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妈说我要结婚，我妈又是一番刨根问底，她还说她要来北京看看儿媳妇，看看亲家和亲家姥姥。我说不着急，等我有时间先带江童回家住两天的，她又问我有没有跟江童讲郑海燕的事，我说没说，她说：“俺儿还不痴，你要是说了，谁跟你？”她又问订婚要给多少钱，结婚怎么个办法儿，以后房子怎么办……问了一大堆又突然说：“你今年还不能结婚，今年是你本命年。”我妈都快成半仙儿了，这么说来明年还不能结婚，江童比我小一岁，而我现在就想结婚，生怕伊莎贝拉展翅飞走，且第二天就死掉。
我跟江童说起我的本命年，她说：“我妈也挺信这个的。”
“那你信吗？”
“我不知道。”
“丢人！”
“那我不信好了！”
“这还差不多！照这么说，明年还不行，你本命年。”
“那怎么办？”
“管它呢！”
“就是，管它呢！咱先偷偷地把结婚证办了吧！”一副要干坏事的欢喜表情。
“我说嘛，遇见你，算是交上了好运气，最好最好的好运气。”
后来一问才知道，办结婚证是需要户口簿的，别提多扫兴了。江童回家寻求姥姥的支持，没想到老太太却说：“这个东西吧，也不是没有道理。我跟你姥爷那是半恋爱半包办，还请的媒人，其实两家早就认识好几辈儿了。请先生查八字，算日子，还得请个全乎人缝被窝……”
我说：“不要紧，我能让我哥帮我偷出来。”
“那我呢？”
“我跟你一块儿回内蒙，咱们大晚上回家，你不是有钥匙吗？等他们都睡着了，咱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偷出来，等咱办完了，再悄悄地送回去。”
“你是不是干过？”
“干过什么？”
“黑社会就是黑社会！”
“你拉倒吧！”
我打电话给我哥，刚说了两句，还没等我提户口簿呢，他说：“林聪被打断腿了。”
“骨折了？”
“没了，一条腿了，膝盖骨都没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黄岛码头上，他碰上了黑蛋儿的伙计，就是当年他拿双管猎枪打伤的那位。当时，就他一人，那伙计让他下车。他想事情都过去两年了，后来也给了他钱，摆平了嘛！他想下来就下来，好好说说就过去了。谁都没想到，那伙计从车里掏出支五连发，就连他们的人都惊了。林聪撒腿就跑，一声枪响，摔倒在地。要不是码头上还有人，他一准死了。那伙计开车走了，从他身边过的时候，他刚刚翻过身来，抬头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他，局外人无法想象的心情。没人管他，他自己爬到车里，打了电话。救护车来时，他已因失血过多失去知觉了。再醒来，腿没了。他都怀疑大夫被收买了，故意锯了他的腿。
打他那伙计没跑了，在满街乱精心组织下，终于在火车站截住了他，当场击毙。
这个人我从来没见过，以前也未听说过。
我已经忘了户口簿的事，他还说：“听妈说你打算结婚了，姑娘怎么样……”即便这样，我也没想起户口簿。
江童问我，我只好说我哥出差了。
世事真的不可预知吗？只是我们想的不够周详吧！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难，我们总是无动于衷，别人的命，不过是一场场习以为常的戏。我没想到他会出这样的事，还死了一个人。他很聪明，从小就是，跟人家打了架就往我们家跑。他也说打打杀杀的都是彪子干的事儿，我以为他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发达，如此看来，这人不是越变越聪明的。上次来，我本想劝他离范福林那些人远点儿，开好自己的饭馆，有吃有喝，不挺好的日子嘛！可我张不开口，自己一屁股屎没擦干净呢，还操别人的闲心？我们不知我们是不是堕落了，堕落到失去了劝人为善的勇气，还是随波逐流的叶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另一片叶子随波逐流，流进万劫不复的漩涡，却伸不出哪怕一根手指头。
