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丰顺县志》中记载：冯芝馨，清代丰顺县名医，治病不拘泥于方书，自出新方，所治皆能见效。曾有一人患鼠疫，身上核结肿如碗大，芝馨命取大水蛭多条，截取竹竿为筒，立于核上，以水蛭投其中。使它吸其毒血，吸饱则更换之，如是者四次，核平为止，并处方服之，果然治愈。
伴随着中国古代医术的海外流传，蜞针法在13世纪即被日本采用。日本有资料论及：“凡患炎症，皆因多血停聚，可用蜞在人身—上任何一处吮血，犹中国之用针砭也，用蜞吮血之法，凡人身热痛红肿，先将皮肤洗净，取蟥数条，多或一二十条，放玻璃杯内，以杯覆盖肿处，任其噬吮。”
水蛭疗法在西欧各国曾经也大为流行，美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也曾用水蛭作为放血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水蛭应用甚广。后来，由于医学的进步，人们才逐渐抛弃了风行一时的蜞针法。
祛风扶阳话乌头
乌头，因其根形状呈倒圆锥形，酷似乌鸦之头而得名。战国时期，庄周的《南华经》中就有了关于乌头的文字记载，最早称之为“堇”，后又名之为“芨”（《尔雅》），秦汉时期《神农本草经》称乌头、乌喙、毒公，嗣后又有金鸦、千秋、耿子、帝秋等雅号。
古代，乌头都是野生的，后来逐渐栽培以供药用。据考证，川乌头之栽培，始见于宋代苏颂《本草图经》，故宋以前所称之川乌头，似亦属野生之乌头。
乌头，味辛、苦，性温，有大毒，功能祛风除湿，散寒止痛，常用于治疗风寒湿痹等。由于有剧毒，故历史上有许多因服乌头中毒丧命的惨痛记载。
《本草纲目》中记载：“吾蕲郝知府，自负知医，因病癣痹，服草乌头木鳖子药过多，甫入腹而麻痹，遂至不救，可不慎乎？”
据史料记载，古代猎人常取生草乌捣滤取汁，晒干成膏，即成剧毒之品——射网，以作毒箭之用。《魏书》云：“远东塞外，秋收乌头为毒药，射禽兽。”南北朝时的陶弘景说：“草乌，捣茎汁日煎为射网，猎人以傅箭，射禽兽十步即倒。”
正由于乌头为大毒之品，所以要加以炮制，以减其毒而后用之。相传，有一次，雷公拿着一块乌头回家，路过好友开的豆腐店，他顺手将生乌头放在豆缸旁，便与好友喝起酒来。
回家后，雷公想起了放在豆腐缸旁的那块生乌头，一旦掉入豆腐缸内就麻烦了。雷公急派人到豆腐店寻找那块乌头，但未见其踪影。会不会是混在豆腐中一起煮了呢？于是让店伙计在锅内打捞，果然找到了那块乌头，此时乌头颜色已变白许多。
后来，雷公将与豆腐同煮过的乌头切片晒干，继续用于治疗风湿痹痛。然而，意外的是，雷公发现经过与豆腐同煮的乌头毒性大减，这样他便找到了炮制乌头的办法。
炮制乌头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清水漂洗数日，然后再用甘草黑豆共煮之熟透，直至用舌尝之无麻辣感为度。乌头一般须先煎一小时以上，只宜暂用而不可久用。经云：“大毒治病，十去其七。”
对于乌头减毒使用，也有医家存有异议。因为他们喜用其生，善用其毒，认为“此药乃医家重要之剂，其效尤为他药所不能及”。《淮南子》云：“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然后良医橐而藏之，有用也。”
槐的药话
《晏子春秋》里记载，齐景公尤爱槐树，特令人守护。守槐者制定了“犯槐者刑，伤槐者死”的规定。有人因酒醉而犯槐，官府要加以刑罚。其女儿找宰相晏子，说：“妾闻明君不为禽兽伤人民，不为草木伤禽兽；今君以树木之故罪妾父，恐邻国谓君爱树而贱人也。”晏子因此面见齐景公，景公颇受感动，遂令“罢守槐之役，废伤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齐景公之所以爱槐，也许与古人认为长期服用槐实能够延年益寿有关。《名医别录》上说：“槐角久服明目益气，头不白，延年。”《普济方》上也说：“将槐子去皮，装入牛胆，阴干，取槐子，每晨空腹服一粒，久服可白发变黑、齿落更生、轻身延年。”
