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舆图主要用于战争，也是行政权力的象征，私人收藏舆图就有谋反之嫌，故深藏内府，未能刊行，没有进入到社会应用领域。这种做法和观念影响了舆图的普及，妨碍了舆图的技术进步。所以历史上有关的文献记载都较为零散，给后人研究该图带来一定困难。雍正元年（1723年），意大利人马国贤把这幅地图带到欧洲，制成铜版四十一幅。一九二九年在沈阳故宫被发现，题名《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才开始为世人所知晓。雍正四年（1726年），此图收载到《古今图书集成》书中，分图216幅。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法国地理学家丹维尔译为法文，传到欧洲。
雍正继位后，对《皇舆全览图》以及为绘图所广泛搜集的中外地图和中亚与东亚的地图资料格外重视。特命法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巴多明等，再绘以中国为中心及广大周边地域（包括北冰洋沿岸、西伯利亚和中亚及南亚）的巨幅地图，全图共分十排，自北向南排列，每八条纬线为一排，俗称《雍正十排图》，正名仍称《皇舆全图》。
到乾隆时又扩大了测绘范围，补测了西北地区康熙朝未及实测的地方。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西北边疆，先后两次派遣人员带领洋人和西藏喇嘛，前往新疆准噶尔诸部和回部等地区测绘，将天山南北雨路补绘齐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完成了《乾隆十三排地图》（即《乾隆内府舆图》）。《乾隆内府舆图》图幅比《皇舆全览图》增加了一倍以上，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达红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实际上是一幅亚洲大陆全图。至此，中国疆域版固完成大一统之格局，再现了汉唐之世的统治疆域，时称“传三十六国之规模，宏二千余年之声教。”
嘉庆以后，各省在舆图绘制中抛弃了科学的测绘方法，退回到传统的计里画方上，制图水平大为衰退。我们看到康乾之后的许多舆图，都是传统的编绘。
同治二年（1863年），湖北景桓楼刻本《大清一统舆图》，也是根据《康乾内府舆图》编制的，是一部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舆图集。它起到了公开内府舆图的作用，成为以后编制舆图的蓝本。
到了清末光绪年间，清政府创办了陆军测量，开始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测量和绘图以及舆图的出版有了一些发展。
康熙、乾隆年间的地图测绘成果不仅影响了整个清代，还影响到民国初年。《皇舆全览图》仅测绘过程就逾十年之久，人力物力所耗也绝不是区区小数。《皇舆全览图》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清中叶至民国初年国内外出版的各种中国地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此图。有学者称，《清代内府舆图》与《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均为18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当时走在世界前列，比西欧各国要早将近一个世纪。
红顶商人与现代第一个海军机构
红顶商人胡雪岩那顶顶戴花翎可不是芝麻官佩戴的那种，那是二品大员的级别，享有穿黄马褂、准紫禁城骑马的殊荣。这胡雪岩戴着这顶顶戴，直接参与筹建了中国现代第一个海军机构——福州船政局。
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从浙江前往福建任职，他一直将胡雪岩倚为心腹，故奏请将在浙江的胡雪岩与另外几个嫡系调入福建留在身边备用。左认为胡是“不可多得之员”，在左的运作下当时胡雪岩已被授予“福建候补道”的头衔，有了官员身份，成为左宗棠的得力助手。
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在胡雪岩的建议下，左宗棠向朝廷递呈了《拟购机器雇洋匠试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的奏章。奏章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提出创办福州船政局造船厂的计划。
同治五年七月十四日，清政府批准了这件奏章，正式宣布：“试造火轮船实系当今应办急务。”对左宗棠建议中提出的设想“均照办理。”左宗棠把办厂一切事项都交付胡雪岩打理，要求“凡局务及出入款项，责胡光墉一手经理”，无论“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皆由胡雪岩“一手包揽”。胡雪岩被派上用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雪岩聘用了法国人来担任技术指导，兴建了铁厂，船槽，船厂，学堂、住宅等工程。十月二十三日，胡雪岩同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到达福州。日意格等向左宗棠禀呈《保约》、《条议》、《清折》以及《合同规约》各项文件。左宗棠与日意格、德克碑商定：“所有铁厂、船槽、船厂、学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筑基砌岸一切工程，经日意格等觅中外殷商包办”。船政局开设学堂，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习”，“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此后机器、轮机可令中国匠作学造”。左宗棠还派胡雪岩与法国人共同制定了最初的规章制度，制订了《船政事宜十条》和《艺局章程》，呈报清廷。
