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北京后的慈禧在8月19日发出了两道上谕，一是发给了军机大臣荣禄和大学士徐桐与户部尚书崇绮，明令他们向洋人求和，但在城破不久，荣禄已经跑了，两位大臣也都上吊身亡。她的第二道上谕发给了身在上海的李鸿章，要求他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议和。急于求和的清政府次日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世人发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错了”，不再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人人敢死”这样的话了。
8月24日，丧家犬般逃亡的慈禧再次给李鸿章发去电报，告诉他可以“便宜行事”，朝廷“不为遥制”。经过数月艰苦的反复磋商，清政府向侵略者赔款总额最终定为：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中国有4亿5千万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当年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尚不到9千万两，赔款数额之高令人瞠目，远远超过了联军的损失。
这次宣战之后的战争，使中国政治上彻底沦入半殖民地化，经济上则陷入了难以自救的地步，最终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灭亡。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同文馆
鸦片战争将中国的大门打开后，中国从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清王朝从皇帝到士大夫不得不从自己想当然的天朝美梦中醒来，帝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外交条款规定：“中外交涉条约均用英文书写，只在三年内可附用中文。”并确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为正义。”为了减少蒙骗欺诈，恭亲王奕？及一些眼光开放的大臣积极奏请创办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清政府在这个目的下创办了京师同文馆，初期旨在培养满族翻译人才，以便在与外国人办外交时“不受人欺蒙”。
奕的建议很快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二十九日，朝廷奏准在北京正式创立同文馆，馆址设在准备改作衙署的铁钱局炉房，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任监察官，实际操纵馆务。开馆之初，只设有英文馆，由英人包尔腾充当英文教习，华人徐树琳担任中文教师，在册学生只有10名。第二年增开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后又增设德文馆。甲午之战后，迫于形势加设了东文馆。
京师同文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这毕竟是违反祖制的“异端”，它的创办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朝廷保守士大夫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充斥“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等诸多反对之声，还有以俚语笑骂同文馆是“胡胡闹闹，叫人都从了天主教”。在一片反对之声中朝廷选派校长竟没人愿去。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起初全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的。招考年龄最初限在15岁左右；不久，改为15~25岁；后期，则不计年龄大小，择优录取。到1887年在馆学生达到120名。课程设置从英、法、俄、汉文，到同治六年后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同文馆对业务考核至严至多，为近代所少有。
先后在馆任职的外籍教习有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马士等。中国教习有李善兰﹑徐寿等。馆中教习待遇颇有差别，首任英文教习包尔腾年薪1000两，而英文馆第一任中文教师徐树琳还不到外教的1/10，全年不足100两。
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培养了许多外语和外交人才。同文馆学生毕业后留馆任教、充当使节译员、担任高级外交官等去向。据有关统计：荣任驻外公使一级外交官的就有28人，其中一些人在业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同文馆的第一届毕业生张德彝，出使英、意、比国大臣，担任光绪帝的英文教师，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陆征祥，北洋军阀政府曾任国务卿兼外交总长，后来出任驻荷兰、俄国公使，同文馆法文馆早期毕业生。颜惠庆，历任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次长、外交总长、内务总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英、苏大使和出席国际联盟大会首席代表。
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外国语学校，被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的标志。其后，外国传教士在广州、福建、上海等沿海地区纷纷开始设立学校。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同文馆受损惨重，被迫解散。1902年近代学制颁布后，京师同文馆并入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至此，京师同文馆走完了其40年的历史进程。
科举航船沉没于晚清
