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君子别名留求子、病柑子，其味甘，性温，功能杀虫消积、健脾，主治小儿疳积虫证腹痛，是儿科良药，所以民间有俗语云：“欲使小儿喜，多食使君子”。一般用量为6~10克，小儿嚼服时总量不宜超过20粒。
使君子入药较晚，首见于北宋《开宝本草》，云：“俗传始因潘州郭使君疗小儿，多是独用此物，后医家因号为使君子也。”
相传，北宋年间四川潘州，今松潘一带，有位名叫郭使君的先生，经常上山采药。有一回，他无意中发现一种落叶的藤状灌木，它的花朵颜色十分鲜艳，而且芳香扑鼻。
有趣的是，这种藤状灌木每年夏秋季开花，每当黄昏来临，花朵开放，花瓣颜色初开时呈白色，待第二天清晨变成粉红色，到了傍晚又变成红色，3天以后逐渐变成紫红色。
这种花朵颜色几经变化的植物，引起了郭使君的注意。到了九十月份，这种植物结果，其果如山栀，但棱瓣深而两头尖；亦似诃子，但体轻而内又含仁。
郭使君去壳尝之，味甘淡气芳香。一位过路的樵夫告诉他，这就是“留求子”，无多大用处。郭先生感到新奇，便摘下一些带回家潜心研究。
过了几天，郭使君见采回的留求子尚未干透，恐其发霉，便放锅内炙炒一下，顿时香气四溢。年仅五岁的小孙子闻其香味，吵着要吃，便拣了四五枚让其尝之。
次日晨，小孙子竟然便出几条蛔虫，中午吃饭也比平时香。郭先生感到奇怪，于是又把昨天炒熟的留求子给小孙子吃了十多个，不料未到一个时辰，只见小孙子一个劲地打呃，还伴着呕吐，郭使君一时慌了，忙用生姜、陈皮等止呕药给小孙子止呕。
估计是吃得太多的缘故，于是次日又减半让小孙子吃下，当晚又解出数十条蛔虫。郭使君这才知道它能驱蛔虫。从此以后，郭使君在遇到有蛔虫病的小孩，都让他们吃留求子，病儿也十愈其九，留求子逐渐被乡邻以郭使君的名字所取代，称之“使君子”。
使君子炒熟后味道甘美香甜，易为儿童所接受，故李时珍赞其“为小儿诸病要药”。《本草经疏》中说：“使君子为补脾健胃之要药，不苦不辛，能杀疳蛔，故为小儿上药也。”
在闽南、台湾一些地区，七夕节有驱虫保健的习俗，这天晚餐食用以使君子煮的鸡蛋、瘦猪肉、螃蟹等，并吃石榴，因为使君子和石榴都有驱虫的功能。
相传该习俗始自北宋景祐元年，当时闽南一带瘟疫流行，名医吴本看到大人小孩面黄肌瘦，不少人还患有虫病，就倡导大家多食使君子和石榴，民众都遵嘱去做，效果很好。
因时值七夕期间，后来相沿成俗，时至今日。吴本深受当地人民爱戴，其家乡闽南白礁建有他的塑像。宋成祖追奉他为“慈济真人”，明成祖追封他为“万寿无极保生大帝”。
吴茱萸的来历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唐代诗人王维的这首七言绝句脍炙人口。诗中所描绘的是重阳节用茱萸以避灾邪的风俗。
重阳节用茱萸避邪，最早见于《续齐谐记》。当时汝南人恒景随东汉道士费长房学道，一天费长房对恒景说：“九月九日你家将有一场灾难降临，全家必须在那天离开家，每人用红色的袋子装满茱萸系在臂上，到一个高处饮菊花酒，此祸可除。”
恒景听后马上回家，照费长房的话做了。全家人在九月九日的晚上从山上回到家，见家中鸡犬牛羊全部暴死。费长房听后说：“这是鸡犬牛羊代人受祸啊！”
于是，后人就在九月九日这一天登高饮酒，并佩戴茱萸，“重阳登高，效恒景之避灾”，以后渐渐形成一种习俗。吴茱萸因此而得了一个“辟邪翁”的雅称。
吴茱萸是一味常用中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中品。古人认为入药以吴地所产为好，所以称吴茱萸，或吴萸。关于吴茱萸，民间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吴茱萸原生长在吴国，称为吴萸。有一年，吴国将它作为贡品进献给楚国，楚王见了大为不悦，不听吴臣的解释，将其赶了出去。
幸亏楚国有位精通医道的朱大夫追去留下了吴萸。一日，楚王受寒而旧病复发，胃痛难忍，诸药不效。此时，朱大夫将吴萸煎汤治好了楚王的病。