槐实健身却老未必是真，但它是一味常用中药却不假。《神农本草经》将其列入上品，味苦，性寒，功能清热泻火、凉血止血，可用于肠热便血、痔肿出血、肝热头痛、眩晕目赤等症。历代医家主要将其用于痔疾和多种出血证。
明代缪希雍说：“槐为苦寒纯阴之药，为凉血要品，故能除一切热，散一切结，清一切火。”槐角入药有不同的炮制品种：生槐角长于清热凉血，炒槐角能增强止血作用。
明代医家倪朱谟曾有一方，主治吐血、咯血、呕血，或鼻衄、齿衄、舌衄、耳衄，用槐角八两，麦冬五两，水煎熬膏，每日早中晚各服三大匙。
槐花入药较槐实为晚，大约到了唐宋之时才见有医家使用的记载。每当夏季槐花尚未开放时采收的花蕾，称“槐米”，当花初开放时采收的花朵称“槐花”。无论槐花、槐米，均有清热、凉血、止血的作用，功同槐实，可治一切血热所致的多种出血证。
槐树枝条是治痔良药，唐代刘禹锡《传信方》记载，硖州民间郎中王及，有用槐汤灸痔法，是以槐枝浓煎汤，先洗痔，然后再用艾灸局部。西川安抚使判官，曾长途骑骡引发痔疮，到驿站后，“其痛甚楚”，用槐枝汤熏洗，后用艾灸之法，很快治愈，“登骡而驰”。
六腑病的辨证，大多与其生理功能及相应的五脏活动有联系。如胆证多有口苦、耳鸣、黄疸，胃证多有上腹胀满、打饱嗝、口臭、牙龈肿痛、呕吐，大肠证可有腹痛、便秘或腹泻、下鲜血或有红白黏液、肛门坠胀或脱肛，小肠证可有尿短黄、尿痛、脐下痛、睾丸隐痛、口舌生疮，膀胱证可有小腹胀满，小便失禁或不通畅等证候。
化州名药化橘红
橘原产于我国，别名木奴。相传，汉丹阳太守李衡于武陵汜洲上种橘千株，临终，谓其子曰：“吾洲里有木奴千头，不责衣食，岁绢千匹。”后即称柑橘树为“木奴”。
橘子的皮、核、络、实皆可入药。橘皮入药，以色红日久者为佳，且以陈久者良，故有陈皮之名。若除去内层的橘白，就称之为橘红。
化州橘红产于广东省化州境内，因其上有茸毛，又有“毛橘红”之名。它与中药陈皮、橘红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它并非出自橘，而是来源于芸香科植物化州柚的外层果皮。
化州橘红入药最早的文字记载，始见于康熙十四年《广州通志》。化州橘红味辛、苦，性温，功能散寒、燥湿、理气、消痰，可用于风寒咳嗽、喉痒痰多、食积伤酒、呕恶痞闷等症。化州橘红被誉为治痰珍品，清代被列为宫廷贡品。
《岭南杂记》中说：“化州仙橘……其实非橘，皮厚肉酸，不中食。其皮厘为五片、七片，不可成双。治痰症如神，每片真者，可值一金……化皮赝者多，真者甚难得。”
据《岭南杂记》中说，化州仙橘是由仙人罗办种橘于石龙腹上，而且唯此一株，每年所产，按惯例要“报明上台，届期督抚差亲随跟同采摘批制”。化州仙橘树后为大风所折，即其地补种，气味更殊。今称化州橘红者，率以增城各处所出香柚皮伪代之。
另有传言，说是化州仙橘近龙井处，下有礞石。而中药礞石是强有力的坠痰药，橘树得礞石之气，故化州橘红化痰力更胜。
护身灵药话红花
红花，又称草红花、红蓝花、刺红花，早在汉代就已引入我国，据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红花是西汉张骞得种于西域，当初主要在新疆一带栽培，后来逐渐扩大到全国。
古代埃及，红花只有贵族阶层有使用权，法老的木乃伊下葬时用它来染外用的寿衣，以显示其高贵。罗马厄禄王朝时，红花被视为一种“护身灵药”而流传。
我国红花入药首载于宋代《本草图经》，其味辛，性温，功能活血通经、散淤止痛，多用于血滞经闭、痛经、恶露不行、症瘕痞块、跌打损伤等症，为妇科和伤科之良药。
宋代顾文荐《船窗夜话》中载，宋代医家浙江奉化人陆日严医术精湛，当时极有盛名。新昌县有一徐姓妇女产后病危，不远二百余里去请陆日严，陆日严刚来到，产妇已经昏死过去，只是胸膈部位尚温。陆日严仔细诊脉后，认为是产后血闷（血晕），让主人速去购买红花数十斤。红花买来后，陆日严用大锅煮药，等到药汤煮沸，倒入大木桶中，然后上面加一花格木窗，让产妇躺在上面，以药汽熏蒸。药汤稍冷，就再换一桶，如此反复，过了一会儿，病人僵硬的手指开始伸动，后来病人竟渐渐苏醒，脱离了险境。
古代，红花还常用作染料和化妆品，唐代李中在《咏红花》中说：“红花颜色掩千花，任是猩猩血未加，染出轻罗莫相贵，古人崇俭戒奢华。”
