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有位清官辞世时家中仅遗八两银子，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靠他人资助的二十两才能成殡。清廉至此，让人唏嘘。百姓称这位清官谓“三汤”，意豆腐汤、黄连汤、人参汤。豆腐汤清，黄连汤苦，人参汤既清又苦。这是对这位清官个人生活清苦、为官清廉如水的高度概括。
汤斌（1627—1687年），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河南睢州（今睢县）人。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清正，生活清苦，每餐有一味豆腐足矣，因此人们称之为“豆腐汤”。后来又加上黄连、人参有了“三汤”官的雅号。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十位清官之一，著名的廉吏，清官的典范。
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顺治帝裁定汤斌等十八名“品行清端，才猷瞻裕”者官升一级，汤斌则补授陕西潼关道副使。赴任时，他用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主仆二人各骑一头；另一头驮着两套旧被褥，一个书箱，像个赶考的穷书生。进关时汤斌言明身份，潼关守卫见他主仆二人落魄模样，摇头说：“把你放到锅里煮，也煮不出个官味来。”就是这个“煮不出官味来”的四品道员，在其“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善政招引下，流民纷纷来归，昔日的荒田成为粮仓，潼关各州县的土豪恶霸纷纷收敛自己为非作歹的行径，百姓始能安居乐业，仅三年时间，潼关成“天下第一堡垒户”，“汤青天”不胫而走。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升汤斌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出任江宁巡抚，丰腴的江宁赋税比其他地方高出许多，百姓苦不堪言。他担任江宁巡抚的前一年，淮安、扬州二府遭受水灾，当时余国柱为江宁巡抚，他上疏说：“水退之后，田还可以耕种，明年应当照例征收赋税。”汤斌接任后派人重新查勘，发现水并没有退，即使有水退的地方也无法耕种。他上疏奏请废掉前任余国柱的意见，又请求免征苏州、松江等七府、州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没完成征收的银米。
水灾导致成千上万的灾民涌进苏州城，造成城内秩序混乱。这时康熙南巡将要到苏州。两江总督见灾民沿街搭设房屋，影响交通，便下令拆除民居以拓宽御道，汤斌当即予以劝阻。康熙车驾进入苏州城，发现街道狭窄，人群拥挤，叫来汤斌问话，汤斌奏说：“天子是最体贴民间疾苦的，所以才要南巡。如果仅为了一时通行而扩充街道，令民众没有住处，这可不是皇上的本意啊。我领会皇上爱民之心、体民之情，所以没拆民居。”这一番话让康熙帝听了甚是喜洋洋。
汤斌出任江宁巡抚的第二年，扬州大旱，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汤斌下令各县打开官仓赈灾，仍不能解危。他从国库拨出存银五万两，到外地采购大米。一些官员劝阻汤斌：“要动用国库应该给皇上上书，如果私自动用，皇上怪罪下来，你承担不了。”汤斌说：“如果现在上奏章，等皇上批准下来，灾民早就饿死了。现在先用着，皇上要怪罪下来，由我一人承担，就是免去我的职务，但能救整个扬州的灾民也值了。”但这五万两银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汤斌让买米的官员沿途散布消息，说扬州一带的米价暴涨。各地的粮商见有利可图，纷纷把大米运到扬州，米多之际价格降了下来，饥荒很快得到了缓解。
汤斌这位封疆大吏自己的生活却是异常简朴，每天都是青菜米饭当家，从不奢求鱼肉，填饱了肚子就成。一次他的儿子让仆人买了一只鸡，他发现后，怒责了儿子一顿。他从不受礼，有个想巴结他的人在他过生日时送了一幅寿屏，请当地名士在上面写了祝辞。汤斌让人把祝辞抄下，将寿屏退回。