胡雪岩凭着自己多年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将英国和法国双方搅在一起，互相牵制，为他所用。他请法国人帮助造船，又请英国人教驾驶，利用法国人牵制英国势力。
船政局开建不久，英俄支持浩罕国阿古柏率兵入侵新疆，西北战事又起。清政府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征战。十一月，左宗棠在即将赴任陕甘总督前，一面向朝廷推荐自己恩师、林则徐的女婿、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面又竭力推荐自己最信赖的胡雪岩照料福州船政局的一切具体事务。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胡雪岩的功绩进行了十分赞赏的评价：“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责成胡光墉一手经理。缘胡光墉才大心细，熟谙洋务，为船局断不可少之人，且为洋人所素信也。”留下他继续辅佐沈葆桢，承担了筹措工料、聘请匠师、雇工、开艺局等诸多重要的工作。
清廷收到左宗棠的这些上奏后，在“上谕”中称：“此次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自当坚定办理，方能有效。左宗棠所见远大，大臣谋国，理当如此”。“其余所议各条亦属妥协，并著照所议办理”。“左宗棠虽赴甘省，而船局乃系该督创立，一切仍当预闻”。此后“遇有船局事宜”的陈奏，“均著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始终其事”。左宗棠“身虽西行，心犹东注”。
十一月十七日，建设工程破土动工，标志着福州船政局的正式成立，地址选择在福建海口罗星塔马尾一带。到同治七年底，船政局的基建任务基本完成，“计建造衙、廨、厂、坞、洋房等八十余所”，局内设有铁厂、水缸厂、打铁厂、铸铁厂、合拢铁器厂、模厂、轮机厂、船厂、钟表厂、帆缆厂、火砖厂、舢板厂等16个分厂，工人数目最高时达2500人。这个船政局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海军机构，第一家新式造船厂。
同治八年（1869年）6月，该局建造的第一艘木壳轮船、排水量1450吨的“万年青”号下水成功。这艘轮船从福建试航到达天津港口时，围观者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到场观看的一些西方人也连连称奇。该船政局共造船约20艘。
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致胡雪岩信中说：“闽局各事日见精进，轮船无须外国匠师，此是好消息……阁下创议之功伟矣。见在学徒匠作日见精进，美不胜收，驾驶之人亦易选择，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
胡雪岩在福州船政局的教学设置中也充分吸收西方办理海军的先进经验，采用法国教育体制，把船舶工程学校与海军学校合二为一。该局设立前后学堂，前学堂学制造，由法国人教；后学堂学驾驶，由英国人教。同治十四年（1875年）沈葆桢趁法国技师回国采购的机会，在前、后学堂中挑选出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5名学生随同去法国参观学习。此后，先后派了三批学生去欧洲留学。据有关统计，福州船政学堂共培养学员1100多名，占中国近代海军同类人员的60%，其中包括中日甲午海战邓世昌、林永升等英雄。
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机器造船工厂，第一所船政学堂，其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工业企业都不能比拟的。
“斗殴收费”清官府的荒唐税收
清人张集馨是历经清末道光、咸丰、同治的三朝老臣，其所著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清时福建漳州人有械斗的风气，其中龙溪、漳浦、云霄三个地方尤甚。大姓人家立红旗，小姓则树白旗，掳人勒索，拿赎金买人，聚众残杀，已经成寻常之事。
这种风气的起因是由于两方发生争执到官府申诉，官府不能替民审理，主持公道，于是双方自行拿起棍棒、农具、铁钎甚至鸟枪、火炮等各种器械来“武装”解决。甲方杀害乙方的父亲，乙方便用甲方兄弟的命来偿还。后来械斗愈演愈烈，开始不分青红皂白互杀对方同族的人。双方仇怨越结越深，大姓联合同族的人相助，小姓则纠集同帮的人相帮，本村人手不够，就到外村去招募。定下日子相互集众进行大规模殴斗，必斗个你死我活才收场。面对这样聚众斗殴命案连连，官家是什么态度呢？是等着两方火并之后来收税，所谓的“械斗管理费”。
受雇者每战死一人，雇者给抚恤金银洋三十元，还在祠堂设立忠勇牌位，妻子儿女都能得到照顾和赡养。如此一来，人们则犹如民族英雄一般慷慨赴死。
