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理性与感情却不一样。从一些并购的案例可以发现，巴菲特在投资过程中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冷酷的为股东利益服务的机器。这在金融市场里是理所当然的，不这么做才有些奇怪。可奇怪的事就会发生在我们的A股。如果在市场中足够久，一定会记得5·12汶川大地震事件。A股市场出现了一轮如火如荼的“支持灾区重建，不卖四川股”的活动。这个时候出现的讲政治简直是空前的统一，然而这一切能算得上价值投资？灾区重建概念也就罢了，尽管很难想象地方政府会允许区域内企业大发国难财，而捐出去的款到底对捐款公司的价值有无损害也没人在意。但连受灾严重的上市公司走势依然强劲就彻底在价值层面说不过去了吧。地震利空这么明显的事都能走出利好的结果，这着实是让那些喊着价值投资的人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旧事重提，并不是因为反对托市，实际上在第一章里笔者的观点就已经很明确了——破坏利益共享的格局对任何一个市场参与者都没有好处——政府要让这个市场稳定的发展就需要在市场过热的时候打压，市场需要呵护的时候给予政策。但只要读者暂时能放弃无聊的“世界上的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两分钟，不漫天联想、上纲上线的偷换“价值投资”概念，那维护市场稳定跟价值投资就可以没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件感情上顺理成章的事也确实对所谓的价值投资嘲讽了一番。
市盈率：动态还是静态
投资者一定不会对市盈率这个概念感到陌生。财经资讯上天天会有人出来谈论个股或市场的市盈率水平。而一个小问题是“究竟应该用动态市盈率还是静态市盈率？”笔者建议还是应该用静态市盈率。彼得·林奇在《成功投资》一书中使用的是静态市盈率概念。而且参考这些价值投资大师们对于分析师的态度也能得到佐证。例如，林奇曾指出热门股Ross Perot的EDS公司高达500倍的市盈率不合理，而更为让其吃惊的是分析师竟然在报告中认为合理的估值应该达到1000倍。动态市盈率因为融入了分析师对于增长的预期，所以其可信程度要打个折扣。2007年A股股指的静态市盈率达到70多倍，显然超出30—40倍所谓的合理水平千万别跟行业较真，凭什么30—40倍就是合理。很多专家学者都曾经试图给过解释，笔者就没看到过一个能严谨到站得住脚的。就这样成了一个行业共识，没什么为什么。于是媒体中动态市盈率大规模走到前台，考虑到增长因素A股终于又不贵了，讽刺的是第二年次贷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超出了预期”，潜台词是“这事也不能赖我”。就凭这件事和分析师的这种忘性，个人投资者也应该使用静态市盈率。实际上，研究所层面也有不同声音。笔者曾参加过某券商研究所数量化团队组织的小范围讨论，其研究员也表达了对动态市盈率的不信任。而央视财经频道一次对樊纲的采访实际上，如果以“樊纲”、“70倍市盈率”为关键词搜索，读者一定会看到2008年一系列的相关报道。其引用的市盈率数值也能看出来采用的是静态法。静态市盈率已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了，尤其是TTM法已经可以把盈利水平压缩到报表间隔而不是年度值，究竟还有怎样的必要让个人投资者非为这种会受到市场影响的动态市盈率买单是笔者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在一个屡次证明分析师意义有限的市场环境下又多一个“证明分析师价值的手段”，这到底算是什么畸形结构呢？
历史、未来与模式的延续
不要以为基于未来现金流折现的思维就可以摆脱历史数据的束缚。格雷厄姆就曾经在《证券分析》一书中指出：“价值分析的有效假定是，过去的记录至少能对未来提供大致的指导。这一假定越是有问题，价值分析就越不那么有价值。因此，这种方法在应用于优先证券时要比应用于普通股更实用；用于分析具有内在稳定特性的企业要比用于分析有可能发生很大变化的企业更有用。总而言之，在相当正常的一般条件下运用这项技术，要比在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和根本性变化的时期运用这项技术更为有益。”
这段话什么意思？至少笔者可以看出“历史数据和对于未来的估计两者关系紧密，不宜分开。”回忆一下商学院的教授讲估值时建议的“看看过去5年的历史数据，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充分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预估”的建议就会明白，这里暗含的假设是发掘已有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可不是天马行空的拍脑袋瞎猜。这个教诲也不是什么新事物，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第七章也有涉及。只是今天我们的价值分析手段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而已。可既然我们把它抽象到了已有数据模式的延续，是否这可以作为其他分析手段的基本依托呢？笔者看不出任何的不妥。于是基于模式识别的分析手段似乎也不必遭到过多的非议。