当楚王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前往吴国道歉，并号召楚国广为种植吴萸。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朱大夫的功劳，楚王把吴萸更名为吴茱萸。
吴茱萸味苦、辛，性热，有小毒，功能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常用于治疗厥阴头痛、寒疝腹痛、寒湿脚气、经行腹痛、脘腹胀痛、呕吐吞酸、五更泄泻等。
李时珍收集一单方：吴茱萸研极细末备用，每次用少量细末加适量好醋调成糊状，涂在纱布上，敷于双侧涌泉穴，即足心，一昼夜后取下，治慢性复发性口腔溃疡很有效。
泄泻，《内经》以“泄”称之，汉唐书包括在“下利”之中，唐宋以后才统称“泄泻”。古有将大便溏薄而势缓者称为泄，大便清稀如水而势急下者称为泻，现在一般统称泄泻。
泄泻的病因是多方面的，外感风寒暑热湿等邪气，内伤饮食情志、脏腑失调皆可致泻。外邪之中湿邪最为重要，湿为阴邪易困脾土，运化不利，升降失职，水湿不分，混杂而下，而成泄泻，其他诸多邪气需与湿气兼夹，方易成泻。
其他脏腑只有影响脾之运化，才可能致泻。泄泻的病位在肠，但关键病变脏腑在脾胃。若脾胃运化失司，则小肠无以分清泌浊，大肠无法传导变化，水反为湿，谷反为滞，合污而下，发生泄泻。然而脾气之升降又与肝气之疏泄有关，若肝郁气滞，横逆犯脾，则升降失职，清浊不分，发生泄泻；脾胃之运化又与肾阳之温煦有关，若肾阳不足，失去温煦，则脾失健运，水湿内停，而成泄泻。可见泄泻的发生尚与肝、肾有密切关系。
湿为泄泻的主要病理因素，脾虚湿盛是其发病关键，故治疗应以运脾化湿为原则。暴泻应以祛邪为主，切忌骤用补涩，清热不可过用苦寒；久泻当以扶正为主，不宜分利太过，补虚不可纯用甘温。泄泻痊愈后，应注意饮食调养，防止复发。
槟榔：中国式口香糖
相传，炎帝女儿“宾”的丈夫长得聪明威武，一次同妖魔相斗，不幸被杀死在昆仑山下，化成一片树林，并结出累累果实，即今天的槟榔。其妻“宾”便将果实装在荷包里，常带在身上以示怀念。据说，人们吃下这种果实就不怕妖魔作恶了。
我国南方人，尤其是黎族、傣族等少数民族，有嚼吃槟榔的习俗。嚼槟榔先苦后甜，越嚼越有味，所以有人趣称之为“中国式口香糖”。
岭南人喜嚼食槟榔以代茶，说槟榔有预防瘴气的作用。宋代罗大经初到岭南时一点也不能吃，后来能稍微吃一点，再后来就一天也离不开了。他在《鹤林玉露》一书中说槟榔“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饥能使之饱，饱能使之饥”。
槟榔常被用于醒酒消食。《南史·列传》中记载有宋武帝时名臣刘穆之的一则轶事，据说穆之少时家贫，但好酒食，屡上妻兄处乞酒，妻江氏屡劝不止。
一日妻兄家办喜事，穆之不顾妻子劝告前去，酒足饭饱之后，向妻兄乞槟榔消食。当时，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
其妻听后深以为耻，归则暗剪秀发出售，回请兄弟以挽回一些颜面。后来，刘穆之作了丹阳尹，某日设宴招待妻兄弟，待其醉饱后，令仆以金盘满盛槟榔奉上。
槟榔入药，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并将其列为中品。书中说：“主消谷，逐水，除痰癖，杀三虫伏尸，疗寸白。”
槟榔味苦、辛，性温，功能杀虫消积、降气行水、截疟，主要用于绦虫、蛔虫、姜片虫病，以及积滞泻痢、里急后重、水肿脚气和疟疾等。
李时珍认为：“食槟榔有损正气，不宜久服。”清代名医王士雄认为，槟榔“制肥甘之毒，膏粱家宜之，虚弱人及淡泊家忌食”。
十方九当归
古人常以药寄情，即以中药来表达不同的情感。崔豹《古今注》中记载，古人相赠以芍药，相招以文无。文无一名“当归”，芍药一名“将离”故也。
唐代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和杨贵妃被迫离开长安。临行时，大臣罗公远将一个密封的锦匣送给皇帝，匣上写着“愿此物保君王一路平安”。
