视地质教育的普及，强调中小学教育中应贯穿地质学的教学内容。
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他在撰写学术论文的同时，也发表了很多地学科普读物，其中最突出的是普及地震这种灾害地质知识，他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地质方面的人才，对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翁文灏把地质学知识无私地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青年一代，他在地质学上的贡献让人永远铭记。
热爱自然的林超
林超，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中国人文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的开拓者。
林超字伯超，他不仅天资聪颖，还胸怀坦荡，待人诚挚。家庭的熏陶，使林超自幼对文科有着浓厚的兴趣。他17岁时考取岭南大学读文科，次年转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在研习哲学之余，俄籍教授史禄国讲授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涉及很多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引起林超的极大兴趣，他对地理学的兴趣悄然而生。正好当时中山大学创办地质系和地理系，在老师建议下，他选修了瑞士教授汉姆的地质学和德国教授威廉·克勒脱纳的自然地理课程，这一选择从此成为他终身的奋斗目标。
人生之路的选择，有时候似乎是一种偶然，但是，偶然后面往往隐藏着必然。在中小学时，因为当时的地理教材内容贫乏、枯燥无味，教师又大多是照本宣科，毫无吸引力。林超对地理课并不感兴趣。但他热爱自然的天性，并不因为这些而稍减。在孩提时代，家乡榕江下游平原的原野和河渠湖塘是他经常嬉戏游乐的场所，少年时代他经常在课余攀登海岛上数百米高的花岗岩小山，远望无边无际的大海，这些都孕育了他热爱地理学的潜意识。这次仿佛是上天送来的机会，林超选修了克勒脱纳的课程。在课上，克勒脱纳不仅讲述自然界中许多奇妙的现象，而且还仔细说明它们的本质和成因。林超听了他的课，认识到地理世界原来是一个如此新颖的天地，他对地理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了。除听课外，克勒脱纳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带学生去野外考察，观察地质、岩石、地貌、植被等。每次野外考察，除了做笔记，还要一起展开热烈的讨论，变化无穷的大自然，每次都在向林超提出许许多多新鲜、奇妙的问题，激发他思考和探索自然界的热情。
林超曾从广州出发，越过南岭到湖南，对两省的交通运输进行考察。当时恰值南岭下了大雪，特别寒冷刺骨。在翻越位于分水界的蔚岭关时，路面的融雪已结成冰，大家只好脚缠布条和野草前进，人与环境的协调，让林超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而且增添了对大自然的感情。
接着，林超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四年后，年仅29岁的林超荣获该大学第一个地理学博士，随即归国就任中山大学教授和地理系主任，同年又被破格任命为中山大学理学院代院长。1949年林超代表中国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参加国际地理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为中国在国际地理学界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从此中国成为国际地理联合会的正式成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林超对自然地理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是我国最早研究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学者，最早提出我国的综合自然地理学，克服了西方近代自然地理学和苏联普通地理学的片面性，把自然地理学的综合性与地域性融为一体，使名称和学科的性质结合起来，探讨综合自然地理学的作用和地位。因此，他被公认为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在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开篇中写到：“地理学将是一门既有坚实的基本理论、应用理论的基础性科学，又是一门与生产实践进一步紧密联系的应用性科学。21世纪的地理学将是一门在理论化和数量化基础上进一步综合化、生态化、社会化的理论与应用并重的两栖科学”。
林超在长达61年的地理学研究与教学生涯中，博学精思、硕果累累。著名地貌学家曾昭璇教授对林先生的一生作了精辟的概括：“如以竺可桢先生为中国现代地理的第一代开山大师，那么，林超师就可说是属于发展我国地理学的第二代人物之列。”
林超先生是在我国近代地理学兴起的初期，登上地理之路的老前辈。他在投身地理科学和地理教育的55年漫长岁月中，曾经历了一条兴趣培养、志向选择、基础训练、勤奋上进的攀登之路，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他毕生致力于地理研究和地理教育，是我国当代最著名的地理学家之一。
正是因为对自然的由衷热爱，林超在自然地理学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要热爱并坚持自己的选择。
愿为一颗铺路石的李旭旦
李旭旦，《地理知识》主编，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理专业筹委会委员，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江苏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为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李旭旦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由于家境贫寒，使他从小就惜时如金、发奋学习。他学习刻苦努力，成绩出类拔萃。其中他最感兴趣的课目是历史和地理。对历史的爱好，使他熟读了各名家之思想。在熟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后，他认识到读书不能忘救国。他深深感受到：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固然有着引以为自豪的历史，但更重要的是要深知祖国之大地，才能为国出力。于是，当他以全校高考总分第一名被保送入南京中央大学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理系。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文化传入我国，系统的人文地理学也开始传播进来。当时，对于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即“人地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共同的意见。李旭旦明白，只有大力推动“人地关系”的研究，才能使人文地理学迅速地向前发展。于是他和同学在老师的大力支持下，翻译了法国人文地理学一代宗师白吕钠的《人地学原理》。书中指出，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互相影响的，自然固然能影响人，人类亦能适应和改造自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翻译出版后，“人地相关论”的观点越来越被中国地理工作者所接受。可以说《人地学原理》的引进，对我国当时地理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来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李旭旦曾孤单一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周游德、法、瑞士、荷兰等国，登上阿尔卑斯山之巅，后又横渡大西洋，踏上美国国土，从东向西横穿美国，最后横渡太平洋回到祖国。