凡是参加械斗的人，那就如赴战场一样，每次械斗之前，各家妻子儿女流泪相送，出门之后生死未卜，丢掉性命绝对正常，活着回来那是命大。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父子、兄弟会作为对手在械斗“战场”相遇，而这时候不是“赌场无父子，赌场无兄弟”，而是“战场”无父子无兄弟了，只能各为其主拼命搏杀。械斗时鸣金则进攻，举火则退却，呼哨一声则火炮齐放。械斗结束，双方计算死者人数，除相抵外，其余的再告到官府要求赔偿。械斗时，官家也不敢过问，若强行制止则会遭到弓箭飞石袭击。因此只能等到双方“战斗”结束后，才能前往收取械斗管理费。
到后期，争斗的人越来越多，也就不断出现了拖欠管理费的情况。官府这时候便出动上千名差役，前去洗劫村庄，所到之处，实行“两光”，房屋树木，一概捣毁伐光。居住在这里的村民真是祸事不断，一方面要听从同族族长的召唤，加入到“本民族正义战争中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搞得自己家庭支离破碎；另一方面还要提防官府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扫荡”，活得践了兢了。
大清禁赌“两头紧”
赌博在中国绝对可以说得上是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夏朝就已经出现。秦汉时期赌博的种类逐渐增多，到了唐宋时期已经渗入社会各层面。赌博造成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及动荡不安，所以中国历朝历代都颁发了一系列禁赌措施。
康熙朝时缙云县令李某，嗜赌如命，当他病重，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手指还在敲打床沿，喊着赌博时的术语。家里人劝他说：“你都病成这样还念念不忘赌博。”李某说：“我有几个赌友，就站在我的床前我们正在赌博，你们只是看不到罢了。他们来邀我，我怎么能拒绝呢？”说完就昏迷过去。苏醒过来后，向家人喊道：“快替我还赌债！我刚才到了阴间，和一群小鬼赌了几把，结果输了。小鬼说如果我还上了赌债，就放我回阳间。”家人听他这样说，赶紧烧了很多纸钱，可是李某竟在此际一命呜呼了。这是死不悔改的“样板式”赌徒。
清朝江西婺源县镇头镇十分繁荣，赌博风气在这里也是十分浓烈。为了净化社会风气，一些大家族集合本族成员宣誓，不沾染赌博的习惯，刻下了“永禁赌博”的石碑以示立信和铭记。当地还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人嗜赌成性，他的父亲为了让他戒赌写了一首诗：“贝者是人不是人，只因今贝起祸根。有朝一日分贝了，到头成为贝戎人。”儿子看了后百思不得其解，向其父请教。父亲叹了口气说：“‘贝者’是赌字；‘今贝’是‘贪’字；‘分贝’是‘贫’字；‘贝戎’是‘贼’字呀。”
清代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在诸多方面整纲肃纪，同时也严禁赌博，尤其以康熙、雍正两朝最为严厉。康熙在即位之初就把赌博作为大禁，史料记载，当时那些整天沉迷赌博的赌徒们都躲在家里不敢露头，京城内的贼也因此日渐稀少。到了雍正朝，更是严加纠禁，日夜不停地巡查严缉，同时增加律条，官吏赌博要革职，还不能花钱赎罪，并且从此不予录用。当时从事赌博业和赌具制造业的只能改行做起其它生意。
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方赌术传入中国，赌博毒瘤到处蔓延肆虐，十分猖獗，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张鸣岐接任两广总督后，在两广掀起过一次禁赌风暴。他是激进的禁赌派，禁赌最为坚决。对那些反对禁赌的“否议员”准许辞职；而那些停职解职的“可议员”则奉召复职。
张鸣岐以《大清律例》为蓝本，议定《广东禁赌条例》17条，北京修订法律馆将《广东禁赌条例》合并为13条，增加了“未遂罪”一条。《条例》确定后，张鸣岐立即命人印刷通行，饬令全省各地按照新例扫荡赌博，严密查办，从速处理积压赌博案件，以迅雷之势厉行禁赌。新缉捕的赌犯，一律按新例严加惩治。令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及其他一切杂赌，尽行禁绝，不留遗种。禁赌《条例》一颁，广州人民举行盛大的庆祝巡行。
令人遗憾的是张鸣岐生不逢时，禁赌条例公布一个月之后，同盟会爆发革命，张鸣岐的禁赌只能不了了之。但他坚决禁赌的勇气在史册上留下值得称颂的一笔。
“剃头挑子”记载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剃头挑子一头热”这句歇后语，所见证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过程。很多人没见过“剃头挑子”这个物件，因为它早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现在要找那个一头热的剃头挑子只能到博物馆了。不光剃头挑子不再热了，就是“剃头”二字也已经十分落伍，早已被“理发”、“美发”所代替。
剃头挑子其形状是：一副挑子，一头是个小火炉，上有铜盆，温着热水。这是一头热的缘故；另一头是一个小柜子，抽屉里放着剃刀、梳子、篦子等理发工具。小柜子后板正中，竖着一个十字架样的木架，为搭手巾用。那个十字架出头的部分说出来吓你一跳，清初时那是用来挂人头的。还有一件东西必不可少，即由一钳形钢片和铁棍组成的“唤头”，剃头匠通过鸣“唤头”发出的“当啷！”声音来招揽生意，不用声嘶力竭地去吆喝。
“剃头”这个术语是从清朝初期开始使用的。满人进入北京取得最高统治权力后，为了达到长久统治的需要，为了彻底征服汉人，高压强制下令汉族男子改变明朝留“全发”的习俗，实行满族男子的发式，剃去颅前的头发在脑后留辫子。因为衣冠发式历来被看作一种象征，表示接受改朝换代；抵制不剃头发者视为反抗将被处死。