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孔伯华想着主席的重托，当夜提笔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很快批给了周总理，建议总理找机会与孔老谈一下。
有一天，周总理把他请进中南海，并对孔老说国家正在筹备教学大纲，准备成立新中国的中医学院，希望他能做出新的贡献。孔老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表示愿意把自己当年创办北平国医学院的有关办学资料献给国家，以资借鉴。
不久，周总理就责成新华社和教育部的人专程到孔老家中取资料，当时孔老病倒了，他还是满腔热忱地接待了来访者，并让儿子孔嗣伯把自己当年创办北平国医学院时积累的两柜珍贵的办学资料全部找出来，无偿捐给了国家。
1956年，新中国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创办了四所高等中医学院，其肇始之德当归功于萧龙友、孔伯华等名医的远见卓识和积极争取。
肝主筋，正常情况下，肝血充足，“淫气于筋”，全身筋肉得到濡养；如肝血不足，血不养筋时，则可出现手足痉挛、肢体麻木和伸缩欠灵活等；肝风扰动时，可有手足抖动、抽筋和颈硬等表现。
爪为筋之余，即爪甲可反映出肝、筋的盛衰情况。如肝血盈盛、筋力强壮，则爪甲坚韧、颜色润泽；反之，则爪甲变形，薄而易碎。
肝与眼通过经脉而互相联系，眼得肝血的濡养才能维持正常的视力，肝血不足时，可出现两眼干涩、视力模糊；肝火上犯，可见眼红肿疼痛；肝阳上扰，可见头昏眼花等病状。
此外，肝的经脉循行于两胁，故肝病时多有两胁胀痛的证候。
施今墨巧用药
施今墨，浙江萧山县人，民国时期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善治内科杂症。他豁达大度，谦和可敬，业精于勤，医尚于德，在民间流传有不少趣闻佳话。
他初出茅庐时，曾为当时一位名人看病。病人很多，忙乱中他把病人的性别写错了。开完处方后，那位名人把处方留在了桌上，并对施今墨说：“医生连男女都分不清，这样的药不敢领教。”后来，施今墨经常向子女讲述这件事，要他们引以为戒。
民国初年，曹锟贿选总统时，议会上有位广东议员与人争执，大打出手而致暴怒吐血，回至金台旅馆延医诊治，不仅吐血未止反增便血，几次更医不能见效，延请施今墨出诊。
家人将施今墨引至病人房中，然后将施今墨与病人同锁在房中，告诉施今墨说：“此人救活则放你出来，治死则要你同葬。”施今墨先是气愤，再一想还是先看病人要紧。
他见床帐被褥尽是血渍，病人面无血色，双目紧闭，气息奄奄，嘴边仍有血沫溢出。脉细如丝，似有似无，症情危重。血自上出宜降，下出宜升，今上下皆出血，升降俱不相宜，只有固守中州脾胃才是上策，而补益脾胃唯有人参最良。
于是，施今墨命患者家人急取老山参一枝（约30克），浓煎频频灌服，约一时许，病人不再吐血，脉亦复出。续取老山参一枝，再与灌服。服毕病人已有呻吟，眼可微睁，颔首示谢，生机已复。家人表示歉意并要重谢，施今墨拂袖而去。
大军阀闫某，平素因酒色过度，导致身体极虚，复又感寒，以致高热时见，虚汗淋漓，大有亡阳之虞。于是，家人请施今墨前来为其诊治。
施今墨看过病人后，问其家属：“病人平日最喜爱的东西是什么？”
家人回答说：“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古董瓷瓶。”
施今墨开了处方后，对家属一再叮嘱，有味药引万不可缺。家属说：“不知是何药引，我们一定尽力去找。”
施今墨说：“就是那件古瓷瓶，必须将它打碎煎汤，用其汤煎药。”
家属听后愕然，但为了治好军阀贵体，只好忍痛打碎瓷瓶熬药。患者服药后，得知视为珍宝的古董瓷瓶已被打碎，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病情由此好转，逐渐痊愈。