正在写一篇稿子，还跟一个要发论文的海南人聊着天，突然接了个电话，说传达室有我的快件要我去签收。想不到有什么快件，也没谁给我送礼啊！明天倒是有个神州数码产品发布会，也不知道能给多少钱的车马费，不是三百就四百，一去就半天，还得准备提问问题，也不比在单位写稿子强多少，现在谁还写稿子？一天到晚跟拉客的似的。丁晓跟他老公都买上了房，年底就能拿到钥匙，现在正计划着买车呢。
到了传达室，也没看见有送快递的，问保安，保安说没有我的快件，我问：“不是你打电话让我来拿快件的吗？”他往外一指，说：“那人在外头呢。”我出去看了一圈儿，还是没见有快递，倒是有个戴墨镜的老在盯着我看，就在我正要转身回去时，他问：“你就是孙嘉树吧？”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胶东口音，我说是，他又问：“郑海生同学吧？”说话间手伸向了包，我转身就跑，迅速绕过铁门，也许他现在已经掏出了枪，正在瞄准，可他瞄不准，因为有栅栏门的掩护。紧挨着大门就有一栋楼，楼北侧有个小门，我冲进小门，一边跑一边听着身后的动静，回头一看，没人跟过来，也许他会在西侧的正门等着我，我赶紧向正门跑去，那时的我感觉戴墨镜的已分成了两个人，从两条道上追过来。我跑到正门，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没有看见一个戴墨镜的，回头看看，也没有。我们编辑部不在这栋楼里，我必须走进院子，院子里停了好多车，它们可以掩护我。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我还在想，我要不要回单位？那个到底是不是要杀我的人，他是怎么知道我的？他为什么要问我那个问题？他会不会跟进来？再敲敲门，靠门最近的小彭会给他开开门，他会将我堵在座位上，从容地从他的包里掏出枪或是别的什么……
我在我们楼门口站了好久，一直没有看到怕见的人。我的朋友还在一台三千公里外的电脑前等我，等着给我钱，四百块，下个月还有四百块，那是他同事。我不喜欢让别人等我，更不喜欢等别人，更别说尚不知他何时来，来还是不来。
我也想过不上班了，我知道上班是冒险，不上班也是冒险。要是不上班了，就连江童也别见了，再也别见了。上班呢？那你刚才跑什么呀？真个是黑衣人的长把儿镰刀，躲也躲不过，迟迟早早的一声响，为另一个世界的开启鼓的掌。
我又坐到了电脑旁，海南的朋友还在等我。很快就谈妥了，我给他发去账号，他说下午就汇款，我竟有些高兴。总也静不下心来，眼睛不是在门上就是窗户上，窗户有护栏的，就算没有护栏也是跑不出去的。稿子还是拿回家写吧，如果还能活着的话。我突然想着，我这坐了大半天了，没人告诉我我出去的半个小时里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我又问了一句，当然是没有。我愈加坚信了我的判断，可他一定是来要我命的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进来，是，保安是会拦住他，他既无门卡，又没一个认得他，可这里毕竟不是中南海，想进来还是有办法的。他会担心无法脱身吗？就算他在我身上打光他所有的子弹，这间屋子里也没有一个人敢动他一指头，他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没有人会以为他们刚刚听的会是枪声，就算是听出了枪声又怎样？还没等警察来数我身上的窟窿，他早已踏上了远去的火车。虽然要了我的命，却无人认得他，悄悄地来悄悄地去，像是从未存在过。
看着我身边的世界，他们还像往常一样地忙碌着，忙着多拉个客人，多挣点儿钱，他和她的客人或男或女、或垂髫或迟暮、或是学生或是老师、或是教授或是官员、或阔绰或拮据、或是今天发了论文明天就升官发财或是上午发了论文下午就吹灯拔蜡。他们忙得顾不上和你说一句话，连口水都忘了喝，有屎有尿情愿憋着，可如此这般又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活着，就这么活着？连张面孔都没有，死了阎王爷都没法点丫名。而我死了呢，他们也不会觉得惋惜，也是，又有什么可值得惋惜的？和他们没什么两样的人。警察会给他们做笔录，他们会有些紧张，还会恼恨我的死耽误了他们工作，耽误了他们拉客。