晚清重臣曾国藩是深得科举之利的，他自己科举中第后一帆风顺步步高升，是科举制度下一位“科举宠儿”。但就是这样一位科举制度的幸运儿，却对其有着消极的评价，认为科举误人。他在《与弟书》中对自己的弟弟告诫道：“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
与曾国藩相比，蒲松龄、吴敬梓两位书生的科举之路，真是“路漫漫”可谓惨矣，几误终身。
蒲松龄十九岁时就开始参加秀才考试，他在淄川县、济南府、山东省，三试第一，成了秀才。山东学政施闰章录取蒲松龄时为他写下“观书如月，运笔如风”的批语。这坚定了他步入仕途的信心和决心。然而上天却跟他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第一次竟然也是唯一一次科举中第。在这以后的三年一考中，他共考了十次左右，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考试全部落榜，直到七十二岁高龄，才补了个岁贡生，得了个“候选儒学训导”的虚衔。他“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梦想终于成为“黄粱一梦”。
蒲松龄一生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对科举制度、科场积弊有透彻的了解；对科举失意之痛，有着更深刻的体验。他在《聊斋志异》许多文章都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科举对人身心巨大的摧残和戕害。《王子安》篇篇末借“异史氏”的口总括概括出秀才参考前后的神态，描写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令人感慨不已。
“秀才入了考场，有七种比喻。刚入考场时，赤脚提着篮子，像讨饭的。点名时，考官喝斥，衙役们叫骂，像囚犯。等到进入了自己的座位，只见每个考栏内伸头露脚，像秋末挨冻的蜜蜂。等出了考场，精神恍惚，天旋地转，像刚出了笼子的病鸟。等待考试结果期间，心神不宁，草木皆兵，梦幻交替，喜忧不定，有时梦见得中，顷刻间锦绣前程展现在眼前，有时梦见榜上无名，一生前途毁于一旦，这期间，坐立不安，吃不好睡不着，像被揉搓的猴。忽有一天快马来报，名单中真的没有自己，立时神情骤变，如同猝死，像中毒的苍蝇，任凭摆弄也没有知觉。清醒后，灰心丧气，骂考官没有水平，笔墨没有灵验，一气之下，将书桌上的笔墨纸砚全部投入火中，烧不坏的就用脚踩碎，踩不碎的则扔进臭沟。然后披发进山，面对石壁。遇到再有劝他从学问上找出路的，定会抄起家伙轰赶人家。待时间一长，气也慢慢地消了，又萌发赶考之心，像刚出壳的山鸡，重新营巢，重置学习用品，故技重施。这种情景，当事人痛苦万端，而旁观者，还有谁不觉得比这更可笑的吗？”
无独有偶，清人吴敬梓二十二岁考上秀才，二十九岁赴滁州参加乡试预考，试官对他的评价是“文章大好人大怪”，取消了他去省城参加乡试的资格，这等于断绝了他的科举之路。一心希望通过科举博取功名的吴敬梓，屈辱地“匍匐乞收”，遭到试官“斥逐”，受尽侮辱。稍后侥幸得到了参加乡试的机会，却榜上无名。从此之后，他放弃了“诸生（秀才）”籍，终生远离科考，再也没有参加。他在《儒林外史》中，对科举制度用功名利禄腐蚀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地痛斥，《范进中举》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展现了读书人十分悲哀的一幕。
这两位大文学家，尤其是蒲松龄矢志不移却屡屡受挫，一生都在撞南墙，却是只开花不结果。痛恨之下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宣泄满腔愤恨。
与蒲松龄、吴敬梓两位相比，曾国藩认为，科举考试只不过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仅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在这上面锲而不舍只会误人终身。曾国藩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更加客观，更发人深省。
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清政府宣布“变法”，实行“新政”。宣布：科举流弊太多，决定从次年起，废止八股文程式乡会试，改试策论和四书五经义。同时命令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并鼓励游学。各省普遍办学堂，留学人数也开始大规模增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奏，以科举阻碍办学，请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三科减尽，圣旨准议。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袁世凯、张之洞再次联手会同两广署总督岑春煊、两广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而巽、湖南巡抚瑞方六人联衔会奏《请废科举折》：“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奏折要求从次年丙科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四日，清廷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举行的科举乡试，这一上谕的发布标志着科举时代的终结。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始，科举这艘航船在中国历史上“航行”了一千三百年，行驶至清末，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在强劲的欧美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下谕废止科考，科举这艘“破船”就这样“沉没”了。
封建王朝第一面真正意义上的国旗
历史上旌旗猎猎，那些旗帜一般是三角形或矩形的，上面绣有篆体大字，边缘有波浪形的镶边，表明己方主帅主将姓氏。看《三国》《水浒》有多少英雄出场就有多少面大旗迎风飘扬，那些色彩纷呈充满刀光剑影的旗帜总让人热血沸腾。这些战场上惯用的旌旗，都不能称之为“国旗”。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到了清朝政府末年，为了与国际接轨，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