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投资量化投资的转折:分析师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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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基本面分析手段(3)

近期的一个例子是“胜景山河”。这是为数不多的“募集资金到位,但IPO最终被否”的个案。而且,更为戏剧性的是,叫停的起因是登录深交所的前夜,有媒体发文称其招股书披露不实。笔者不是什么评论人,也不想惹麻烦上身。从2011年4月6日,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在新闻通气会上就“湖南胜景山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PO被否一事进行的说明来看,说“胜景山河”没有问题恐怕过于勉强。至于危机公关过后留下个什么结果恐怕也并不让人感兴趣。一个尴尬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为其写新股投资报告的行业分析师们。笔者从来不想得罪什么人,所以在这里不敢像叶檀一样点名。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保留了几份券商研究所的报告,以及胜景山河长达323页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以备将来有人告笔者名誉侵权时有个证据。读者能分辨下面两段话的差别么?

××证券酿酒行业分析师(×××):新型黄酒领军企业报告

“黄酒行业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目前黄酒行业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江浙沪传统区域,集中了众多大型黄酒企业,市场竞争激烈。浙江省集中了中国黄酒的主要生产企业,如古越龙山、会稽山、塔牌等企业,它们的产品主要为传统型黄酒;江苏省一些黄酒企业近几年来也取得了一定发展,并在产能、技术、影响力等指标上跃居前列,代表企业有张家港酿酒和江苏丹阳酒厂,该类企业产品多为传统型黄酒;上海本地黄酒企业通过创新也取得了快速发展,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为金枫酒业,该企业黄酒为清爽型黄酒的代表。”

胜景山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黄酒行业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目前黄酒行业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江浙沪传统区域,市场竞争激烈。传统区域集中了众多大型黄酒企业。其中,浙江省集中了中国黄酒的主要生产企业,如古越龙山、会稽山、塔牌等企业,它们的产品主要为传统型黄酒;江苏省一些黄酒企业近几年来也取得了一定发展,并在产能、技术、影响力等指标上跃居前列,代表企业有张家港酿酒和江苏丹阳酒厂,该类企业产品多为传统型黄酒;上海本地黄酒企业通过创新也取得了快速发展,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为金枫酒业,该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和改良,迅速赢得了上海市场,其产品拥有上海本地6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该企业黄酒为清爽型黄酒的代表。”

说句公道话吧,这算不上完全抄袭,毕竟只是相似度接近90%而已。这也算不上重点,因为分析师显然也没有上市公司这个行业参与者更了解市场。这也算不上特例,行业内去一趟新股推介会,拿点礼品回来攒篇报告的例子举不胜举,只是胜景山河不争气才引来了关注而已。那分析师究竟在整个环节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营销造势的棋子、监管问责的挡箭牌,不过如此。

分析师信息有偏的担忧:上市公司有时不能指望

“胜景山河”恐怕只能说明分析师这个行当“偶尔”会有些不够“勤业”。可是“勤业”就有用么?也不尽然。2011年5月中旬,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针对华北制药2010年大额营业收入问题进行过交流。基金认为2009年还是0,一年后就有41.96亿元的相应业务收入不合理,而更不合理的恐怕是营业利润率只有0.31%,公司预计不减反增的关联交易也让机构投资者担忧。基金当然有理由怀疑其“虚增收入或隐藏利润”。可这场对抗显然少了几分硬证据,这些硬证据也没有办法从“比基尼”式的报表上找到答案。上市公司抛出个“统一采购、统一销售”也就算答复了机构,貌似机构除了接受这个回答也没有别的办法。这种“至于你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的态度对于弱势群体来说一直都是接受的份。