《清稗类钞》记载一则轶闻：江宁巡抚汤斌“以清介自励，下属有贪酷者，皆善为劝勉，不改，始惩之。”汤斌在陕西、江西、江苏、北京四地先后做官十二年。江苏巡抚任上，是汤斌一生从政生涯的顶峰。他担任江苏巡抚两年后升任礼部尚书，离任之日，苏州百姓哭泣挽留未成，停市三天，十余万民众焚香为其送行。江苏民众将汤斌比作西周名臣周公、召公在世，集资在苏州为汤斌建了一座生祠，户户悬挂汤斌肖像，以示永世不忘其恩德。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前任巡抚余国柱任职期间勾结大学士明珠搜刮民脂民膏，汤斌到任后触犯了明珠的利益，因而遭到明珠及其党羽的陷害，余国柱尤其嫉妒，伺机倾轧。当时，明珠掌权滥施淫威，余国柱等朝中文武多趋炎附势，唯独汤斌不肯屈从。考核官员时，外官纷纷向明珠送礼，却没有汤斌的属员。当朝廷免征江南赋税时，余国柱让人告诉汤斌，说这都是明珠的功劳，江南人对他应有所报答，以此索取贿赂，汤斌不予理睬，正言拒之道：“民有财不以输正供，而以媚权贵乎？”汤斌清正不阿，仗义执言，得罪了权臣，也招来朝中许多权佞小人的嫉恨，欲除之而后快。
康熙二十五年，皇上为太子选择老师，朝臣中有人推荐汤斌，权相明珠欲借太子之手除去汤斌，因而上奏建议由汤斌出任太子师。皇帝下诏说：“自古帝王教育太子，一定要挑选谨严、恭敬的大臣，统领僚属，以专门辅佐协助太子。汤斌在任翰林院讲官时，一向是行为谨慎，这是我深知的。选任巡抚以后，廉洁对己以率领属下，并实心办事，的确应该提拔，用来感化在位者。”于是授汤斌为礼部尚书，他举荐候补道耿介，康熙诏令耿介为少詹事，召令汤斌同达哈嗒、耿介共同辅导太子。汤斌内攫入朝后给太子上课时讲《大学》中“财聚民散”。康熙听后说：“此列国分疆时语也。若海内一统，民散将安之？试问之。”汤斌列举秦、隋及明末灭亡的事例后说，“一统而民散，祸更烈于分国时”。康熙帝对此虽能谅解其忠，但在心中投下了阴影。
太子胤礽我行我素，根本不听其教诲。明珠见机命其党羽余国柱、周柱诬告汤斌对太子教育无方之罪，康熙不听。继而余国柱又以汤斌于九卿会议时有“惭对汉臣”之语上奏，皇上传旨诘问。汤斌回奏，康熙帝以其辞含糊不清，令再回奏。他说：“臣资性愚昧，前奉纶音，一时惶怖，罔知所措，本欲自陈愆过，致语多牵混，罪何可辞。”康熙帝认为他“遮饰具奏，仍不明晰”，大为不满，降旨严责。左都御史璙丹等劾汤斌“奉谕申饬，不痛自引咎”。又揭发他离任苏州时文告中“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语“为诽谤”。耿介以疾乞休，此又成为攻击汤斌的把柄。詹事尹泰等弹劾耿介是“诈疾”，并劾汤斌“妄荐如尸之人”。事态扩大，对汤斌愈发不利。正直的达哈嗒挺身而出说：“臣奉命辅导东宫，数日之内负罪实多。以汤斌、耿介不能当其任，况庸陋如臣？乞准解退。”康熙下诏：耿介听其休致，汤斌、达哈嗒俱降五级留任。汤斌心中委屈只能打掉牙咽到自己肚子里。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月，汤斌以继母有疾，乞求归省奉养。康熙帝特下诏曰：“你怎么忍心离联而去，朝廷赐给你府邸，你把继母接到京城照顾。”汤斌则以继母年老病重万不能来，继续乞请暂时归省，但康熙帝仍不允其请。余国柱等有意放言汤斌将隶旗籍，形势舆论都给了汤斌以极大的打击，他在劳神焦虑之中患病。九卿议事时汤斌因身体原因未能到场，又被劾，康熙命降两级留任。此时，京城官民听到汤斌的遭遇，许多人都跟着难过。江南一些居住在京城的联络大众，击鼓为汤斌鸣冤。康熙皇帝见汤斌如此得民心，为避免事态扩大，康熙皇帝第一次被迫改诏，赦汤斌无罪，聚众才散去。康熙被迫改诏，心中十分不快，自此对汤斌耿耿于怀。
同年九月，汤斌改任工部尚书。汤斌一生光明磊落，勤政廉洁，却为官场权贵陷害。这一连串打击，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他的身心健康都受到严重摧残。十月，往通州（今通县）勘察贡木回来时，突患寒病，自言“腹不宁”，于十一日归途中夜半落寞病逝，卒年六十一岁。汤斌死时家里仅剩下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