熏洗疗法是利用药物煎汤，趁热在皮肤或患处进行熏蒸、淋洗的治疗方法。一般先用药汤蒸气熏，待药液温时再洗。它是借助药力和热力，通过皮肤、黏膜作用于肌体，促使腠理疏通、脉络调和，气血流畅，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现代医学实验证实，熏洗时湿润的热气能加速皮肤对药物的吸收，同时皮肤温度的升高，可导致皮肤微小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和淋巴液的循环，因此有利于血肿和水肿的消散。
其疗法有局部熏洗法和全身熏洗法。局部熏洗法又有手熏洗法、足熏洗法、眼熏洗法、坐浴熏洗法等多种方法。药浴可以被认为是全身熏洗的外治法。
药浴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选配适当的中草药，利用经煮沸后产生的蒸气熏蒸，或药物煎汤取液进行全身或局部洗浴，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宫廷中就盛行用药物进行沐浴，以防治疾病，至清代其治疗范围已遍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科疾病，在药浴种类上有洗、沐、浴、浸、渍、浇等法。
西洋参的发现
西洋参原为进口药材，生长在加拿大南部、美国北部，故又称洋参、花旗参、美国人参等。西洋参的发现，以及成为一种产业，与中国人参市场有直接关系。
1697年，有位叫鲍德伦的学者，在法国科学院首次宣读了关于中国人参的医疗作用的论文，使欧洲人逐渐认识到人参的用途。后来，在华的法国牧师雅图斯以“鞑靼植物人参”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叙述了长白山中人参的形态特征和药用价值，并附绘制的原植物图，发表在1714年英国皇家协会会刊上，这使得欧洲人对中国人参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
后来，论文传到加拿大魁北克的法国传教士拉弗多神父手上，他仔细研究了中国的人参植物标本，认为当地森林与远东地区人参产地的自然环境相近，应当有人参存在。
于是，他雇用印第安人在加拿大南部蒙特利尔的森林中展开寻找，于1716年终于发现了与人参类似的植物。经送法国巴黎植物学家鉴定，认为同属五加科植物，但不同种。
他们为了与中国的人参相区别，就把这种采自大西洋沿岸丛林中的神奇植物命名为“西洋参”。不久，在加拿大东南部、美国东部也找到了野生的西洋参。
由于康熙皇帝曾诏令禁止在长白山采伐森林，一草一木都不准动。禁令造成了人参供应的紧张，从而使得朝鲜高丽参、日本东洋参以及北美西洋参得以相继流入我国。
西洋参发现初期的资源蕴藏量是惊人的，据研究西洋参的先驱者斯坦丁的描写，从明尼苏达州到卡罗来纳州，森林中一些地段到了不践踏参苗难以通行的程度。
1752年，仅法属加拿大专卖业每年就向中国输出价值5000万法郎的西洋参。另据载，1773年就有55吨西洋参从美国（当时还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的波士顿运到中国。
19世纪美国的西洋参以中国为主要出口对象，由于大量采挖，野生西洋参迅速减少，逐渐产生栽培西洋参。19世纪末美国创办第一家西洋参种植场，以后加拿大也开始人工种植。20世纪以来野生资源减少，现今的西洋参药材均系栽培品。
西洋参经贩运到中国可换得大量的黄金，因此，西洋参在北美一直有“绿色黄金”的美称。西洋参传入后，清太医院的御医们对西洋参进行了集体研究鉴别，并按中医药学理论研究了西洋参的性味、归经、功能和主治。
《本草备要》中将西洋参列入新增的第一种药，称“西洋参，苦甘凉，味厚气薄，补肺降火，生津除烦，虚而有火者相宜。”这是中外古今首次将西洋参收载于医药文献中。
后来的《本草纲目拾遗》、《药性考》等医药学古籍，都对西洋参有详细论述，认为西洋参性凉，味苦、微甘，功能补阴、生津、止渴。中国红参温补，西洋参凉补，疗效各有长短，可视病患实际需要酌选应用，不可简述孰好孰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