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的精神和道德层面。深创投曾投资了一家做艾滋病药研究的企业，预期可以是个明星企业。如果这个企业还存在的话，肯定会出现在创业板第一批上市公司阵容里，但是它倒闭了，老板也锒铛入狱了。为什么呢？在做企业过程中，他利用这个平台，想自己挣更多的钱。靳海涛认为如果一个创业者把钱看得最重要，早晚要失败，因为他可能为了钱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深创投投资的另一家企业，在路由器行业兴盛时做路由器，做得不是太成功，就转向网络安全，干了一段，又不行，现在转向了系统集成，一个在中国可能做不大的行业。如果这位创业者坚持做路由器，靳海涛认为这家公司至少不是现在这种境地。
企业发展战略层面。创业不能只知道今天干什么，而不知道明天干什么。比如扩张。对于创业者来讲，第一不能做小脚女人，不去扩张。第二不能偏听偏信资本运作者的主意，在不该扩张的时候去扩张。要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去做。扩张不及则忧，但扩张过度，比不及还差，就像一句成语“过犹不及”。深创投投过一家做工业化厨房的企业，第一个厨房还没有运行，就去扩张做第二个厨房。第一个厨房的运营是非常重要的，在运营中找到好和不好的地方，再根据运行的实际情况建第二个厨房。结果还没能把第二个厨房扩张起来，资金链就断裂了。
企业的资本运作战略层面。很多企业家缺乏资本运作的判断能力，偏听偏信财务顾问。但如果企业制定了资本运作的规划，一定要自己首先搞明白，要持续积累，这是非常重要的。大体了解后，还要做到兼听则明。比如只听一家财务顾问给出的意见，也许会违背企业利益最大化。因为财务顾问是有特长的，比如说有的机构的特长是做美国上市，他如果给你推荐别的地方，他的饭碗就没有了。
公司治理结构层面。很多创业企业是家族企业，不少还是夫妻店。靳海涛的观点是，如果一个企业想成功，必须关掉夫妻店。家族企业想成功，必须适度地进行决策阳光化。家族企业会产生什么问题呢？第一是员工缺乏责任感；第二是碰到困难的时候，员工很难同舟共济；第三是无法做到集思广益。还有核心创业人员持股比例过低。核心创业人员的持股比例如果低于30%，成功率就低（国有企业除外）。深创投投过这样的企业，行业很好，企业水平也很高，从这个公司出来的人，已经缔造了一批伟大的公司，而这个企业却走向没落，原因就是骨干没有股份。还有一些靠创投支持下来的公司，大股东是创业投资机构，创业团队持股比例很小，这种企业的成功率也低，创业者骨干股份少，做事的心态和方法都不一样。
另外，靳海涛表示创业也好，投资也好，不要在行业中后期或顶点进入，而要选择在行业的爬坡阶段投资，否则未来3~5年都是艰难的生存期。深创投曾经投资一家企业，投资当年就是利润最高点，因为这个行业走到顶点了。2006年年底，深创投投资了做锂电池正极材料的企业，利润不足300万元。在别人还不敢投的时候深创投投资了该公司，结果企业高速成长，2009年利润已经达到4000万元，最终企业上市了，深创投赚了近50倍。
最后一点，不要忽略新项目的凌乱美。对此靳海涛称：“对项目亮点的准确判断是成功的一半，比如腾讯。十年前，腾讯找我们投资，我们看不明白，或者说对凌乱美没看明白，没投。如果当时投500万元，现在的市值应该是400亿元。”
为了更大化激励创业企业，靳海涛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投资理念。即以未来的盈利甚至是阶段性的成果作为估值的依据，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创业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给予约束，若企业达不到规定指标就要赔股份、赔钱，甚至回购股份。而约束的目的，是让创业者不能不负责任的夸大事实，不能想歪门邪道，要形成一种很好的风气。
勇于开拓
勇于开拓就好比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一是敢于投新生事物。投资新生事物并不是瞎投，而是觉得有亮点，在盈利模式还没有的情况下敢于冒险，这是值得尊重的。例如深创投投资的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产品是第二代宫颈癌疫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是预计拿到新药证书的时间在6年以上。这期间一直进行投入而很难产生收入，创始人陈小江无法想象如何在这漫长的时间内，把企业坚持到最后。这时候，深创投和另一家民营投资公司前期总共投入3300万元。在靳海涛的规划中，康乐卫士一开始就完全按照上市公司的规范操作，他认为这一疫苗会成功搭建出“有名望、有品牌”的大平台。因为看好这个新兴的项目，即使在康乐卫士未能正式生产产品的情况下，深创投仍进行了第二期投入，直到该产品完成临床试验进入产业化。