“中国式价值投资”才是正途？
个人来说，笔者喜欢李驰的风格。不在于他的那本《中国式价值投资》请到哪个大人物写序言，也不在于他能在2007年下半年的高峰全身而退，次年下半年又进场抄底。而是他敢于有选择、因地制宜的吸取大师的营养。觉得彼得·林奇的PEG有用就作为“我的秘密武器”，觉得彼得·林奇说择时问题没用就忽略。而且其也能找到大师的言行加以佐证。至于其表现是否真能持久打败指数，在笔者看来已经不重要了。笔者愚以为这才是学习的真谛。结合自身所处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选择的接受知识才是正常的态度。尤其是投资这种根本没有标准答案的行为，这么做的意义简直是肤浅得不言自明。
虽然笔者推崇这种学习方式，但一个伴生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怎么知道大师的哪条建议有用，哪条是没用的？实际上，历史检验是唯一方法。费思的“海龟交易法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这个问题。脱离实际的唱高调，就是一派胡言。大师的建议如果是真实的，那也是经过历史操盘得到的真知灼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者都面临一样的尴尬。这和是否处在图表的最右端道理类似。我们都必须假设某种学来的有用知识、操作的逻辑会在明天延续。
到了这里，“中国式”的任何东西都是有道理的。说择时问题是价值投资，那就是好了。价值投资本来就可以多种方式解释，没什么固定模式。PEG是个什么东西？李驰说的好：“小学算术”。就这么个水平的东西，还嘲笑人家算移动平均线的？省省吧！能经得起检验的方法用就是了。尤其是我们不需要考虑一个大众喜欢的名字来贩卖产品的时候更是如此。笔者就碰到过有行业研究员分析一个盈利能力不强的上市公司，因为三网融合的概念就写推荐的事。背后的逻辑竟然是：“之前不好都值这个价，这有好消息还不得……”这都可以当报告写，价值投资到底在大家嘴里是个什么玩意儿？有这样的推动力，同涨同跌的现象能消失简直是奇迹！李驰说的有道理，哪天“二八现象”能当正面词汇出现在媒体中，或许这才能算作正常吧。但笔者一点都不想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会发生上。如果读者抱着点幻想才能有安全感，那就如此吧。这就像要从有“物品依赖”倾向的小孩手里拿走寄托一样残忍。正常人都会等小孩自己长大！
（第六节）如果真到了有钱的那一天……
由于这本书的读者定位是个人投资者，所以很多时候都以资金额度较小为基本前提。财富积攒到以亿为单位的时候，价值投资与资本运作相配合就是不二的选择。
如同巴菲特一样，当一次价值投资者。购买一家上市公司足够数量的股票，经营点劳动力密集型的实业（既然有了“九牧王”和“七匹狼”，暂时就叫它“八匹马”好了），为地方政府解决点就业问题也算一辈子为这个社会做了贡献。经营不好关系也不是很大，资本运作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麻烦。市场估值体系与报表上的数字其实就是个偌大的套利工具。40倍这个不算太高的市盈率是什么概念？0.1元的每股利润卖4元钱。经营活动出现了滑坡时，在给市场以适当的预期条件下，以公允价格购入一项优质资产，以高价卖出一个劣质资产。假设集团通过9∶1的比例以两家企业法人A、B持股有1亿股，公司总股本为2亿，处理掉的资产给账面盈利带来2000万，则每股收益会上升到0.2元，市盈率不变的话公司股价应该是8元。我们的1亿股现在值8亿，浮动盈利100%。当然劣质资产的那点抵税效应是不足以让其他公司轻易接收的，于是我们在二级市场通过持股较小的企业卖出250万股套2000万现金，以其他方式打给该公司。这些数字只是告诉读者可行性而已，别搞的这么夸张。股价总会有下跌的时候，大股东再增持一下，表示对公司价值的肯定。分析师和股民都喜欢这样的上市公司，于是连大股东的地位也基本不会被动摇，整个过程谁都不吃亏。每两年进行一次送红股、每五年左右进行一次规模适当的重组，集团内出现第三家企业法人C接受大股东A过多股份。整个过程只需要让外界知道高持股比例的企业A即可。不要持续做这种套利，要时不时的发现经营中的困难，在非经常损益中给予体现，适当时机还要跟随行业周期作出一定的利润调整以避免几何式的膨胀。绝大部分分析师对5年前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与分析师搞好关系，集团甚至连二级市场操纵股价的麻烦都省了。
这就是最基本的金融炼金术，充分的利用了大股东地位，二级市场高溢价。现实中搞得复杂点，学学央企老大哥联通上市时那种合理合法的隐藏精神。如果公司盈利能力没有问题，说实话连资本运作都省了，你就真是巴菲特一样的投资者了。很多时候，人最终是败在自己的贪婪之下。这就是金融游戏的一个框架，在框架下疯狂敛财的坐庄就遭人厌恶，利益共享、有所担当就可能会是个政商界都享誉盛名的儒商。万事万物讲究个度或许道理就在这。写到这里估计很多个人投资者也都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根本学不了。