我试着想把稿子写完，可写得很慢很慢，比时间的流淌还要慢。我又想起明天的会议，既然稿子写不下去，就准备点问题吧！但是，我能活到明天吗？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烦躁地如同三伏天睡上了热炕。如果时间是一条河，我真想把河中的水舀出来，能舀多少舀多少，是死是活，早早见个分晓！
终于下班了，他们都走了，我却不想走了。今天没有课，江童跟她同事去了石家庄，开着车去的，现在的她也是半个司机了。她说晚上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不回来就和同事住酒店了，为了给公司节省开支，他们决定只开一个房间，电话那边传来两个女人的笑声。一天了，也没给她发个短信，该问候问候的，可是说什么呢？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姐姐是只海燕，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
我们大院还有个后门，好多人是不知道的，可我没走后门，我想见见那个人。到了门口，保安突然叫住我，说：“有你的东西。”我看看大门两侧，都快七点了，没有人。传达室里除了保安也没有人。保安说：“我记得下午给你打过电话，好像你还来过，怎么，没找着人？”他拿出一个白色的纸盒子，比鞋盒子薄一半，不知道是不是装过化妆品的。我问：“谁送来的？”
“一男的，戴个大墨镜。”
“他没说别的？”
“没说。”
我拿着盒子出了传达室，举到耳边听了听，没有动静。四下看看，这才想起，那人长什么样并不记得，好像是个平头，穿一件灰色夹克，裤子呢？不记得了，太模糊了，也是，恐惧本就是一团模糊。我边走边看路边的行人，能看多远看多远，能看多少看多少，看吧，说不准看的哪一眼就是最后的留恋。我迅速地打开盒子，盒子里是本书，久违了的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用过的，没有写名字。打开书本，中间夹着一张纸，像是从那种塑料封皮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还写着日期，写着晴转多云，字迹也是久违了的，娟秀的像个女人，我了解，是郑海生的。
我没有看那张纸也没有看课本，我把它们装进我的书包，把盒子扔进了垃圾箱。我走进地下通道，我后头看了看，没有可疑的人。也许那个人只是个来送书的，也许她只想送我一本书和一页日记，也许我该跟那个人说上几句话的，也许是。
一路上没看到有什么人跟着我，本来还想坐上地铁绕一圈的，可想了想还是算了吧。回了家，先做饭。想起该给江童发个短信的，边做饭边发了个短信，很快她就回了，说她们刚刚吃完饭，正逛街呢。我问她明天回来吗，她说放心，跑不了的。我们明天还有课呢。我吃完饭，刷完了碗，打开课本，是郑海生的，字迹是他的，记忆是我的。又看到了凄苦又无处倾诉的小万卡，又看到谢婉莹的《腊八粥》。那时的我们还不知《万卡》是契诃夫的大作，更不知契诃夫是何方神圣，今天再看，才发现万卡爷爷是收不到万卡的信的，可为什么当时的我们竟没发现万卡没贴邮票，地址又只写了“乡下”二字呢？是老师没讲还是讲过又忘了？也不记得老师是不是说过谢婉莹就是冰心，更不记得腊八是周总理的忌辰，只记得张绪站起来大声念课文，一张嘴就念成了“腊八稀”；还有叶圣陶的《粜米》，蔡老师问故事发生在什么时期，郭小军说民国，吴小笛说清末民初，蔡老师很不满意，更不满意的是，没人敢举手了，那么我来试试？我说：“旧社会。”蔡老师说：“大点声儿，让他们好好听听！”
想着想着，就把课本抱在了怀中，不嫌弃的，它也是我的。这才想起那张纸，两面都有字，说的是一件事：