这一环球旅行，使他观察、了解了许多国家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观察到了沿途人地关系的地域分界，大大增加了他对世界地理的感性认识。他深刻认识到地理学永远是一门与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学成回国后，由于抗战爆发，教学条件及生活都异常艰苦，但李旭旦在教学中，仍非常注意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每年暑期，他都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实习，丰富的社会实践，坚实的理论基础让李旭旦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东生应聘到美国马里兰大学作访问教授。在此期间，他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地理区划问题。他说：“当时地理区划已成为各国地理学者的重要课题。尤其是我国，由于国土辽阔，地理状况复杂多样，要进行科学的地理分区殊为不易，不少中外学者都争相涉足于这个问题。我吸取了当时国外地理学中的先进方法，进行了独立的、综合的地理分区，把整个国土作为一个巨大的人地单元，既考虑诸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各种自然要素，又考虑人口、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人文要素，在深入研究我国人地关系地域分异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地理区之划分》一文，发表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汇刊》上。”李旭旦的这篇文章将自然与人文综合起来划分地理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李旭旦编著了《苏联经济地理》，翻译了《苏联地理》等书。并在1950年创办了《地理知识》。为了更好地培养新一代地理教育工作者，在院系调整中，他毅然辞去原任职务，主动要求由南京大学转到南京师范学院创办地理系，开辟新的育人园地。
面对取得的成绩，李旭旦谦逊地说：“我当时只是摸索着做了一些工作，不过是在为后人开辟的道路上铺了一颗石子而已”。
“月满则盈，水满则溢”，也许正是李旭旦这种谦逊的精神，才造就了他辉煌的成就。
一生勤奋的地理学泰斗任美锷
任美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所长、国际海洋地质委员会委员、国际海事组织与国际原子能委员会深海抛弃放射性废料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开发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大地海洋科学系教授、名誉系主任，国际研究委员会荣誉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
任美锷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23岁被选送英国留学，26岁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回国执教，在60多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他以勤奋的工作、非凡的才智，为我国的地理科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建国后，担任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的任美锷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43岁时，任美锷应国务院邀请，赴京参与“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他与其他200多名科学家一道，最早规划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蓝图，确定了一系列的重大科技项目。随后，他又主持中国科学院云南综合考察中的自然地理研究。
任美锷带领师生奔赴祖国西南边陲，涉水越岭，在西双版纳的热带丛林里风餐露宿，艰苦地调查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地貌条件。夜间，他们穿的衣服每次都被打湿。原来，大家一直以为，这个地区种植橡胶，旱季缺水是个大问题，旱季夜间浓雾的发现，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这也算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1962年，周总理在广州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大会，一位海军领导同志恳切地说：中国海洋科学很落后，国家建设迫切需要它，希望更多的科学家留心于此，一切听从祖国的召唤。从那以后，任美锷“下海”了。为了摸清我省海岸带资源，他挑起了考察队队长的重担，踩泥滩、穿芦苇、沐海风、喝咸水……整整5个年头，任美锷的足迹踏遍了全国海岸带，大庆油田、海南岛港口等10多项大型经济、国防项目的建设，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任美锷的论文，每一篇都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他一直坚持像科学大师竺可桢那样，现场观察，随时笔录，研究总结，他最看重的是论文对实践的指导性。
他提出了“准热带”的概念，为我国扩大热带作物种植提供了理论基础；他第一个在我国提出了风暴潮对海岸带的作用，填补了我国对风暴潮沉积研究的空白，为我国众多港口的建设和海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数据。
为了表彰他在海洋地貌学和岩溶地貌学研究上的卓越贡献，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国际地理学方面的最高奖章——维多利亚奖章。他成为我国获此奖项的第一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人。任美锷治学严谨，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地球科学家，1990年12月获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授予的“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至今，他仍密切关注国内外科学发展动态，结合自己多年的科研认识与经验，针对当前生产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敏感问题，不断撰文，继续耕耘在科学研究的沃野。
任美锷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他说：“学习无止境，必须勤奋学习，不断吸收新知识，才能赶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学习取得成绩，个人天资尚在其次，关键还是一个勤字。”
只有勤奋学习，锲而不舍，才能在科学上和事业上有所成就。
地层学之父——尼古拉斯·斯坦诺
尼古拉斯·斯坦诺，丹麦著名地质学家，被称为“地层学之父”。
斯坦诺出生在丹麦的哥本哈根，22岁那年，他离开故乡，到荷兰的大学去学习医学。1665年，他又来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那里，他担任过帕多瓦大学的教授，还做过解剖学专家、牧师等。做医生时，斯坦诺发现收缩的肌肉只是改变了它的形状，而没有改变体积。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发现。
由于他在解剖学研究中名气很大，一天，佛罗伦萨的大公爵给他送来了一具刚捕获的鲨鱼的头，供他解剖。当斯坦诺在检查鲨鱼的牙齿时，他发现这些牙齿很像人们在岩石中发现的“舌形石”。以前的人把舌形石说成是从天空上或月亮上掉下来的石头，还有的人认为它是从石头里长出来的。通过与鲨鱼牙齿的比较，斯坦诺终于得出了正确的解释：岩石中的舌形石就是古代鲨鱼的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