玄宗匆匆离京，无心查看是何物。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被平息后，唐玄宗才命人打开包封，只见匣中是几支上等的当归。皇帝大喜，即命摆驾返回长安，重赏罗公远。
当归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称之为“子归”，以治妇人“漏下绝子”故名。《本草纲目》中说：“当归调血，为妇人要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
当归味甘、辛、苦，性温，功能补血调经、活血止痛、润肠通便，是和血补血的要药，可用于血虚证、妇科病、腹痛、痈疽疮疡、风湿痹痛、跌打损伤、血燥皮疹、肠燥便秘等症。
古代医案中，有妙用当归者。有一女病人，产后二十几天，突然发热，头痛身痛，四肢酸楚，胸满恶食，大便秘结。一医诊之，断为外寒夹食滞，气血不和，便用生料五积散，一服诸证尽解，唯头痛不止，大便不通，再服仍无效，因而请教于当时名医缪仲淳（公元1546~1627）。缪先生诊之，嘱其加一两当归身，服之果然大便通畅，头痛立止。
中药配方中素有“十方九归”之说，当归使用非常广泛，许多名方都离不开当归。当归酒炒，能为强活血作用。通常补血用当归身，活血用当归尾，和血（补血活血）用全当归。
牛黄：牛的胆囊结石
牛黄是牛胆囊里的结实，作为药物用的历史悠久。据说，扁鹊与牛黄还有一段趣事。
相传，有一天，扁鹊为邻居阳文锻制了一块青礞石，准备研末做药治他的中风偏瘫。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原来是阳文家中养了一头十几年的黄牛，不知何故，近两年来日见消瘦，不能耕作。阳文的儿子阳宝请人把牛宰杀了，他在牛胆里发现一块石头。
扁鹊对此石头颇感兴趣，嘱咐阳宝将石头留下。阳宝笑问道：“先生莫非想用它做药？这石头乃是我家黄牛的病根，哪能治病？”说着就把结石随手和桌上的青礞石放在了一起。
正在这时，阳文的病又发作起来，十分危急。扁鹊叮嘱阳宝：“快，把我桌上那块礞石拿来。”阳宝气喘吁吁地拿来药，扁鹊也未细察，很快研为细末，取五分给阳文灌下。
不一会，阳文停止了抽搐，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当扁鹊回到屋里后，却发现礞石仍在桌上，而那块从牛胆里取出来的石头不见了，忙问家人：“何人动了我那块石头？”
家人说：“刚才阳宝回来取药，说是你吩咐过的。”
这个偶然的差错，使扁鹊深思：“难道牛胆里的石头也有豁痰定惊的作用？”于是，他第二天有意将阳文的药里的青礞石改换为牛胆里的那块石头。三天后，阳文病势奇迹般地好转，不但止住了抽搐，而且偏瘫的肌体也能动弹了。喜得阳文连声称谢。
扁鹊说：“不用谢我，还得谢谢你家公子呢。”于是将阳宝错拿药物的经过讲了一遍，并说：“此石久浸于胆汁中，苦凉入心肝，能清心开窍，镇肝熄风。”
阳文问道：“这药叫什么名字呢？”
扁鹊思索片刻：“此石生在牛身上，凝于肝胆而成黄，可称它为‘牛黄’。”然后又说：“牛黄有此神效，堪称一宝，牛属丑，再给它取个别名，叫‘丑宝’吧！”
牛黄味苦、甘，性凉，功能清心开窍、豁痰定惊、凉肝熄风、清热解毒，主治热病神昏谵语、中风痰迷、惊痫抽搐、癫痫发狂、牙疳、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痈疽疔疮等病症。
《神农本草经》中把牛黄列为上品。明代医家缪希雍说：“牛为土畜，惟食百草，其精华凝结为黄，犹人身之有内丹也，故能解百毒而消痰热，散心火而疗惊痫，为世神物，诸药莫及也。”
牛黄的珍贵，在于它来之不易。牛黄是病牛体内的一种结石，牛得了这种结石症后，便会出现枯瘦、吃草少、喝水多、行走无力、眼睛发红失神等症状，最终病死。所以，一枚牛黄的获得，往往是以牺牲一头牛的生命为代价的。
宋代董弇在《闲燕常谈》中记载，宋徽宗政和初年，户部下提举司下令在全国各地购买牛黄，以供惠民和剂局配药时使用，由于“督责急如星火，州县百姓竞屠牛以取黄”，但仍与索求的数量相去甚远。