病人虚极夹邪不能补，外感风寒又汗出不能攻，不发汗又无方可治。施今墨知道闫某生性吝啬，于是用了些平和药，加上打碎其心爱之物，让患者惊急出汗，病即愈。
施今墨还曾巧借药引治恶霸，被传为佳话。当时京城有一伙以“北霸天”为首的恶霸，整天架着活鹰，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施今墨总想为民除害，又奈他不何，终日不快。
有一天，驻京军阀张宗昌的宠妾患病，请诸医施治而未见好转，于是慕名请求施今墨诊治。施今墨经过诊视后，正要处方遣药，突然心生一计，想借此机会设计惩治恶霸。
于是，他对张宗昌说：“夫人病情复杂，病势严重，为求特效，需用奇特的药引配合。但这种奇特的药引难买，有者恐怕不愿割爱。不知将军能否得到？”
张宗昌平素呼风唤雨，高高在上，北京城谁敢不听他的，那受得下施今墨这席激将之语，于是说：“只要北平有的东西，施先生只管使用，没有我张宗昌弄不到手的。”
于是，施今墨用三黄解毒汤、甘草泻心汤化裁为内服剂，药引竟是鹰爪。处方开毕，施今墨对张宗昌说：“近闻北平街市常有胳膊架着活鹰者，若能到手，最助疗效。”
张宗昌听后，马上命令卫队四处搜寻，很快就找到了那伙架着活鹰的恶霸。士兵卫队不容分说，抢得活鹰便去报功。地痞碰上兵痞，怎能惹得起，只有自认倒霉，无可奈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北霸天”们的凶恶气焰被治服，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张宗昌夫人的病，在施今墨的精心调治下，很快就痊愈了。张宗昌亲临酬谢，并问施今墨诸医无奈，而他何有如此本事？施今墨说：“岐黄仁术，贵在辨证，夫人之病有如此特效，主要得益于一般人难以得手的鹰爪。”此话使在座的宾客个个伸出拇指，称其为“神人”。
施今墨所治病人多为别人久治乏效者，但他从不非议他人，反而说：“我的方子，大体也如此。”他的确往往在别人药方上稍事增减，却疗效顿显。施氏常说：“今墨还是治好的病人少，没治好的病人多。”谦谦之风，溢于言表。
1944年，施今墨到天津为巨富金某治病，金某自述四肢无力，食不甘味。施今墨诊视后认为是气虚之症，打算用四君子汤：人参、白术、茯苓、甘草。
此时，金某递上天津名医陈方舟相同处方，告之无效，请求换方。施今墨遂另开一方：鬼益、杨抱、松腴、国老，嘱连服20剂。
后来，金某病愈，登门致谢，并有贬陈方舟之意。施今墨推回礼品，对这位金某说：“我只不过是替陈先生抄了一遍药方罢了。鬼益是人参别名，杨抱是白术别名，松腴是茯苓别名，国老是甘草别名。”金某听后大吃一惊。
自古常有“同行相轻”之说，而施今墨却不动声色地用中药的异名开了同一方，待患者服药病愈后，才风趣地告诉他：“我不过替陈先生抄了一遍药方罢了。”用自己的言行肯定了前医的准确诊断与正确治疗。
施今墨不仅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且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近代中医史上，对中医产生最严重影响的一件事莫过于1929年的“废止旧医案”。它是由余云岫提出的，他认为中医不科学，拒绝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要求取缔中医。
这激起了中医药界的愤怒，为了避免优秀民族文化被毁灭的灾难，中医药界奋起进行不屈的抗争。名医施今墨等组织了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
1932年施今墨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对中医教育作出了贡献。他善博采百家之长，不断充实自己，听说上海名医丁甘仁学术造诣很高，曾乔装病人，多次前往求医，仔细观察丁氏诊病过程，很受启发，认为丁甘仁理、法、方、药运用规范，医案很有参考价值。他在自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就以丁甘仁医案为教材，亲自教授。