当汤斌去世的噩耗传至京师，京城民众士绅闻知无不悲嚎哭泣如丧考妣，涕泣郊迎者多达万余人，都穿着孝服，情形古今所未见。汤斌去世的噩耗传至姑苏，绅民倾城而出，一齐涌至汤斌生祠祭拜，城巷为之而塞数日不散，哀号之声鬼神皆惊。特别嫉恨汤斌的明珠、余国柱等不赞成厚葬汤斌。康熙还是遣学士两人奠茶酒，命将灵柩驰驿归里，以尚书礼祭葬。并允地方之请，准将汤斌入陕西、江西、江南名宦祠。
汤斌是顺治时期的举人，康熙朝的进士，曾当过康熙皇帝的伴续。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议修《明史》，汤斌建议广搜先代遗书及明末死难诸臣事迹。顺治帝知汤斌意在“昭示纲常于万世”，特于夜半召汤斌至南苑，交谈后以其“为可大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汤斌就任《明史》总裁官，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史稿，他对明史的纂修有很大的贡献。《明史》是史学界公认的修撰比较好的一部史书，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成功的一个范本，被称为“中华史学精华”。他又因之被后人颂为“天下文官祖，三代帝王师”，还有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之美誉。
作为清官一般都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清政廉洁，节俭朴素；第二个就是勤政爱民，能够为老百姓做好事实事；第三个特点就是刚正不阿，不依附权贵。这三个特点汤斌都具有。汤斌说：“公则明，廉则威。”他不论在何处任职，都是恪尽职守，清正廉明，洁己爱民，不畏权贵。康熙皇帝称赞他“实心任事”。汤斌一向与结党乱政、朋比为奸之徒势不两立，并与之进行斗争，因而屡遭排挤、陷害，然而他却矢志不移。他曾自题一联：“君恩高似天，臣心直如矢”表达了做一名清官的决心。
汤斌为官心态正直，从不以公事夹带私情，所奏皆以天下为重、社稷为重。其家贫如洗，为官清廉，堪称“古今第一廉政者”。一代廉吏汤斌位极人臣，却众浊独清；他一生政绩斐然，却遭权贵陷害，抑郁而死，令人扼腕中又增添了对权佞小人的憎恶。
据《清史稿·汤斌传》，大清帝国从顺治皇帝1644年入主中原后，至1911年宣统皇帝逊位，历267年传十世，共有八位名人被大清赐谥为“文正”。康熙朝汤斌则被列位八大文正之首。台湾作家高阳收其入《清官录》中，赞誉汤斌为“大清王朝第一清官”。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皇帝下诏为汤斌平反昭雪；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入祀贤良祠。清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皇帝登基的第一件事即下诏追赠汤斌为“太仆”，追谥号“文正”，这是封建社会对良臣的最高谥号。清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皇帝赐汤斌从祀孔庙。据历史记载：从祀文庙的数十位历代先贤、先哲，清代以名臣从祀文庙的，仅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三人。天下惟称汤斌、陆陇其为最，而汤之名又在陆之上。
清代散文学家方苞赞誉他，“国朝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清官册上的第一名”，真正“清朝第一清官”。
康熙对汤斌的去世久久不能释怀，曾对廷臣说：“我待汤斌不薄，而对他的怨恨、诽谤却不断，这是为什么？”伴君如伴虎，这条古训又被汤斌演绎了一回。再有，自古清官廉吏鲜有完美结局，这是为什么呢？真人做事，小人乱事，这是世道。
康熙朝有个从祀文庙的七品官
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道出了人们对清朝政府贪官比比皆是的一种无奈。但是，在大清朝伊始，清官廉吏还真是不少，陆陇其就是康熙朝一个著名的清官，清代以名臣从祀文庙的，只有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三人，天下惟称“汤、陆”为最，可见这陆陇其还不是一般的清廉。