分析师信息有偏的担忧:上市公司与分析师有时都不能指望

“华北制药与机构投资者”的例子似乎只是“胜景山河”正派与反派的角色调换而已。复杂的现实世界往往连谁是正派、谁是反派都说不清,“宝安石墨矿”事件就是一例。当然,这么风口浪尖的事看到叶檀的身影并不奇怪。触动了他人的利益,面对无聊的谩骂之声也算是情理之中。新浪财经对于此次事件有过一个名为“中国宝安石墨矿事件疑云”的专题,这恐怕是监管部门走完程序之前能得到事件“原貌”的不错的手段了。坦白说,无论是谁说了谎都没法让笔者感到惊讶。举这样的例子会没完没了这本书并不是专门为了揭示股市到底有多不尽如人意。如果读者愿意更进一步的了解阴暗面,大可以翻开李长安的《股市的丑陋》、孙杰的《突破》乃至《搏傻》,《股殇——中国股市风险案例实录》与《ST·PT与退市案例》等。而让我们偏离了主题。我们虽然不用如同罗伯特·阿诺特那样担心“报告的利润有大量的虚假成分”,但有点怀疑精神一定没什么坏处。别那么确信你看到的一切。这里有几句题外话应该提及,否则就多少有点视而不见的无赖主义。媒体对券商研究报告的监督作用是存在的,“券商研报遭遇信用危机利益链下五大乱象”的报道估计没人会睁眼否认。毕竟像“宝安石墨矿”这种证监会都表示要查的事情,否认只会越描越黑。笔者甚至也部分同意媒体对券商研究报告求数量、不求质量的担心。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攀钢钒钛。公开资料显示,7月9日,银河证券分析师认为该股被严重低估,最低应该达到188元。当时的价格为13元左右,这是多少倍?此股后期曾下跌至6元左右的价格,这连188元的零头都算不上。当然了,该机构后来说分子分母搞错了,应该是56元。其实分子分母搞错了很常见,笔者也错过并被当时的直属领导指出来过。只不过估值当中的错误更容易被放大罢了。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纠缠个人,因为对于这只个股给出高估值的行业分析师不是一两个。笔者只是想说一个简单的逻辑:年收益率25%已经十分高了,很多投资大师也就这个水平。如果分析师运用价值投资能如同彼得·林奇、巴菲特一样成功,那以年为单位计算,几十篇乃至上百篇报告的可信度究竟如何似乎也不难计算。这实际上属于行业问题,并非个人能力所能触动。但另一个更麻烦的伴生问题是,好好写就一定能保证质量么?去调研了就能搞清楚上市公司么?恐怕答案也不容乐观吧。去拜访上市公司,与高管座谈能得到客观公正的信息么?这取决于高管能透露、想透露的信息是否有偏。一般来说,卖方研究员在与上市公司的接触中处于被动的情况居多。不过,客观公正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大众的一厢情愿。如果从前投资者还看不清这里面的利益链条,那“分析师成为上市公司独董”这样的消息恐怕用来打碎你的幻想再合适不过了。笔者相信,对于“这个行业应该怎样”这种问题很多人可能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股市就是有不尽如人意的一面,纠缠这些东西没什么意义。但如果看到某些分析师连续发了20多篇报告疯狂的推销一只没过多久就遭遇连续跌停,价格从80降到20的股票还不能清醒,那似乎这样的人也没救了。

本节的最后还是应该回到价值投资模式的可行性上来并再次梳理一下我们的观点:“内在价值存在么?”应该存在,至少大师们都说有这个东西。“内在价值可以准确估计么?”不大可能,至少大师们都觉得估计这个东西很难。“不能准确估计的东西可以依靠么?”见仁见智,如果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或许也只能如此。但现实应用层面上,有偏的报表信息、有偏的调研信息、有偏的估计倾向为什么会得到无偏的估值?这个问题没有官方答案。个人投资者只能选择自己认为更合理的倾向。尽管笔者个人来说,更倾向于放弃行业研究的卖方信息一个简单的逻辑:行业研究员如果真认为目标公司有投资价值,早就想办法投资去了。放弃分析师的身份投入到公司中的案例并不是没有,有稳赚的好事怎么会轮得到报告购买人呢?还在这里摇旗呐喊的,恐怕质量不容乐观。引用中信证券的一份内部培训的经典评语“关于卖方!(就是)编故事,并成功地把故事卖出去。”但仍然不希望读者武断的做任何决定。“那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么?”这是一个后面章节将要讨论的问题。

“价值投资”思想的再肯定:思想提出者与执行者是两个群体

经过仔细思量,笔者坚持要在本节的末尾附加一个段落。笔者不喜欢抄书,已经被良好表达的观点读者最好还是阅读大师的原著,能展示给读者笔者的思考也就够了。但在本节笔者需要破例一次,因为如果就此结束会对这位大师显的有些不尊重。

“不要因为今天我们用上了基于变频电子镇流器的护眼灯,就去嘲笑当初灯泡的发明者”。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之上的,不要否认前人的成绩。诸如“烟蒂”、“格雷厄姆式的股票”这样的名词总是不断的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格雷厄姆的伟大。作为一种存在自由度的分析方法,公开应用导致盈利空间的逐渐消失是不可回避的一个副产品。1976年的格雷厄姆曾经对自己的投资方法做过一次重要的表述:“我现在不再推崇通过证券分析的精细技巧来寻找出色的机会了。在40年前,我与多德写的教科书刚出版时,这种方法还很有用;但现在已时过境迁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从巴菲特的投资中对这一点得出佐证。但就此得出价值投资应该彻底被放弃的结论是危险的。只要受过报表分析训练的人,在进行投资时看看报表没什么太大的坏处。关键是此种分析手段在投资决策中所起到的作用的权重不要太高。