脾能转化和输送饮食精华，即运化水谷，包含饮食物的消化、吸收和精华物质的输送等功能，对气血的生成和出生后维持生命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脾胃功能减弱，则会出现进食减少，腹部胀满，大便稀溏及食物不消化等表现。既而影响到气血的生成和脏腑的营养而出现四肢疲乏无力、消瘦、面色萎黄等证候；如水液不能很好运化，还可出现大便稀泻、水睡、痰多或白带增多等病状。
脾能统血，即具有产生和统管血液在经脉中运行而不溢出脉外的作用。如果脾不能运化，即不能正常地摄取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不但血液的生化来源不足，出现血虚证，还会导致脾不统血，出现月经过多，大便出血，皮下出血，流鼻血等病。
虚心反躬重拜师
祝味菊，浙江绍兴人，祝氏先祖世代业医，至其父改行经商，但门风犹存，耳濡目染，自幼爱好医学。及冠进蜀，拜蜀中名医刘雨笙等三人为师，不几年，学而有成。
1926年，因避“川乱”而迁居上海，在三十年代即为上海名医之一。凡遇重症，祝味菊愿一力承揽，不加推诿。起初，同道中对其好用附子很不理解，有的甚至从中诽谤。
1929年秋，沪一巨贾，患伤寒，遍请中西医高手诊治，不仅毫无效果，而且病势日增，某名医断为“误投辛燥，法在不救”。当时四川的祝味菊初到上海，医名未盛。但他敢于力排众议，全力承揽，并“具结”担保，果断采用附子、干姜及麻、桂之剂截断病势，不数日而愈。当时沪上医界为之轰动，不仅赞叹其医术，更嘉许其“具结”之勇气。
陆渊雷说：“君（祝味菊）心思敏锐，又自幼专力治医，造诣非予所及。”徐相任称他为“国医中不羁才是也”，名医章次公也大为叹服，自谓：“此后逢先生则奉手承教，俯首无辞。”陆、章诸公皆为沪上医硕，能说出“造诣非予所及”、“奉手承教，俯首无辞”之语，足见对祝氏钦佩之情，祝氏由此名噪上海滩。
徐小圃，20世纪30年代即为上海儿科名医，初以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为依据，临证用药以寒凉为主。某年夏季，他的儿子徐伯远患病，身热不退。徐氏亲为诊治，久而不效，病情日进，恶候频见，几至于危，亲友建议请其医友祝味菊会诊一决。
徐氏叹曰：“我与祝君虽属莫逆之交，但学术观点不同，他擅温阳，人称‘祝附子’。今吾儿患热病，祝君来诊，无非温药而已，此犹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
又过一天，眼看自己的孩子已奄奄一息，徐小圃乃请祝氏来家诊视。祝氏处方果然第一味就是附子，家人惊骇，坚阻勿服。斯时儿已危在旦夕，祝力说徐，徐勉表同意。
祝亲自检验诸药，认明附块，准定煎煮之时间，亲予灌服，坐以待之，彻夜不寐。而徐小圃即闭门入寝以待不幸。次日清晨，其子身热渐退，而且可以喂食米汤，其后安然入睡。
徐夫人即至小圃卧室报喜，徐氏闻听叩门声，以为不测，急问：“何时不行的？”待告以病势好转，始知大出所料，即往儿室，细审之与昨日已判若两人。
不久，其子即已康复，小圃百感交集，乃曰：“速将我‘儿科专家’招牌取下来，我连自己儿子都看不好，哪里还够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三年。”
其意颇坚决，亲自登门执弟子礼。祝味菊既惊又敬，扶之上座曰：“你我道中莫逆之交，各有片面之见，兄今如此，令人敬佩。若对我有兴趣，今后与兄切磋，取长补短。如蒙垂青，待令郎长大后可随我学医。”
后来，徐小圃的两个儿子伯远、仲才果然随祝氏学医。徐小圃自此也一改故辙，自此亦崇阳虚之论，由主“清”到主“温”，成为温阳派。里证重用干姜、附子，外证广用麻黄、桂枝，尤其擅用麻黄宣肺平喘，时人有“徐麻黄”之称。