读者可能内心对此会有些许疑惑。这是个没法证明或证伪的领域，否则监管层早就动手抓人了。不过市场上有些神似的案例还是随处可见的。例如：万好万家6月22日公布风险提示性公告，“鉴于该股东大会决议将在2011年6月30日逾期失效，公司正在与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商解除相关重组协议事宜。”该公司2009年5月由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6月复牌后一路无量涨停（个人投资者参与其中机会渺茫）。两年后告诉大家“逗你玩”却掩盖不了某些大股东在整个过程中高位套现的事实。整个过程与本节所描述的何其相似，可是普通投资者又能证明什么呢？中小投资者还执迷不悟的去信什么价值投资长期持有，才是当今中国“最可爱的人”。
（第七节）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相结合
这是一个相当有生命力的说法，不仅仅是因为笔者见过操盘能力极强的投资人强调此道，一些诸如安东尼·波顿和威廉·欧奈尔之类的大师级人物也给予技术分析较重的地位。
安东尼·波顿作为富达另一个传奇富达的彼得·林奇就如同名片一样。但在“富达风云”一书中第15章介绍了1990年3月28日彼得·林奇辞职部分却多少有些让人玩味。首先，我们不想否认林奇的传奇。但1981年麦哲伦基金开始向公众开放后，林奇打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超额收益就从38%下降到“很少领先两位数以上”。由此，当我们发现把彼得·林奇描述成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急流勇退的人物时，也不必感到过分吃惊。那些所谓的“麦哲伦基金需要多少资金才能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的评估”也一下子变得可信。也正是因为这些才让安东尼·波顿的传奇多少让我们有一些其他的期待。其教诲某种程度上还是值得仔细斟酌的。当然了，第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波顿对PEG方法似乎并不特别买账，其评价这种估值方法缺乏逻辑。这一点十分重要，至少在某种层面上让国内那些奉大师言论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可以暂时闭嘴。投资这个行当如果真有大师，那也不是盲目照搬照抄的对象。波顿第二个值得在此处提及的观点是“偏见和事实一样重要”，“一旦偏见达到极致，那价格就会偏离价值很长时间”。笔者在这里并不想强调波顿“在荒岛上只能使用一样东西来做投资分析，我会选择一本即时的股价图”的言论，但其对“技术分析能帮你及时止损和扩大盈利”的判断还是对普通投资者有借鉴意义的。其实，今天的技术分析已经没有那么多神秘色彩。“价格波动反映市场情绪”已经可以被大众所接受。这其实与波顿看重“偏见”因素有相互呼应的地方。显然，基于交易数据的技术分析要比基本面指标更能反映这些“偏见”。也正因为如此，技术指标成为了解市场情绪及其是否延续提供了良好手段。尤其是当我们与市场相比渺小到可以被其轻松碾过的时候，其意义就显得再明确不过了。
威廉·欧奈尔的“笑傲股市”全书中充满了技术分析术语，但CAN SLIM法则仍然把可观或者加速增长的当季每股收益和每股销售收入、年度收益增长率这样的基本面放在了显著的位置。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很多，但想要说明基本面与技术面相结合却并不是笔者的原始意图。笔者接触的很多方法中，基本面分析充当了划定股票范围的工作。而技术分析则是考虑是否操作，以及如何操作的问题。粗看上去这一切没什么问题，但细究起来却有些不和谐的声音。基本面分析是在讲一个长期的“故事”，主角是那些有着各种闪光点的优秀选手。一旦相信了这个“故事”，买入并长期持有就会成为较为合适的选择。那此时靠技术分析决定的操作决策是表示投资者相信这个“故事”还是不相信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投资者却连持有到验证“故事”真伪都做不到，这究竟算是哪家的相信呢？如果不相信，废了如此之大的力气，就是为了向外界传递一个我们兼顾价值概念的扭曲信号，其真实意义又在哪里？
笔者从来不想否认一种投资方法的价值，毕竟有如此成功的人就说明了其价值所在。笔者只是否定不顾自身条件的照搬照抄。风险可能是个随着所处环境会发生改变的奇妙变量。在巴菲特的眼中根本不是风险的东西，在我们这种小人物的世界或许足够翻江倒海。适合大人物的投资方法不见得适合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想方设法的在股市中存活下来很重要，而这些方法往往不是靠利益链条上的其他人传授的。尼古拉斯·达瓦斯的例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用自己的处境来看待这个市场并得出适合自己的投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