那会儿她已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了，而我还在念幼儿园。她学习很好，经常遭到老师的表扬，我妈老说她的好，还要我向她学习。她喜欢给我讲她们学校的故事，像在给乡巴佬讲述城里的趣闻，乡巴佬听得口水直流。一天晚上，我爸出车没回来，我妈上夜班，那时她还没去工会，家里就我们俩。按照我妈的吩咐，我们锁了院门又锁了房门，九点一过，我们就要睡觉了。家里地方小，我跟她睡在一张床上。进了被窝，她就问我，“你说，男人和女人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可惜没想明白，我摇了摇头。她又问：“想知道吗？”也不记得她问没问过这个问题，反正是她脱了我的裤子也脱了她自己的，好像我们连上衣都脱了。我们就这样站在床上，她看着我，我看着她，她手里还攥着我的小弟弟。她又问我，“你知道男人和女人最爱干的事是什么吗？”她总比我有学问，我就知道她知道。她躺在床上，让我骑在她身上，那是我第一次骑在她身上，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她又让我把小弟弟插进她的身体里，我费了半天劲也没插进去，我觉得这种事情一点儿也不好玩，她一把把我推了下去，还说我太笨。我负气地冲墙躺着不理她，她又跟我说，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爸妈更不行，要是我说了，我知道会怎样。直到今天，我谁也没说，也不知道我说了会怎样。
长大了才知道，那天笨的不是我，是她。她两条腿并得紧紧的，比哈克和吉姆的木排还要紧。
六年级，没错，《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我们都看过，下午六点半准时播放的。
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给我这一页，打算跟我说什么？日期是五月二十八号，是最后一天？差不多，就算不是，那是不是最后一页呢？下边只有两行的空白，不过，有可能。他到底是哪天死的也不记得了，好像当时也并不是确切地知道的。给我课本又是什么意思呢？还是六年级的。是他的遗愿？
越想越不对，已经被人盯上了，还不慌不忙地跟平时一样。绝非是送本书那么简单，我猜他已知道了我的住处，我虽看不见他，他看我，却明明白白。今晚，我不想冒这个险，我锁上了门，趁着夜色，穿过一条条胡同，就算是个鬼，也别想跟上我。我去了一家胡同里的小旅馆，我花了三十块钱，屋里只有我一个人，两张床，有个窗户，可以跳出去，想跳进来，有些难。我插上了门，还搬了把椅子过去，比划了半天也顶不上。行了，顶不上就顶不上吧，我也不想折腾了，也算对得起自己了，生死由命吧！
本不想给我哥打电话的，可想来想去，不打是不对的，再贱的命，也得给爹妈报个信儿。我哥接起电话，我听着声音有些怪，我问他干吗呢，他说他在洗脚，我问说话方便吗，他说方便，可我觉得他越来越不值得我信任了。我还是跟他说了下午发生的事情，他问我现在在哪儿，我说我很安全。他说：“我现在就给大可打电话。”我有种感觉，他根本就帮不上我的忙。过了不多会儿，他打来电话，说：“大可现在弄不过郑海燕，出了事儿之后老实多了。要不是大聪出了事儿，咱还能通过他找找满街乱。”
“不用了，我就是跟你说一声。我自己应付得过来。”
“你怎么应付？”
“不用你管了，我自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你哪儿那么多问题？跟你说不用你管，听不见？操！到时谁死谁活还两说着呢！逼急了我，我就弄死丫挺的！”没等他说话，我就挂了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又打回来，换了副腔调，说：“要不，咱们报警吧！”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可你跟警察说了，警察就会管你吗？他们顶多找到郑海燕敲打敲打她，顶多如此，也许连敲打都敲打不着，一家人嘛！我说：“用处不大，还是算了吧！”他说：“我明天一早就去找她，问问她什么意思？”
“算了吧！我不求她，干吗低三下四的！不就是一条命吗！有本事她就使出来，我还是那句话，谁死谁活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