于是，各地方官乘机从百姓中敛钱，以贿赂上下官吏以求免，并中饱私囊，各地方百姓叫苦不迭。独有山东莱州掖县知县汝霖写状至提举司申诉说：“牛遇岁疫，则多病有黄，今太平日久，和气充塞，县境牛皆充腯，无黄可取。”提举司对此无可责备，使一县获免，百姓无不感戴知县。
由于牛黄的疗效神奇，加上药源稀少，所以天然牛黄就显得非常珍贵。如今，主要是通过人工方法来培育出牛黄，即在牛的胆囊置入异物（埋核），以便培育出牛黄。
痰迷心窍的主要诱因是情绪刺激，典型表现是疯癫，说白了就是精神分裂。
中医认为痰是一种“其液黏稠”的病理产物，有狭义的有形之痰和广义的无形之痰之分。狭义的痰，看得见，摸得着，故称有形之痰。
有形之痰，质地稠厚叫痰，质地清稀叫饮；根据痰液的颜色和性质，又分为热痰与寒痰两类，痰色黄稠如胶者为热痰，痰液澄白清稀如水者为寒痰。
无形之痰，是中医特有的一种概念，乃脏腑功能失调，体内津液代谢失常而致，痰停积于经络、脏腑，引起各种顽症、怪症。因手不可触及，眼不能见之，故称无形之痰。
其致病无一定的规律，症状表现离奇古怪，变化多端，因此有“痰为百病之母”的说法。临床上遇有疑难杂症，症状离奇，只要是舌苔腻，脉濡滑，体肥胖，常从痰来辨治。
延年益寿话茯苓
茯苓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并被列为上品，言其“主胸胁逆气……利小便。久服安魂养神，不饥延年”。茯苓味甘、淡，性平，功能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常用于水肿尿少、痰饮眩悸、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惊悸失眠等症。
茯苓是药食两用的珍品，具有重要的滋补作用。魏晋时期服食茯苓蔚然成风，《梁书·陶弘景传》记载，陶弘景辞官隐退时，梁武帝令“月给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饵。”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辙，年少时身体十分虚弱且疾病不断，虽四处求医问药，却疗效甚微。步入而立之年，整天心慌气短、头晕，身体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
后来，苏辙干脆找来医书，开始自学。他毕竟聪明过人，又勤学好问，没费太多工夫，便对《神农本草经》中数百种中草药的性味、功用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他发现茯苓这味药药性十分平和，《神农本革经》中说“久服可安魂养神、延年”，正好对自己的病症。于是，他买了些茯苓，天天坚持服用。
果然，不出一年，以前那些十分难缠的痼疾都神奇般地消失了，身体更是一天天强壮起来。后来，他还把这段经历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并推荐人们用茯苓祛病延年。
《柳宗元集》记载，有一天柳宗元突然患病，脘腹部胀闷不舒，于是去找医生诊治。医生诊完后说，用茯苓可治此病。柳宗元就从街上买药回家，服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了。柳宗元就派人把医生找来，质问其原因。医生听完后，要求看一下药渣，发现他煮的是老芋头。原来卖药人用假药欺骗柳宗元，于是柳宗元专门撰文《辨茯神文并序》，申辩茯苓伪劣、申明茯苓的功效，警告世人，避免上当。
据说，慈禧太后为了养身延年，采纳了太医的进言，命御膳房用精白面和茯苓粉制成“茯苓饼”供膳，并常以此赏赐大臣。因茯苓饼既有清香之味，又有祛病延年的功效，故成为清王朝宫廷里的名点，从而使茯苓饼盛行于世，成为京都名食，饮誉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