《汉书·食货志上》说：“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损有余补不足，意即减少多余的，补充欠缺的，是中医治疗阴阳偏盛的基本原则。
阴阳偏盛，即阴或阳某一方过盛有余，为有余之证。由于阳盛则阴病，阳盛则热，阳热盛时易于损伤机体阴液。阴盛则阳病，阴盛则寒，阴寒盛易于损伤机体阳气。
调整阴阳的偏盛时，应注意有无另一方的偏衰。如仅有一方偏盛，而无另一方的虚衰，即可采用“损其有余”的原则。若即有偏盛，又有另一方偏衰，则当兼顾其不足，配合以扶阳或益阴之法，即采取“补其不足”的原则。
阳盛则热，属实热证，宜用寒凉药以制其，治热以寒，即“热者寒之”。阴盛则寒，属寒实证，宜用温热药以制其阴，治寒以热，即“寒者热之”。因二者均为实证，所以称这种治疗原则为“损其有余”，即“实则泻之”。
陆士谔登广告
陆土谔，民国时沪上十大名医之一，年轻时熟读诗书，名重一邑，后因屡试不第而改研医学。最初，陆士谔在家乡青浦行医，但生意清淡，没事可做便练笔写作。
起初，陆土谔试写了几篇短作，投给报社，没想到居然采登，并获得稿费。后来，他试着写历史小说，也有书局为他出版，因此认识了世界书局的经理沈知方，以及孙玉声。
当时孙玉声在上海开设图书馆，当他得知陆士谔学医，就劝他边写作边行医，且允许他在图书馆设一诊所。诊所开张多时，却无人前来求诊，于是他准备关闭诊所。
沈知方得知此事后，对他说：“要想有生意，最好先登报，让别人知道有你这家诊所。”可广告登了3天，依然没有生意。原来陆土谔的广告是登在分类广告栏，很不醒目。
于是，沈知方又建议他说：“广告不登则已，要登就登在第一版报头旁直行，这样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陆土谔说：“登这样的广告，费用增加若干倍，我实在负担不起。”
沈知方说：“你把广告稿交给我，要是广告登出后没有生意，则费用由我负担。”
第二天，广告刚登出，就有一男子前来请他出诊，付给4元出诊费。这位男子对陆土谔说：“我的老婆发疯，中西医束手无策，请你去诊治一下。”
陆土谔喜出望外，随着这位男子前去诊视，经详细的了解病情后，觉得此病非下猛药不可，但如果误投，则会有生命危险。陆土谔顾不得许多，大胆开了一方。
回到诊所后，陆土谔忐忑不安。晚上，他将所得诊金邀请馆中诸友到附近菜馆大吃一顿，发发利市。正在畅饮之中，馆中的学徒来喊：“先生，白天请诊的人又来找你！”
陆土谔大吃一惊，表面上故作镇静，问道：“来人神色怎样？”
学徒说：“很正常。”
陆土谔这才安了心，命学徒对来人说：“陆医生晚饭后就来。”
饭后，陆土谔到了病人的家中，病人家属告诉他，病人服药后下了许多血。他对病家说：“不要紧，进些冷粥，血便能停止。”病家又送给陆土谔4元诊金。
第二天，病人家属来到陆土谔的诊所，向他长揖道谢，说：“今天病人未再下血，如今神志已清，希望陆先生屈驾再去一诊。”这样诊治多次，病人竟获痊愈。
从此，病家在亲朋好友间为陆土谔广为宣传，就这样陆土谔的医名大噪，从此门庭若市。后来，陆土谔在汕头路口租了间大房子作为医寓，白日应诊，晚上写书，终成大器。
气、血、津液相互协助，共同维系人体的各种生命活动。气是人体循环中必不可少的物质。人体在将水谷精微转化为血的过程中，气充当了原动力的重要角色。
另外，血运行得通畅也是通过心气的推动作用，肺气的输布作用以及肝气的调节血流作用而实现的。还有，保证血不脱离脉管的正常流动，也是气的作用之一。
相反，血是气的营养来源，它承载气，并将2气运输到身体各个部位，使气发挥其作用。因此，中医中有“血为气之母”的说法。
同样，气和津液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首先，津液的生成、输送和排泄都是通过气的气化作用、推动作用以及固摄作用来完成的。
相反，津液不足也会对气造成影响，损伤气的生成等。另外，如果津液的循环出现障碍，津液滞留形成痰液，就会使气的流通受到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