作为本节末尾的娱乐片段,我们不妨看看一份有趣的专题:“审判分析师:中国不信任分析师排行榜”。这是一份由理财周报2011年第199期出具的专题,原始报告动用7773份,核心案例2289份。表达的问题无非就是一个:“分析师不可靠”。客观地说,分析师说不准应该是在意料之中。所以,别那么刻意的想要再继续这个故事了,意义不大。权当无聊生活的调剂品就好了。

也不要以为这种东西是跑到我们中国才搞糟的。我们只是机械的照搬了华尔街那套破玩意而已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行业内举足轻重的首席经济学家曾在媒体讨伐卖方分析师群体如火如荼的当口发布过一系列阐述卖方逻辑和现实困境的文章。卖方究竟是个什么玩意,报告究竟质量为什么差,大家都能从中看出原因。不过话也要说回来,美国人都更改不了的现状,指望中国人做到未免期望值太高。安迪·凯斯勒的“华尔街的肉”描绘了一个所有投资者都应该了解的分析师的世界。有了首席的名号又如何?有了“I.I.排名”又如何?这些可能只是起源于一个巧合。没人说得清股票到底是会涨还是会跌。在这个没了声誉就失去了一切的行当,有几人不是把命运交给了轮盘赌呢?能全身而退的人并不多,否则凯斯勒也不会显得那么特别。那投资者应该如何面对这些呢?一个分析师失败了,又出现了一个新人顶替他。投资者在这种典型的“去个孙悟空来个猴”的模式里能得到什么?跳出这种怪圈才是当务之急。埃尔德曾经较为和蔼的阐述过这个事实:“公众需要大师,新大师总会出现。作为一个聪明的交易者,你必须认识到,长期来看,没有哪位大师能让你发财,你必须自己努力。”

(第三节)向巴菲特学习之前再等一下

笔者对巴菲特这样的大师的学习兴趣完全建立在希望从中学到有用的投资方法之上。实际上,也确实没有比这个原因更诱人的理由了。正如大家所知,巴菲特没有什么自己写的书(《巴菲特致股东的信》或许可以算作半个)。揣测原因没什么意思,因为即便猜出个合乎逻辑的答案也得不到其证实。笔者书架中也有一个角落,放着畅销书作者们围绕着巴菲特写作的各种书籍。甚至还有一本《巴菲特选股秘笈》的台湾漫画放在厕所的书架上。有人说当当网上关于巴菲特的中文图书竟然有1237种之多,坦白说笔者还真没看到那么多。但你只要翻上10本就会发现其中的无聊之处:大同小异的重点,千奇百怪的解读。各种聪明人物似乎都希望参与到这一全球性的拜神运动中获取自己的一份利益。在《巴菲特教你选股》一书中,序二的作者似乎表达了类似的烦恼。如何解读是一个跟个人经历直接相关的问题,而不同意这种解读却并不能说明巴菲特错了,这突然让这种读书活动变得有些索然无趣。

别在造神运动中迷失自己,巴菲特再富有也不会给信徒一个子儿。别去关心巴菲特到底是不是穷人出身,议员老爸给了他什么帮助,作为穆迪的股东是否操纵了评级,炮轰金融衍生品的同时还玩的风生水起……这些都没意义,能学点对操作有益的东西比争论这些强得多。可普通投资人能学到什么呢?

《滚雪球》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所罗门应该算得上是精彩的一件。不过,施罗德到底会以怎样公正的角度来客观的描述授权于她的巴菲特是个小问题。但笔者相信几条简单的道理还是可以摆在大家眼前的。巴菲特和芒格对所投资的公司绝对算得上是内部人士这其实是很多人都忽略的问题。其当初购买“华盛顿邮报”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例。给凯瑟琳写信打消疑虑,做其商业顾问。1973年进入该股,1974年就成了董事,主持财务委员会的工作。这无论如何都与中国的投资者的投资模式相差甚远。哪怕平日不参与经营,但关键时刻他会告诉别人谁说的算。巴菲特的电话求援可谓是一切的转折,“大到不能倒”的现实处境也要有肯买账的重量级官员出面游说才有翻盘的可能,这说明营造良好的个人声誉和强大的关系网在关键时刻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搭档芒格的部分行为在普通人眼里十分奇怪,这也说明“二当家的”究竟有多么的难当。巴菲特让巴特勒以1400万美元的补偿答对古特弗罗因德十分奇怪,而这一笔带过的部分可能只是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