二是敢于开拓新的资本市场或者是进行资本运作的新举动。深创投积极地开拓包括韩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的资本市场。在资本运作的新举动上，深创投集团在中国资本市场创造了第一个网、第一个供应链、第一个网络视频等企业的IPO。
对于做创投要不要冒险开拓新市场的问题，靳海涛认为可以上升到民族责任来说，他称：“企业在国内上市后，它还选择在国外上市，但每个市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会适应不同企业的需求，需要我们创投积极去研究和开拓。十六个资本市场，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这都是别人开拓的，但我们可以选择其他市场，于是就开拓了德国、韩国。”
此外，靳海涛认为，企业必须有决心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适应区域经济的变化，他说：“我们对企业的要求，或者说我们觉得企业在从事经济过程当中，你要有一个理想，不管在哪里你都敢卖，有的企业只敢在国内卖，不敢在国外卖，这样的企业生命周期会很短，也有的企业只敢在国外卖，不敢在国内卖。你具备不了在国内卖的条件也不行。”
此外，在深创投集团的制度安排方面，靳海涛坚持公司制。他认为，现在虽然一般都是讲合伙制，但那是从战术层面去思考，如果从民族品牌和战略层面出发，就应该讲公司制。
他认为合伙制有几点问题，特别是如果要从建立民族品牌的高度出发，会存在矛盾：一是在投资战略上难以确立长期行为。一支基金一般都七八年，前三四年投入，后三四年收获，合伙制根本无法做战略考虑。二是合伙制取向上偏重中晚期的项目，特别是机会性的投资，因为一般合伙制必须三年就退出来，所以中晚期居多。而我们市场缺失的恰恰是早期。三是合伙制更多体现的是资本的一种投入功能，因为时间太短，很难建立规范的服务体系。这几点，和靳海涛的民族责任意识、战略部署及服务理念是相矛盾的。因此，深创投选择的是公司制。他认为采取公司制的好处有几点：一是长期行为，战略战术合理的配制。二是网络拓展，可以放眼将来。三是资金循环使用。因合伙制基金不能够循环，且不能利用财务杠杆，导致无法放大投资。
“所以整个制度设计过程中我们强调的是集体作战，不是突出个人。我跟外国人讲了一句话，我说你用两个合伙人再加三四个投资经理管理基金好，还是用深创投150个投资经理管好？他说肯定是后边的好，但是外国人不这么干。西方基本是合伙制基金，他们强调的是个人主义。”靳海涛说。
2011年7月，靳海涛在首届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峰会上就创投机构“十二五”期间的主要投资方向和使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由于我国经济已经过了30年的高速发展，正处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转折时期，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传统型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所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人为本的创新型经济，是中国经济必然的选择，也是创投机构‘十二五’期间的重要使命。具体来说，要通过中小企业、新兴产业企业、未成熟企业和有转型升级需求企业的四个投资方向的选择来充分发挥创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先导性作用，同时履行创投机构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正是由于靳海涛对民族打法的坚持和对民族责任的弘扬，造就了本土创投的民族品牌，促进了深创投的全面发展。靳海涛带领他的团队正在为成为国际金融投资界知名的中国民族品牌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