陆陇其（1630—1692年），原名尤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四十一岁时考取进士，后历任江南嘉定县知县、直隶灵寿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陆陇其几次被推荐为清廉官，左都御史魏象枢更是极力保举他。他任职地区的百姓对他更是十分爱戴，在他几次离任时，百姓都是含泪相送，这与刮地三尺的贪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康熙十四年四月，陆陇其授嘉定知县。学文出身的陆陇其学问优长，操守清廉。嘉定县政繁赋多，陇其到任后整顿吏治，杜绝浪费，铲除恶俗，以“兴利除害、移风易俗”以德化民为己任，扭转了社会风气。《清代名人逸事》说陆陇其在嘉定做官，“日坐堂上课子读书，夫人在后堂纺绩，民有事控县者，即出票交原告唤被告。如抗，出差。其听讼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渐成无讼之风。有兄弟争讼不休，公谓之曰：‘兄弟不睦，伦常大变，予为斯民父母，皆予教训无方之过也。’遂自跪烈日中，讼者感泣，自此式好无尤。”堂堂的县太爷，人家来告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实在不成，他自己就跪在炎炎烈日之下，使告状者感动流泣。真让人闻所未闻。
嘉定地方盗贼多，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历届治理者屡次采取“严打”却是无法根治。陆陇其到任后，抓到盗贼不打不骂，让他们纺棉纱，盗贼体验到他人劳动得来的血汗钱实是不易，强化劳动后使盗贼良心发现，就再不为盗。他还曾写了《劝盗文》，叫衙役给狱中盗贼诵读：“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来，受尽苦楚，然人心无定，只将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头，重新做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注重抓“思想工作”，从思想上进行扭转，对那些屡教不改的盗贼才施重手惩治。
陆陇其把小小的七品知县做的与众不同成绩斐然，他穿的衣服由其夫人自纺自织，日常食用的蔬菜也是自己种植于衙内空地，凡出入乘车，必给报酬，杂役差遣，也予工资。他的许多习性做法被官场视为另类，实在不合适在官场混，所以陆陇其一直没得到重用。
由于陆陇其我行我素不与污吏合流，也自然招致上司的另眼相待。时任江宁巡抚的慕天颜贪婪无度，一次借生日为名大肆搜刮民财，陆陇其只带去一匹布、两双鞋作为贺礼前往祝寿，并说：“此非取诸民者，为公寿。”明摆着给人家添堵。翌年，左都御史魏象枢举荐他补福建按察使缺，而慕天颜却言其才干不及，奏请将陆陇其降调，妒其能挟私压制。还诬陷陆陇其对某件盗杀案处理不当，以隐瞒盗贼的过失夺去陆陇其的官职。
《清史稿》载：“嘉定民大骇，罢市，日号巡抚门乞留。去官日，惟图书数卷及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于父母。”康熙十六年二月，被诬告“讳盗”，陆陇其被罢官。百姓罢市三天以示抗议。陆陇其离任之日，与夫人同驾一舟，唯图书数捆，织机一张而已。九乡二十都万余男女，执香携酒，争相送行，拥塞道途，聚集道旁，大呼“还我父母”，号哭之声彻天。邑中文人俞鹤湖有诗云：“有官贫过无官日，去任荣于到任时。”当地百姓建生祠以纪念陆陇其的恩德。
清康熙二十二年，魏象枢又举荐陆陇其补直隶灵寿知县。陆陇其上任后，实行乡约，视察保甲，奖励农垦，减免赋税，肃正士风。《清史稿》中载有他在灵寿为官的一事，说“陆陇其为灵寿令，督民浚卫河。其始颇有怨言，谓开无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独灵寿有宣导，岁竟有秋。货殖者旱则资舟，为国者备斯无患，是谓隐寓之河防。”显示了陆陇其的远见卓识。《清史稿》说：“去官日，民遮道号泣，如去嘉定时。”陆陇其在灵寿七年，政绩良多，陆陇其离职的时候，百姓站满了道路哭泣着为他送行，情形如同离开嘉定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